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需要“创造性介入”

老挝巡逻执法船（左）与中国公安边防船在湄公河老挝、泰国交界水域行驶。

　　2012年的中国外交可定性为“期待与探索”并存的一年

　　在北大国关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逸舟看来，2012年的中国外交可定性为“期待与探索”并存的一年。一方面，国民对于外交期待很大；另一方面，中国外交还在摸索。从国家层面有志向做出更有创造性努力，具体问题的外交实践还处于探索当中。

　　王逸舟认为，十八大是一个重要的新里程碑，随着新班子的陆续亮相，中国外交还会变化。从当前看，中国外交面临新的外部压力与内部需求，调整在所难免。在王逸舟看来，中国外交需要更多的“创造性介入”，唯有更多的“创造性”才能为中国外交提供更好的方案，因为国际关系的本质在于妥协，找到均衡点，探索出各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方案。

　　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陈周 王希怡

　　人物档案

　　王逸舟，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主要学术专长是国际政治专业。198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毕业，1988年7月该院在职博士研究生毕业。1988年7月～1992年5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等职。

　　关于海洋权益：

　　中国应强化“危机管控”

　　广州日报：2012年当中，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的纷争日趋激烈、复杂，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重要方面。您认为应该怎么解决中国海洋权益方面的难题？

　　王逸舟：要彻底解决海洋方面的难题，就需要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首先应加强的就是“危机管控”。过去这个概念只在中美军事交往中提及，例如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炸馆危机、2002年美国侦察机入侵海南事件。这三个事件中中美发展出了“危机管控”，有一些成果，但还有很多不足。

　　很显然，“危机管控”不仅局限于控制因擦枪走火引发的大规模冲突，还要扩大至由于岛争引发的大规模游行甚至骚乱。另一方面，我们对危机本身的控制，需要和国际各方面协调起来，例如中国与美俄等大国、甚至与国际组织和海洋法对接，这些工作目前还不够，也是中国外交富于挑战的课题之一。

　　中国式“介入”：

　　外交先行与民间参与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中国外交如何具体践行“创造性介入”理念？

　　王逸舟：中国式“创造性介入”，不是军事上的打压威慑，而应该是“外交先行”——穷尽外交所有的智慧与可能性，发挥能动性，积极参与。与此同时，中国式“介入”还需要社会参与，以往的外交都是国家行为，政府主导，社会民间、公民个体和团体参与不够，未来一定要让社会民众在“创造性介入”中发挥更大作用，使国家作用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

　　比如，我在非洲访问时感到，很多国家的官方对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持积极的态度，但民间和学者却有不同的声音。众所周知，最近10年间，中国政府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增加，其中有些援助可能成为当地官员谋取私利的“蛋糕”。对于这种情况，就不能采取“息事宁人”，就需要社会或民间团体发挥自己的作用，加强监督与管理，改变中国在非洲的形象。

　　如何解决岛争：

　　“创造性”提出新方案

　　广州日报：那么，您提及的“危机管控”，应该如何应用到复杂的岛争中来呢？

　　王逸舟：目前，安倍新上台后肯定不会在钓鱼岛退让。如何在双方都不退让的情况下，不让事态步步升级影响中日关系、甚至整个地区的安全稳定，这是挑战。与此同时，我们在南海的一系列有力动作，也让其他相关国家戒备心上升，联手行动甚至拉“域外大国”（比如美国）抗衡中国的努力加强。应对这些挑战，就更需要有“创造性”的外交努力，形成既能满足我方利益、符合海洋法，更能最低限度让这些国家接受的方案。

　　对中国外交来说，这是一场“大考”。除了有硬实力作为对话的基础之外，还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借鉴国际上的解决办法，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兼顾其他国家利益。目前，国际上海洋争端有很多解决模式——比如，共管模式、搁置、第三方监督、国际法庭判案等等。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扬长避短，积极比照、吸收其他国际方案，提出自己的方案。

　　对于一些地区性与全球性问题，中国应该更多地“介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丰富过去的“不干涉”理论，应用“创造性介入”。

　　关于“不干涉”原则的丰富，需多设置平台、杠杆与抓手，其中区域组织就是中国介入中的良好“平台”、“抓手”。例如，朝核六方会谈是处理朝核问题的平台，上合组织是处理中亚地区问题的平台；近期我们提供了湄公河巡航的公共服务，就是处理跨国流域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抓手。

　　参与全球事务：

　　意味着承担更多责任

　　广州日报：您提及的“创造性介入”为开创中国外交提供了新视角，那么一旦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的国家责任与压力是否会无形中增大？

　　王逸舟：未来中国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一方面是机遇，另一方面是责任。比如，在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时，不仅意味着更多权利，还有更多的责任与义务。如何维护相关的国家共同安全，如何处理利益差异引发的矛盾，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都是我们的新课题。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迈开了一步。海盗出没的湄公河流域对中国船工一直伤害很大，经过公安部与地方政府的密切协调，中国倡导与出资、出人设置“以我为主”的湄公河金三角区“巡逻护航制度”，就是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开始。当然，目前中国还没有愿望提供更多的国际安全性“公共产品”，但未来中国会在这些方面加大投入。再比如，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中国如何“创造性介入”国际金融改革，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对外部议论：

　　中国不应过分烦恼

　　广州日报：对于国际影响力日趋强大的中国，西方媒体会对中国颇有微词，甚至有一些恶意批评、诋毁和污蔑。对此，您怎么看？

　　王逸舟：对此，我们不应过分烦恼与看重，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听到的声音。但从另一角度来说，我们也应反思传播方面的不足之处。目前，中国还是“不完整的巨人”，至少在外部呈现上如此。

　　从外围来看，中国的外部影响还是集中在经济方面，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的“推动器”。但中国在价值观上也提出诸如新的文明观、发展观、人权观、和谐世界等提法，外国人或摇头或不解，或闻所未闻。因此，既然中国提出的新的观念尚未给国际社会留下深刻印象，也是“创造性介入”的出发点。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