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矜自夸而少反省、无忏悔

生民

　　读一篇文章，内心为之震颤。在那个只要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对他人肆意践踏、任意施虐的年代，一帮中学生作践一个身份另类的同学，“我”跑上去用自行车的车链子在他背后抽打了一下，看着他的脊背在疼痛地痉挛，但是他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在同伴们的嬉笑里，我又狠狠地抽了一下，“他猛然回首，用一双发亮的眼睛盯住了我，眼眶里盈满了泪水。我的手颤抖了……我的心中有着难以言说的颤栗。”所幸的是，在这最后一刻，“我”停在了尚未泯灭的人性和良心前面。这双盈满了泪水的眼睛，以后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多少年来，“我”始终在打听当年的那个同学，希望对他表示忏悔和道歉——而我的内心震动，既是为文章中的当时情景，也是为作者真诚由衷的忏悔，一道人性的光亮由此照着了他自己，也照着了世道人心。另外还读到一篇回忆文章，作者说“文革”中他受戚本禹的直接授意，看着江青的“批示”和“圈阅”，而参与打倒陶铸的行动。他的忏悔，最终得到了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的原谅。

　　时下的传记回忆录，林林总总，形形色色。那些名人影星的所记所传，自有拥趸自有市场，而我则比较偏爱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纪实文本。但是在藉由往事而有所剖白、引发反思方面，倒是许多小人物的小文章，常能令人动容感慨；而一些大人物的大手笔，却经常让人失望。原因就是它们不能坦诚地面对历史，对于某些史实讳莫如深，缺乏反思和自省精神。

　　看一部政治人物的回忆录，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其中介绍履历、评价工作、罗列有关事件的过程，不厌其烦，无论巨细。书中的许多文字，多是对于自己的业绩陈述，以及一些在历史曲折中的自我表白；而对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其实并没有多少的原委披露，也没有作出多少深刻有力的反思。特别是在历史关口上遇着他人落难时，对于自己当时的做法和想法，更是轻描淡写，虚应故事，宽以待己，诿过于人。也许这里有难言之隐；可是，假如真是意在遮掩、王顾左右，那么又何必作此有如 “最后立言”、“立此存照”的回忆录呢？就我个人而言，读此回忆录，心中的期待忽然失衡，并且不免为它在面对历史、面对自己、面对后人时的精神襟怀感到惋惜；同时不可讳言的是，原本心目中一个不无崇高和崇敬的形象，也因此打了折扣。

　　好像是一个通病，一些人物的传记回忆——不管他们是当红还是背运——都无不意在自我夸耀，评功摆好，以至清一色的伟岸人格，善良忠厚、高尚清白，为人楷模。这些叙述也许都没错，都真实；但是人无完人，更何况在历史的波折及重大事件中，比如就在晚近的反右运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庐山会议乃至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都没有置身事外，以至有如疾言厉色、声色俱厉、上纲上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就多有人在并且也多有“不俗”的表现，当然以后他们又常常再被别人整肃和打倒。可是在他们如今的传记回忆中，对于自己或者是对于传记主人公的不平遭遇，自然是叙述真切；而对于自己或传主曾经施之于人的不堪旧事，却往往讳莫如深，至多也只是云遮雾罩地一笔带过，没有丁点追问和反省。当然，他们不是各次“运动”和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但是这并不是回避反思的理由，而恰恰正是需要进行反思反省的地方。然而，它们又何以都如此选择性地健忘呢？作为公诸于世的公共读物，我们希望这些传记回忆录有所剖白和反省，并不是要去追究什么，而是它们由此道出的历史教训，于我们才是发人警醒、见其价值的重要方面。

　　也许为尊者讳，为自己讳，都是情理所在。但是既然著书立言，自然是希望以此定论，名之于世，树碑立传，那么这就要知道，历史是一个集体的记忆，任何言说都无法避免地要接受人们的检验。

　　如果说以上情形实属遗憾，那么另外一种情形就有些让人不齿了。比如张国焘回忆录，连篇累牍，标榜自大，但是至少对于他的“左”倾杀人，回忆录里却几乎只字不提。而据徐向前等老同志回忆，在张国焘主政川北苏区时，连上衣兜别过钢笔的，都必须接受审查，“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还要看手上有无老茧，看皮肤黑白，以此判断好人坏人。张国焘本人其实也是读书人，还是北大的学生，兜里也别钢笔，手上也无老茧，但他对知识分子却视为异类，下手极狠。更离谱的是，如果女红军里谁长得漂亮，也大成问题。肖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有个妹妹叫王新国，就被张国焘等人杀掉了，“杀王新国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时，以“革命”的名义，处决了那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这可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毛泽民同志在《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一文中披露的史实。那么，在张国焘曾经“左”得出奇、又投靠国民党、再选择资本主义以后，那么多年里，他是否对当年的极“左”以致对年轻生命的虐杀，有过反省和悔意呢？我们没有看到。

　　又有“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如今也属奇货可居，可是在被问及对于当年的“文革”有无反思时，此君表示拒绝，其理由是受到思想认识的历史局限。但是，与作家浩然“受到思想认识的历史局限”而不愿意反思“文革”完全不同的是，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在“文革”之中，是有着诸多整人、害人和个人野心的恶行的，如果他要撰写回忆录，那么在面对自己劣迹斑斑的过往时，就需要格外的境界和人格力量。然而，他选择了回避。

　　当然，对于哪怕是公论的罪错，个人皆有保持沉默、拒绝反省忏悔的权利。然而此种情形，加上许多人物的传记回忆录，不乏自矜自夸、遮掩真相而少反省、无忏悔的现象，就不能不让人想到卢梭和他的自传《忏悔录》了。卢梭的为人行止向来遭人诟病，他性格激烈多变，热情奔放而又极端敏感，大悲大喜旁若无人，缺乏自制力，他睿智但是也活得苟且，他骄傲但是也卑微。然而卢梭在《忏悔录》里剖白了自己的灵魂，他说，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在自传里，卢梭甚至忏悔了一个年轻时犯的错误。有一次他偷了主人家一颗贵重的纽扣，把事情赖在一个他喜欢的小女仆身上，因而使那个无辜的女仆蒙受了羞辱。《忏悔录》没有损毁卢梭的声誉，卢梭的名字与《忏悔录》一起传世。

　　相比之下，这实在是两种不同信念和不同境界。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