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新奇的“教育戏剧”之旅

坐上回家的火车，孩子们有些伤感。

志愿者与孩子们道别。 均 蒋迪雯 摄

　　本报记者 林环

　　一位志愿者深深困惑：所谓助学，是助人还是助己？我们到底帮到他们什么了？就业了？快乐了？教育究竟能改变什么？

　　在物质支援之外，文化援助，既能发挥上海优势，又易调动民间参与，更因注重心灵与人格的成长，或许一次就有益终身。——采访手记

　　一张面纸在藏族孩子们手上传递，没两下，就湿透了，分不清是谁的眼泪，皱巴巴得快破了。

　　索南巴久看不下去，索性从行李包中拿出一整卷筒纸，一段段撕下，抛给孩子们——

　　“别哭了！再哭，今年草原上的花都不开了！”

　　这话挺有效。车厢内的哭声，越来越低，渐成抽泣。

　　“喝止”了孩子们，这位玉树教师又开始“驱赶”来送行的上海志愿者们：送行者一趟趟流泪回头，他再一趟趟红着眼圈“赶”。

　　时针指向8点50分。火车鸣笛，徐徐开动。一双双小手，贴在了车窗上……

　　这是1月16日的早晨。

　　一个月前的15日，十名玉树学生抵达上海。此行，对于这些5岁至12岁的孩子，无疑是深刻而难忘的。

　　不仅仅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从未到过距村庄140多公里的县城。更不用说约400公里之外的玉树州政府所在地。

　　更特殊的是，这是一次新奇的教育戏剧之旅。

　　【面具】

　　“薛敏老师，我们能把面具带回玉树吗？”孩子们问。

　　“当然可以。”薛敏，23岁，上海戏剧学院艺术教育 （戏剧）专业的三年级学生，此次为期一个月的教育戏剧工作坊课程的主要志愿者教师。

　　面具，是这6名女孩、4名男孩的上海之旅的最珍贵礼物。

　　每个面具，都是独一无二的：由石膏贴着孩子的脸来塑形，制作出模子后，再由孩子各自彩绘，最后各自给面具命名，并描绘出这个面具有什么喜好、具什么性格。

　　比如，8岁的丹增巴藏，把她的面具命名为“旦旦”，即她自己的小名。她还盘算，回玉树后就把面具向妹妹“显摆”，并考虑把面具改名为妹妹的名字。

　　还有一个面具，名字叫“猪八戒”；还有一个面具，据说最不爱吃鱼……

　　教育戏剧工作坊的课程进行到一周后，孩子们与面具渐渐有了感情。下课暂别时，8岁的代吉央宗哭了，对她的面具说：“再见了，你要好好的。”

　　1月13日，孩子们的戏剧《白面具与彩面具》，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逸夫会堂演出。

　　剧本大纲由薛敏构想，具体内容则由十名玉树孩子填充。

　　也就是说，戴着面具演出的孩子们，既是演员又是编剧。而教师，更多的是起引导、统筹作用。

　　那么，面具究竟是干嘛的？

　　【“中国教育戏剧第一人”】

　　先说说教育戏剧是什么东西。

　　不要说来自三江源头的玉树师生们此前从未听说过，就算在国内几个繁华大城市，这也是个不为公众所知的新概念。

　　实际上，这个缘起欧美国家的概念，对于上海、对于上海戏剧学院，并不陌生。

　　李婴宁，71岁，上海戏剧学院退休教师，从60岁起踏入“教育戏剧”领域，在磕磕绊绊的英语环境里，将此学科从英国引入中国大陆，被称为“中国教育戏剧第一人”。薛敏，是她学生。

　　简而化之地解释：即把教育融入戏剧，通过戏剧达到人格教育目的。二战后，“教育戏剧”的做法开始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

　　其实，这样的理念，上海戏剧学院的老院长熊佛西等人，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在践行。教育家张伯苓也早就说过，通过戏剧，可培养学生的完善人格和创造能力。只是，尚未系统理论化。

