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广州荷兰豆奇幻漂流记

早期广州商馆区，飘着红白蓝三色旗的是荷兰商馆（图圆圈处）。

早年间，荷兰商船进出广州口岸频繁。图为复原的荷兰古船巴达维亚号。

　　阿姆斯特丹博物馆中收藏的早期油画,画中是一艘荷兰商船驶入广州珠江口的情景，可见当时荷兰与广州之间商贸往来的繁荣。

　　深冬了，当季的蔬菜少不了荷兰豆。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菜市场中菜品五花八门，不过以外国命名的，还真不多见。荷兰豆可算得名声响亮。这种豆子，其实原产不在荷兰，今天在荷兰播种的也不算多，那怎么就张冠李戴，得了这个名字呢？这要从明清时期中国与荷兰的海上贸易谈起。历史上，荷兰虽然比不上葡英法美等国与中国有那么多的渊源，但做的一些事，却影响深远。

　　明清之际，是中国与欧洲各国展开交往的早期阶段。对于欧洲各国来说，与中国的贸易，不仅是基于地理大发现而开展的资本爆发式增长的关键阶段，也是彼此竞争的重要场合。因此一场轰轰烈烈的贸易战，就在对西方懵懵懂懂的中国人和同样对中国一知半解的欧洲人的眼皮底下，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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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卜松竹

　　广州西关

　　荷兰豆漂流大陆第一站

　　1785年，即乾隆五十年，一艘从荷兰远道而来的商船驶入了黄埔港。除了满载其他荷兰商船都有的本国土产的呢绒以及从东南亚采购而来的胡椒、燕窝等货品之外，船上还多了一样东西——荷兰豆的豆种。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这种外来作物在中国落地生根，广布开来。

　　广东阳春的刘世馨在他的《粤屑》中对这段轶事有详细的记载：“荷兰豆，本外洋种，粤中向无有也。乾隆五十年，番船携其豆仁至十三行，分与土人种之，九月重阳前后播种……豆种自荷兰国来，故因以为名云。”

　　那艘“荷兰豆船”叫什么名字，现在不太说得清楚。根据中大历史学者蔡鸿生教授的说法，当年抵达广东的荷兰船一共有4艘，其中直接发自阿姆斯特丹的两艘分别是Voorschoten号和Pollux号。带来豆种的“番船”应当是其中之一。当年广州荷兰商馆的大班名叫金绥斯，在馆内供职时间已有26年，是广州洋场上一名老“红毛”，人地皆熟。蔡鸿生推测，有可能就是他将豆仁分给广州西关农民播种。于是西关一带，就变成了荷兰豆登陆中国大陆的第一站。

　　而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有可能在更早一些时候，荷兰豆已经被传入中国台湾地区，引入者也是荷兰人。

　　荷兰豆和人们更为熟悉的豌豆属于同一类植物。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及亚洲西部，荷兰人其实不过起了“播种”的作用而已。它属于半耐寒性作物，喜冷凉、湿润气候，整个生育期都要求较高的空气湿度和土壤水分，因此广东冬季的气候，就特别适合它的生长了。

　　旧时的十三夷馆具体方位大约位于今天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公园附近，东起回澜桥，西止长乐路，北为十三行路，南为源昌街，都是租用十三行行商的物业，是在沙面兴起之前外商的“CBD”区。荷兰行和英国行都是最早进入广州的商馆之一，英国馆建于1715年，荷兰馆建于1727年，两家比邻而居。由于较早进入夷馆区，他们占据了东面濠边最靠近洋商行栈区的有利位置。在当时人的诗文中，荷兰馆以“琉璃绿嵌”和“碧玉阑干”美丽的绿颜色建筑名噪一时。在现在的广州城中，这一带已经过多次改造，丝毫不见当年的模样了。

　　从郑成功到英格兰

　　早期欧洲在华贸易战

　　荷兰这个名字的翻译，直到乾隆年间才正式确定下来。他们最早和中国的接触，已知是在明代。明清之际，时有荷兰船只在东南沿海劫掠。因为长相的缘故，明朝人通常以“红毛夷”或者“红毛番”来称呼他们，这个俗称也沿用了很多年。荷兰人和更早一些时间进入中国的葡萄牙人一样，成为早期中国沿海激烈商战的主要参与者。参与这场商战的，除了欧洲人，还有中国的清政府，占据中国台湾的郑氏家族，以及各式各样的沿海民间商人。

