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的教诲终生难忘

　　□马景瑞

教了我三年高中语文的李德荫老师,2007年12月22日在河北省唐山市病逝,迄今已有5年。5年来,我总想写篇怀念文章,又怕自己这支秃笔写不好,有损恩师形象,踌躇迟疑,以至拖延至今。
1955年我在离家八里的一所农村中学开始读初中。这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刚刚开办的一所纯初中学校,规模小(三个年级各三个班)、师生少。入学不久,我便熟知了每位老师的尊姓大名。听高年级同学说,教他们语文的李德荫老师是解放前南京中央大学英语系毕业的高材生,讲课生动有趣,很有吸引力。从此,我便留心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
李老师中等个儿,脸黑黑的,眼睛大而灵动有神,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走路很有特点,总是右膀高而前,左膀低而后,像是侧身而行,但走起来却疾疾如风,看上去很匆忙的样子。我曾经那么热切地盼望着李老师能来给我们上课,但盼了三年,直到毕业也没把他盼来,心中甚感遗憾。
1958年“大跃进”时,这所农村中学躬逢其盛,招收了“空前绝后”的两个高中班。学生是就地取材,我们三个毕业班的同学,凡是愿意上高中的,都留下了；老师是从全校选拔的。教语文的,自然非李老师莫属。我喜不自胜。
李老师上第一堂课就把我们镇住了。他口才好,发音标准,吐字清晰,声调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句句动听,声声入耳。他讲析课文,声情并茂,深入浅出,充满了感染力。范读课文,他能把写作者的细微思想感情读出来,引领我们神游于文章的优美意境之中。
听了李老师一个学期的课,我痴痴地迷上了语文这门课。课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借到的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也常常到学校阅览室里翻阅一些报刊杂志。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我的写作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李老师及时予以表扬、鼓励,有一次还把我的作文当做范文读给全班同学听。我心里美了好一阵子,学语文的劲头更大了。
李老师和善、慈祥,知识又渊博,同学们课下都愿意找他谈谈学习心得；他也经常主动找学生谈心,有针对性地点拨、引导我们如何学好语文。高中三年,我记不清和李老师在一起谈过多少次话了,印象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他告诉我:“学语文没有捷径,就是要多读、多记、多思、多写。经典的篇章,最好能够背诵。”还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学写文章更要学做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写出优美的文章。”他就是这样真诚地教诲学生,句句发自肺腑。李老师还在我的毕业纪念簿上留言:“珍惜时间,不忘读书。”这些循循善诱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高中毕业后,我到济南读大学,李老师被调到卫运河西畔的一所中学继续教高中语文。后来随着山东、河北两省边界的重新划分,这所中学划归了河北省管辖。从此,我与李老师失去了联系,可心里不时想起他。
1968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在老家刚刚吃完早饭,李老师步行二十余里、从他的老家刘垓子公社瓦房村赶到了我家。我惊喜地问:“李老师,您怎么来了?还没吃饭吧?”母亲得知来客是我的老师,立即把面缸里仅存的一点白面倒出来,烙了两张葱花油饼,熬了一碗鸡蛋汤。李老师边吃边夸:“真好吃!”
看着李老师面黄肌瘦、狼吞虎咽的样子,我猜想他一定遇到了大的劫难。果不其然,饭后李老师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造反派批斗、殴打,受尽惨无人道的种种折磨。他说:“这一切我都忍了。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全国有千千万万,何止我一个!我不能忍受的是,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开除回家,不发我一分钱工资!两个孩子还在上学,老伴病恹恹的,干不了活,全家之前一直靠我每月七十多块钱的工资生活。没了工资,吃饭都成大问题了。”
听了老师眼含热泪的诉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急忙掏出口袋里仅有的十块钱递给李老师,说:“李老师,我现在手头只有这点钱,别嫌少,您先拿去救救急吧。”
李老师接了钱,说:“谢谢。我没想到你能拿出这么多钱来。来之前我打听过你的情况,知道你刚参加工作,工资才四十多块钱,还要给家里买高价粮,日子也不好过。”
我说:“等发了工资,我再给你凑点。”
稍坐了一会儿,李老师便急急地走了。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想到他遇到难处首先找到我,对我是这么信任,可我却无力给老师提供有效的帮助,心里一阵酸楚。
“文革”结束后,李老师得以平反,补发了工资,重新登上讲台,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我们衷心地为他感到高兴。
记得是1988年春天,我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期间,李老师神采奕奕地领着他的弟弟李德贤找到我,介绍说:“德贤在聊城师专中文系毕业,分到临清一中教语文,喜欢写作,你们以后可以多交流切磋呢。”由此我又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随后,我问李老师的身体状况,他笑着说:“很好,我查过几次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没有什么毛病。我这个人心大,就是‘文革’时挨整挨饿,在有的人看来已是生不如死的情况下,我始终坚信,绝不会这样长久闹下去,终有一天会说真事!”我笑着说:“劫后余生,必有大福。”李老师也笑着说:“这是一定的。你看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多快!如今你也当官了,可要好好干,多为老百姓着想,也别忘了读书。”我连声说“是,是”,再三挽留李老师吃顿便饭,他坚辞不受,说“还有别的事要办”,说走就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充满依依不舍之情。
2001年春天,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有一次去济南与中学同学王克玉(原山东省人大副主任)相聚叙旧,又说起李老师,他告诉我:“李老师现在唐山市跟着儿子李英一块生活。去年去秦皇岛,我还专门到唐山看望过李老师,他精神状态很好,身体也强健,八十岁的老人,上楼还能一步跨两个台阶。”我说:“李老师胸怀大,心态好,十年动乱也没有对他的身体造成大的影响。”克玉说:“是啊!心胸狭窄的人活不了大年纪。我们都要向李老师学习。”
后来,我与李英通电话,问起李老师的情况,他告诉我:“1989年母亲病逝后,我便把父亲接来唐山居住。老人在这里还是闲不住,主动承担了辅导小区的孩子学英语、学语文的义务。空闲时间,他自己也看看书报,练练毛笔字。他还联系上了大学时代天南地北的一些老同学,经常书信往来,或在电话里聊聊天。”
我感叹说:“李老师晚年生活得这么充实啊!”
李英说:“是啊,老人很知足,很快乐。看到你在河北《老人世界》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很高兴,逢人便夸耀一番,说你在中学时语文就学得好。”我听到这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李老师到了晚年,还关注着我这个老学生,让我怎能不感激、感动呢!
古人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我觉得李老师不仅是我的“经师”,孜孜不倦地教我如何学好语文；而且还是我的“人师”,用几十年的言传身教,教我怎样处世做人。我为此生遇到这样一位恩师深感荣幸。现在,恩师虽然驾鹤西去了,可他的教诲还常常在耳边回响,他的音容笑貌也时时在眼前浮现,他永远活在我心里!

(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