　　少儿教育戏剧，正是教育戏剧的重要应用。

　　面具戏剧，正是教育戏剧的重要手段。

　　【一个 “与众不同的令人吃惊的答案”】

　　面具一戴，玉树州囊谦县吉曲乡的孩子们，小胸膛就一个个挺起来了。组织这些孩子到上海的“薪火爱心基金”成员、上海人王婉说，孩子们自信心明显在增强。

　　缺乏自信的原因，首要是语言障碍。

　　课程第一天，12月16日，“汉语几乎为零”的孩子们与薛敏面面相觑。按薛敏的最初设想，第一堂课原是表达课，“畅所欲言”。但架不住孩子们害羞得顶多报个名字就又低下头含起胸，就放弃了。

　　突破口在哪？薛敏灵机一动，想到了面具。“利用面具作表演工具，表演者会自然产生隐藏感，认定自己不是直接呈现，所以就有了一种自我安全感，敢开口了，肢体也舒展了。”

　　12月18日，面具制作开始。这些来自草原的孩子，开始回归他们的热情本性：声音，不再细若蚊丝；报名玩游戏时，手也一个个高举，争先恐后了。

　　12月21日，在迟到数日的索南巴久的翻译配合下，课程进入了编故事的环节。索南巴久是玉树州称多县扎朵镇中心寄校的副校长、“薪火爱心基金”志愿者，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汉语、藏文皆精通。

　　就在这个时候，已在类似工作坊课程中教过200多位孩子的薛敏，听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令人吃惊的答案”。

　　就是这个答案，让薛敏决定把《白面具与彩面具》搬上舞台。

　　因为教育戏剧课程，本就是“因人制宜”，表达学生自身感悟。

　　【玉树孩子们打破了此前200多位孩子的“惯例”】

　　《白面具与彩面具》是部童话剧。

　　讲的是一个白面具与一群彩面具的故事。

　　故事主人公白面具，是一位有点怪的孩子。他就喜欢白色，而且由于调皮，不招老师喜欢。他身边所有同学，都戴的是彩色面具。

　　上学第一天，喜欢彩面具的老师，给每个彩面具发了一朵小红花，却给白面具打了一个大大的叉。于是，彩面具们抓了白面具，强行把他的面具涂成了彩色。白面具很难过，注视着镜子中的自己，嚎啕大哭。

　　故事的结尾是，内疚的彩面具们，决定趁老师入睡时，去老师那儿偷那支唯一的白色笔。最终，彩面具们不仅把白面具还原成了白色，还将自己的面具也全都涂成了白色。

　　而这个结尾，正是源于那个“与众不同的令人吃惊的答案”——

　　按照惯例，还在面具制作阶段时，薛敏让孩子们自由为面具上色。大片的绿色、蓝色、柠檬黄，是玉树孩子们最爱选用的。

　　还是按惯例，上色之后，薛敏拿着自己手中的白面具，问孩子们：这个白面具出门后发现全世界都是彩色面具，好伤心啊，能不能想办法帮助它呢？

　　没想到，玉树孩子们的答案，打破了惯例。惯例是，把孤独的白面具涂成彩色。

　　但玉树孩子们自自然然地、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那就把我们都涂回白色吧。

　　采访中，薛敏告诉记者：这种改变自己、成全别人的选择，不要说他教过的其他孩子，就连他自己，也未必做得到。

　　【也许这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远游】

　　“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戏剧是离人最近的艺术。”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和马俊山指出。

　　在课程的编故事环节中，8岁的男孩次成久美，讲述了一个打动所有上海志愿者的故事。

　　他说，有一天，面具与它的爸爸妈妈一起上山挖虫草，从早到晚，一根都没挖着。面具知道，爸爸妈妈都很伤心，因为家里穷，急需钱用。所以，第二天一大早，面具就一个人悄悄出门挖虫草，可仍是没挖到。面具沮丧极了，一屁股坐在半山腰，哇哇哭了。

