我们在黎明前越狱(2)

■右侧悬挂红灯笼处原是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大门

　　这天放风时，秦鸿钧是背着一个人进来的。后来才知道，他背进来的那人叫张困斋。张困斋个子小，长得像外国人。秦鸿钧个子高。张困斋的腿被打断了。他们被关进1号牢房，也就是和李白关在一起。

　　那会儿，只要有新的犯人进来，大家都很关心的。一是向他们打听外面的最新消息，另一方面，我们也把狱中的一些规矩告诉他们。

　　譬如我关进去的那天，黄河书店的人早已知道了。因为《大公报》上早登过山海工学团的大案了，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呵呵，陶行知山海工学团的来了，横匪入狱已脱逃，捉匪未成反被匪捉。”他们感觉来了生力军了。

　　秦鸿钧进来时也是同样情况。第二天早上，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主动挨近他。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秦鸿钧。”他比较喜欢讲话。他问我：“你是什么案子？”我说：“政治犯，陶行知那边的。”他说：“真的？”我说：“那还有假的？”就这样跟他初步交流了一些信息。

　　下午放风的时候，再接触就比较深入些了。我告诉他，我是北郊的，他说，他是电台的。他和张困斋，还有他爱人，一起被抓进来了。

　　再过了几天，他问我：“你能不能帮我做点事？”“什么事啊？”我问。原来，我们比较年轻，又是老犯人，所以监狱对我们管得相对松一些。我跟沈光旭隔了一道门，靠近门时常可以有些接触。可是监狱对秦鸿钧他们管得紧，他的夫人韩慧如可以过去，但秦鸿钧不能过来，他们不能隔着门接触。

　　秦鸿钧让我把一碗菜递给韩慧如，说是碗底有一个条子，托的时候小心些。于是，我把碗交给沈光旭，让她转交给韩慧如，同时关照她碗底有条子。韩慧如回忆录里写到了这一段，但没有说到借碗递条子的事。条子上写的什么我不知道，但他让我办的事我帮他办了。后来就越来越熟悉了，不过前后也就二十来天时间。

　　秦鸿钧进来后的第三天，又关进一个人来，秦鸿钧认识。这个人一看就是行伍出身，上穿白衬衫，下穿军队的黄裤子。我再去找秦鸿钧时，他悄悄告诉我，注意些，此人是来监视我的。

　　那人进来后，睡在第一个床铺，也就是牢房中空气最好的位置。按惯例，新进来的犯人得睡在马桶边，不可能让他睡外面的。他进来后，对秦鸿钧说：“你的案子是我办的。”他参与了对秦鸿钧、张困斋的审问和拷打，那怎么会进来的呢？他解释说是办这案子时，他贪污了。实际上他是来卧底的，要看李白和秦鸿钧有什么联系。

　　他跟我还套起了近乎，问我是什么案子？跟秦鸿钧什么关系？怎么会关进来的？我回答他，我跟秦鸿钧不认识，我就像被一阵风刮进来的，我也不知为什么抓我。他想了解我跟秦鸿钧的关系。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过了三天，这个人就出去了。

　　那时我每天在里面唱歌。连黄河书店的人也不会唱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我把在陶行知山海工学团学唱的进步歌曲，从早唱到晚。秦鸿钧让我把歌词抄给他。我感觉他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否则，他听后自己可以记下来。后来我才知道，他最初是在山东卖油条的，从东北到苏联学习收发报，后被派到国内来了。

　　我把歌词抄给了他。又过了几天，早上起来放风，他把一块大饼切成三份，分给我和缪剑秋、沈光旭每人一块，然后说：“这两天很紧张啊，因为每天都往外拉人。看样子我们要牺牲几个了，你怕不怕？”他忽然问我。我顺口就回答他：“到了菜市口，伸着脖子是一刀，缩着脖子也是一刀。”他听了连连称赞说：“好、好、好！”

　　5月7日，他被押出去了。我们在里面，不知道情况，韩慧如他们看得很清楚的，是被绑了以后押出去的。等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们不在了，一共是九个人。按我们当时的心情，总盼望他们能活着，哪怕是被解到其他地方去了。

　　我被关进了1号死囚牢房

　　那天晚饭后，查号子、点名结束后，看守拿了一串钥匙，哗啦啦响得很。听到这种声音，号子里所有的犯人都会鸦雀无声，那是一种条件反射。

　　看守的脚步声在我的号子跟前停住了。看守的名字叫大毛，他冲着我喊道：“富华，把东西收拾好。”没什么东西，我把铺盖卷卷好，再拿上牙刷。看守就把门一开，说：“走吧！”我寻思，真的要上路了。

　　看守回头又到10号，叫缪剑秋。我就回过头去接应他，因为缪剑秋高度近视，看不见。我们出去时，其他牢房中的难友都趴在栅栏上看着，一声不响地目送我们出去。我对他们笑笑。

　　走到1号牢房前，我还继续往前走。看守大毛一把揪住我，骂道：“不他妈枪毙你，给你换号子！”大毛跟蒋介石同乡，对犯人最凶。

　　于是，他把我和缪剑秋关进了1号牢房。我睡在秦鸿钧的位置，缪剑秋睡在张困斋的位置。第二天，我整理秦鸿钧留下的铺盖时，发现我给秦鸿钧抄的歌词，他把它写在了铺位边的墙壁上，但写得还不完整，“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

　　关进1号牢房后没几天，军法处忽然提审我，军警是戴着钢盔来提人的。审讯室里面有一个法官，一个书记员。法官约50岁左右，南方人，有些话我听不太懂。

　　法官按警察局起诉我的状书，这样构陷我：“匪富华，系上海北郊20路军司令，抢劫民间财物，准备武装暴动。”在这之前，例行公事地问了姓甚名谁、出身职业等。我告诉他，我是教书的，父亲也是教书的。

　　他接着问道：“那怎么说你是司令啊？”我反问道：“你看我像不像司令啊？”我又说：“我在山海工学团教书的，你可以去打听啊！”他说：“是陶行知那儿啊？”我说，“是啊。”“那你怎么当共匪去了？”我说：“我哪知道什么共匪啊？”

　　他又问道：“那缪剑秋、沈光旭是什么人？”我说：“那是我们分校的教师，我是校长。”

　　他翻了翻卷宗，问：“那他们为什么抓你们进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大概是要钱吧？”“这名是不是你签的，手印是不是你盖的？”我说：“手印是我的，但那是他们打了我以后，强按着我的手盖的。”“那签名呢？”“名不是我签的。”他让我自己签个名给他看看。

　　这时我才回忆起来，敌人在警察局为什么替我签名。因为敌人知道，这样打完后，让我自己签名，我是绝对不会干的，他们再要搞我，吃力得很哪。干脆送你去死吧，还让你自己签什么名啊。

　　法官看了我的签名后，接下来一句话很厉害的。他说：“看样子你是受了人家欺骗了，你给我写个悔过书吧。”我没吭声，他就让我回去了。

　　回牢房后，徐植芳听了我的描述，告诉我：“这里一共有四个法官，审你的这一个姓余，还有一个叫魏而复。如果是魏而复的话，你的案子很快就可以了结了。今天是余法官审你，你的案子还有得拖一拖了。为什么呢？凡是政治犯落到他手里，还没有看到被判死刑的。”说着说着，他把一本书拿出来，问我，“你打不打算写悔过书呢？”我说：“那怎么可以写呢？”“好，不能写。”他先不说，看我的态度。他接着打开书，从书中取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一点点白糖。他把我当孩子，将糖倒进了我的茶杯，说：“你喝一点吧。”他保留的一点糖就这样给我喝了。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