　　从当时荷兰的对外贸易战略来讲，占据中国台湾，可以连接起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日本长崎之间的海上航路，使其在这一海域与更早进入的、占据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和居留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一定的有利地位。但此举也使他们和控制着在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郑芝龙，以及郑芝龙之子郑成功产生了摩擦。最终的结果是郑成功在1662年收复了台湾，但荷兰人也在之后与清政府结成了更加强有力的军事联盟，并借此发展对清政府的贸易关系。

　　由于早期直接与中国贸易的获利有限，因此占据着巴达维亚的荷兰人一度转向与驶往巴达维亚的中国商船之间进行贸易。1686年开始，巴达维亚新开辟了一个以经营中国茶叶和其他物产为主的市场，每年接待大约20艘、乘着东北季风来的中国帆船。这种中转贸易持续了大约30年，到了1717年左右，荷兰当局才又重启与中国的直接贸易。

　　那一时期，从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是茶叶，而茶叶在欧洲市场的竞争也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奥地利国王支持安特卫普商人组成公司直航中国，一度控制了欧洲市场一半以上的茶叶供应。在荷兰方面，从巴达维亚运去的茶叶却因为质量不稳而卖不出好价钱。荷兰公司于是也派船直航广州，并且运回的茶叶取得了高达100%的利润。但这样一来，巴达维亚的贸易地位受到了冲击。于是荷兰公司决定采取双轨制，一方面支持商船直接来广州贸易，另一方面也鼓励前往巴达维亚进行转运。

　　根据中大历史系教授章文钦的研究，到18世纪中叶，西方各国在广州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英、法、瑞典、丹麦、普鲁士等国的东印度公司也竞相做起了茶叶生意，使荷兰公司的利润水平大幅下滑，直接贸易成为主导。这一时期，中国也开始正式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口岸。

　　但直接贸易并没有能够挽救荷兰公司的竞争力，英国人虽然迟至1699年才首次进入广州贸易，但通过对东南亚的一系列殖民扩张，迅速占据了大量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支点，先是迫使奥地利国王取消了奥斯坦德公司的特许状，接着击败了法国公司，随后将矛头转向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抢购货物、袭击商船、英荷战争、降低贸易税等一系列措施，逐渐摧垮了荷兰人的竞争力。

　　《粤屑》中记载：“荷兰豆，本外洋种，粤中向无有也。乾隆五十年，番船携其豆仁至十三行，分与土人种之，九月重阳前后播种……豆种自荷兰国来，故因以为名云。”

　　从荷兰豆到广州阁

　　见证中欧贸易兴衰

　　根据章文钦的研究，从进口商品方面看，荷兰人带来广州的主要是本国出产的毛织品和东南亚出产的香料与锡。前者在中国的销售并不好，但后者却能获得平均达200%的利润。锡在广州市场的需求量每年达5000担，让广州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锡货市场。此外燕窝、燧石、玻璃、象牙、沙藤等也都是重要的进口商品。而中国出口的除了茶叶、瓷器、丝绸之外，还包括药材、漆器、白铅、家具等。

　　179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已经越来越举步维艰，但这并不妨碍公司的商务官员斯赫伦堡在巴伦（Baarn）建造一座自己的“中国园林”。这座布置着假山和池塘的园林中点缀着两座中国式楼阁，分别命名为北京阁和广州阁。这两座楼阁是先在广州预先定制，然后分散船运回荷兰的。根据章文钦的说法，巴伦的广州阁，是迄今欧洲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8世纪中国式建筑之一，“是这一时期荷兰与广州口岸贸易的一件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出口商品’”。

　　1842年，在英国军队对广州的进攻中，整个十三行和外国商馆毁于大火之中，“完全变成废墟，甚至找不到两块叠在一起的石头”，荷兰馆也和荷兰公司与广州的贸易往来一般，消失在历史的浓雾之中。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