　　下课后，志愿者私下里问男孩，故事从哪儿来？

　　男孩答：这就是我自己的事呀。

　　吉曲乡，处青海与西藏接壤地带，乡民的现金收入，单靠每年挖一点虫草，但吉曲乡却并非虫草的盛产地……

　　归根到底，舞台上的角色生成，源于现实生活，表达的是自己对外界及对内心的求索、认知。尤其对纯净的孩子而言，更是如此。

　　在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生、浦东新区少年宫指导老师张忱婷看来，教育戏剧不仅让孩子们受益，也让教师们受益，“它在帮助我们变得更加敏锐，更加觉知”。

　　“这次这些小孩子给我上了一课，我曾经因为他们的语言障碍感到烦恼。放下原来没有缘由的期望值，我看到他们带给我的感动，哪怕没有最后的那场戏剧，我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内心。也许这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远游的机会，也许因此改变了他们一生。这是最精彩的呈现。”王婉说。

　　【连续3年上海行，都特意选在冬天】

　　囊谦县吉曲乡，这几个字眼对上海的你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偏远？闭塞？我们当然能想到这些形容词，却很难真正体会到这些词的具体表现。

　　25岁的女教师才仁忠尕，是吉曲乡中心寄校的下属村小的藏文教师。“寄校”，顾名思义，学校都是寄宿制的，家里实在太远。

　　通常，玉树里村小的孩子们，一个月回家一趟，路上需要翻好几座山。由于没有公路，通常坐的是摩托车，家最远的，要在颠簸山路上，坐五六小时摩托。

　　才仁忠尕的家在县城，不算太远，坐汽车5个多小时，但为了陪着学生们，她每个月也只回家一次，她的孩子则由父母代为照顾。

　　那么，寄宿学校条件如何，比如体育设施？记者问。因为，在孩子们住的宿舍，记者亲见，8岁的次成久美打得一手好篮球。

　　学校有一个足球，孩子们有时也当篮球打；有一个篮球架，不过日晒雨淋的时间太长，篮筐掉了，篮板还被球砸出一个洞。忠尕猜测，孩子们会打篮球，大概是在上海的一个月玩出来的。

　　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气温，在平均海拔4200米的玉树，是常态。因此，那里的学校，不放暑假，每年漫长的严冬放寒假：从11月底，直到来年3月初。

　　所以，“薪火爱心基金”已连续3年邀约玉树孩子上海行的时间，都是冬天。

　　在玉树人眼中，上海，温暖得很。

　　【一位志愿者多年的深深困惑】

　　这次上海行，孩子们住在上外附中的宿舍里，免费。因为，“薪火爱心基金”成员郑敏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联系了母校老师后，老师欣然帮忙。

　　这次上海行，孩子们去了东方明珠、水族馆、苏州大未来职业体验馆，还应邀过了他们的第一个圣诞节，动手做了他们的第一个匹萨。这所有，均来自基金会成员及志愿者的牵线，免费。

　　2005年，王婉与亲友从上海自驾去藏区，被风光迷住，回沪后应聘成了一家藏区公益组织的义工。2007年，她在索南巴久的陪同下，赴青海玉树实地考察，被强烈震撼，从此开始单枪匹马地专注于玉树的公益事业，并在2010年加入基金会，与更多人一同为玉树努力。

　　在上海，确有一些人，是受王婉感染，而开始了并坚持着对玉树的资助。

　　但年过四十的王婉自己，却有一个多年的深深困惑——

　　“所谓助学，是助人还是助己？我们到底帮到他们什么了？就业了？快乐了？还不如原来游牧尚能自给自足。教育改变了什么？现行的教育体制能为他们做什么？多年的困惑，求解！”

　　早期，对玉树的资助，多集中于物质，例如助学金、暖炉、牛奶鸡蛋等。

　　近年，物质“输血”，已悄然向“造血”帮扶机制转化。

　　而玉树，在所有被资助的贫困地区里，还具备一种特殊性：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生存困境。据王婉介绍，除了放牧并无其他生活技能的藏族牧民，搬迁到生态移民定居点之后，生计难、融入城镇生活难。

