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长沙过年 曾禁止玩麻将

　　转糖签，在禁赌的1935年春节，在长沙居然也被列入禁止之列，并称禁赌要从娃娃抓起。这种禁赌的扩大化，显得好笑。如今转糖签正慢慢在街头消失，它已成为人们追怀昔日美好的一种民俗风景。

　　在麻将没有进入长沙之前，在年节时期，一般市民休闲娱乐以打字牌为主。1905年后，麻将风行长沙，字牌渐渐成为老年人的游戏。

　　文/任大猛 图/徐晖铭

　　“严打”赌博，正月初八警方押着赌徒闹市游街

　　“当，当，当”，一阵锣声响起。坡子街上忽然闪现20名上了刺刀的警士，他们押着彭积生、文进先、龙文廷、戴曾季、旷路里、刘发楷、曾长发等13名赌犯，出现在长沙最热闹的街道。

　　这是1935年2月11日（阴历正月初八）下午2时，长沙城内，不少商户和过路市民围观到的一幅街景。

　　这13名赌犯“各持扫帚一个”，这支队伍“以高脚牌一块，白布旗两面，上书‘省公安局西区警署’，派警押解赌犯游街，同时打扫街道，以示儆戒”。游街队伍“由西区警署出发，走上太平街、坡子街、红牌楼、司门口、八角亭、药王街、西牌楼、下太平街，然后回署”。

　　这种羞辱赌犯的惩戒行为，在1935年、1936年春节期间，不时在长沙街头可以一见。

　　当年湖南省公安局响应“新生活运动”号召，在长沙大抓赌博。

　　报载：1935年2月4日（即阴历正月初一）至2月16日（正月十三），在长沙城内四区，共抓获1138名赌犯。警方虽对部分人采取游街、张榜、拘留、罚款、扫街等方式，警告其他赌博佬不要再行赌博，但就在13名赌犯游街的第二天晚上，警方再次在长沙市区抓赌，在文运街3号、大官园三条巷3号、茅棚街22号、湘春街4号、樊西巷司禁湾16号、南门外沙河街57号、新安巷17号、福源巷11号抓获赌犯总计102名。

　　当年在长沙春节期间抓获的赌徒，其主要赌博方式首推叉麻雀（今称打麻将），其次，则是玩扑克、摇骰子、推牌九等。

　　1935年、1936年，是民国时期打击赌博犯罪最厉害的几个年份之一。一些赌徒赌兴难抑竟与警方大玩“老鼠与猫”的游戏。像警方破获上太平街唯一袜厂赌窟，此处赌窟设有两道门禁，并且设置有“新生活”与“俱乐部”的口令，但这两个口令却被破获。南正街上一赌馆内则安有电铃通风报信。北门司马里一处公馆内高墙高房，警方最初无法进入抓赌，后借来送电报、安有喇叭的摩托车，谎称送电报，骗开大门，再一涌而入抓获大批玩麻将的赌徒。

　　在严打赌博时期，打麻将的赌徒犹心怀侥幸。在对春节赌博管理松弛、不闻不问的年份，长沙城内，每届新春据说只有三种声音：雀牌、喇叭和锣鼓声。那时长沙的春节，街头商户爱打开年锣鼓、吹过年喇叭。而雀牌声，当然就是推麻将牌声，它竟可与锣鼓、喇叭声相提并论，可见打麻将的人之多。当年，有人就说，“废历新年，长沙市上之沉沉万户中，几有‘万象回春，百赌皆作’之势”。

　　从1929年初，到1938年“文夕大火”前，长沙一度明确禁赌。1930年初，除夕之夜，湖南《国民日报》编辑清完报样后，下班回家，结果他听到“僻巷偏街，行人虽少，然常闻有呼卢喝雉碰和之声，达于户外”，他说：“此盖国人恶习如此，每逢节期，则以赌博为唯一消遣。闻公安局已严切禁止，则赌博之风，或可以革除云。”

　　铁腕治赌，敢于碰硬的薛岳仍不能刹住赌风蔓延

　　翻阅1917年到1949年三十余年的民国旧报纸，旧长沙城内，无论禁赌与不禁赌的年份，一阵阵麻将声，仍不时从春节期间报纸中传出来。所谓“禁者自禁，赌者自赌，屡兴屡禁，屡禁屡兴”，当然禁牌赌也难免“时松时紧，时紧时松”。而颇有一些“维护之责”的官吏们，不但不作为，反振振有辞地说“习俗移人，积重难返，殊难过问”。

　　打麻将等赌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所谓“长沙新年竞赌，每视为消遣之具，即为父兄者，亦莫之禁，独是赌风一开，弊害百出，废时失业，倾家荡产，固为嗜赌者之下场，而青年子弟，被其诱惑，甚至自寻短见，或终身堕落，陷于盗窃奸宄而莫之拔，推原祸始，皆赌之一字”。

　　这时，就会有长沙老人，对春节赌风大炽忧心忡忡，发出哀鸣，甚至不由自主流露出怀念“心中美好的前朝”的情绪来。

　　有人在报上载文说，在满清帝制年代，曾制定过法律，“凡经旬累月，开场聚赌者，初犯徒三年。设局诱赌者，亦如之。造卖赌具为首者，发边远军，为从及贩为首，流二千里；贩卖为从，徒三年。”也就是说，在清代，凡聚众赌博及贩卖赌具，是要判刑三年或流放的。

　　其实这些追怀过去的老人没有弄清的是，麻将这项赌博，兴起并成为“国赌”，就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签订《辛丑条约》的清朝晚期。当时全国上下，对清朝已彻底绝望，一方面革命党在积蓄力量蠢蠢欲动，另一方面从朝廷到市井小民，纷纷沉迷麻将牌中，长沙城里流行麻将，就是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才出现的，此前长沙主要赌博方式是摇骰赌宝，打跑符（字牌）等。

　　当慈禧太后也打起麻将来，当官员为讨好慈禧送上象牙制作的麻将牌时，清朝制定的禁赌条文，当然只等于一张用过的黄草纸了。麻将成为了清朝晚期的“亡国之戏”。民国成立之初，军阀混战，人心痛苦，使麻将的生命再显昌盛，麻将于是从晚清一直蔓延到民国来。

　　民国时期，仅就长沙一地来说，确曾在春节大赌期间，努力禁止麻将。

　　尤其在抗日战争第一次长沙大捷后，薛岳主湘时期，曾严厉禁赌。

　　当时长沙市区及湘省所属各区县均张贴布告称：今后发现军人、公务员打牌赌博者，一经抓获，经军法判处死刑，决不容情。市民罚劳役5至10年。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当年就有湖南省粮食管理局谢铮局长之侄、省粮食局二科科员谢铁成偷偷跑到邻居家打麻将，当晚12时谢铁成被巡警抓获，经文艺路第九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审判后，当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案轰动一时。

　　然而，不论是30年代的运动式禁赌，还是薛岳时期的铁腕治赌，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期，长沙城内一到春节，仍然赌风猖披。

　　1949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四）湖南《国民日报》二版载：“依照惯例，初五以前是不禁牌赌的，所以，这几天玩牌赌钱的很多，呼卢喝雉。赢了的，高高兴兴；输了的，愁眉苦脸……”

　　可见在民国即将覆亡之时，长沙城内不但赌风大炽，且春节期间已经弛禁纵赌了。

(来源: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