　　重回草原放牧为生，应是不再可能了。那么，如何帮扶这些牧民？

　　学门手艺，以一技之长谋生，是“王婉们”的第一反应。事实上，此类职业培训，他们已经在做。

　　昨日与十名玉树孩子同车回家乡的，还有玉树的4位18岁至20岁的年轻人，他们已在江苏南通海安523文化主题公园学习油画达半年。回乡后，可在旅游点画画赚钱，也可在网上卖画。

　　然而，王婉和郑敏都觉得，她们想要实现的，远不止简单的谋生。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

　　谋生与梦想冲突吗？梦想，难道只能在谋生面前低头？

　　王婉不以为然。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她一直存疑。她认为，拥有完整的人格更为重要，寻求自我与梦想更为重要。

　　因此，尝试、探索。因此，玉树孩子的每一次上海行，都是崭新的。

　　2010年末，首次上海行，是来开“演唱会”。玉树地震之后，王婉与同事、友人在极重灾区结古镇，录制了4张义卖CD《青海高原上的原声》。其中两张，是在板房里录的。而演唱者——玉树学童，即为受邀来沪表演者。

　　2011年末，第二次上海行，是来开“绘画展”。画作拍卖所得，也全用于资助玉树学童。

　　2012年末，教育戏剧之旅，是三次上海行中时间最长的。

　　“王婉们”不希望，孩子们只记住了上海的灯火璀璨；而是希望，满足这些心灵的求知欲，帮助他们获得实现自我的信心与能力。

　　这一点，与教育戏剧的本质不谋而合。

　　【温暖】

　　实现自我有多重要，又有多不容易？

　　薛敏本人经历，或许就是最好的例子。高中毕业后，他被保送进一家外语学院，学新闻专业。但大学一年级，看了濮存昕主演的话剧《李白》后，他忽然明白了自己的梦想所在。于是，鼓起勇气退学，重新高考，考入上戏。

　　而这前提之一，就是有足够广阔的视野。

　　一个月的上海之旅，孩子们收获了不少有益的“副产品”——

　　比如，汉语水平的提升。10岁的卓玛才吉，拉着记者的手，说：“我给你画画。”画了一张，她嫌不好，撕了，说：“我再画漂亮些。”而来沪之初，她所会的汉语，只是一个个词往外蹦，并不能陈述完整句子。

　　又如，12岁的拉旺达杰，如今已会换乘地铁。坐地铁时，他会一边看着车厢内的轨道交通示意图，一边很自信地回答“还有几站”这种比他年幼的孩子的时常发问。

　　如同李婴宁曾经说过的：“戏剧，能释放孩子们的天性、他们的感情，培养创造力，同时也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

　　《白面具与彩面具》的另一位执导教师，也是薛敏请来无偿帮忙的好友，说了一段感人的小故事：课程即将结束时的一天，他走到教室外打电话，回教室之后冷得直搓手。拉旺达杰留意到了，主动走近帮他暖手，过了一小会儿，男孩觉得自己的小手不够暖和了，竟把厚厚的衣服撩起一角，想用肚子帮他温暖。

　　那位执导教师说，那一刻，泪水在他眼眶里直打转，差点落下。

　　【想回玉树吗】

　　最后一点担忧：繁华的都市行，会不会反倒给了孩子们，城乡差距的负面影响？

　　记者逐个问了十名玉树孩子。

　　上海好吗？

　　好。

　　那想回玉树吗？

　　想。

　　答案，无一例外。只不过，有的孩子说得出原因，而有的孩子还难以表达。

　　1月13日晚，就在《白面具与彩面具》表演结束之后，王婉身着藏服，在舞台上说了一段亲身经历——

　　玉树地震之后，她去看望因受灾而转移到异地孤儿院的孤儿们。那家孤儿院的条件不错，连当地“奢侈品”空调都有。那位院长笃定地说，这些孩子一定不愿意再回家乡了。

　　而事实是，孩子们围住了她，纷纷问：“什么时候重建好？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

　　1月16日晨，王婉、郑敏、薛敏及其他闻讯赶来的多位志愿者，与玉树孩子们，一个个紧紧拥抱，道别。

　　并相约，玉树再见。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