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江浙鼎足而三的明清山左学术

　　张尔岐虽“熟读经史,兼及诸子百家,旁及太乙、奇门之学”,但交游圈子基本不出济阳县。45岁时因顾炎武的引介,张尔岐受聘参与康熙朝山东省志修纂,交游为之日广,切磋学问者多为饱学之士。而后张尔岐学问突飞猛进,最终跃居一流学者之列。

　　与江浙鼎足而三的明清山左学术

　　2013-01-22 作者：王 坚 于岸青 来源： 大众日报

陈介祺与他收藏过的毛公鼎。

　　□ 王 坚 于岸青

　　众所周知,作为儒学发源地,孔孟之乡,齐鲁文化源远流长。作为齐鲁文化最高成就的儒学,在包容百家,不断调整和充实、修正自身以后,独步天下数千年,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一般认为,山东在先秦两汉是学术中心,到了明清时代其中心地位大为削弱。2012年12月28日,由山东人文社科研究协作体主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承办的“齐鲁文化高层论坛之一:明清时期的山左学术”在山东大学举行,论坛则认为,到明清时代,虽然中心地位有所削弱,但山东的学术仍成就巨大,在很多方面与江浙地区并驾齐驱,可称明清时期中国学术的三驾马车。

　　山左是山东省旧时的别称,因中国古代,坐北朝南,而山东整体上位于太行山之东,故也将山东称为山左。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齐鲁学术、特别是对明清时代山左学术的整体性探讨付之阙如,一方面使得对山东学术缺乏总体认知,另一方面也使得对齐鲁文化的探讨长期停留在一个层面上。为了夯实齐鲁文化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山东省内社会科学界的交流以形成齐鲁文化学术研究的新高潮,山东研究齐鲁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学者等70余人云集此次高层论坛,并获得丰硕成果。

　　顶尖全国的山左学者林立

　　山东作为孔孟之乡,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的山东学术辉煌,在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学术的中心。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国家主流文化思想,人才选拔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儒家学术深入到全国每个角落。在儒家文化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方面,全国各地就有了大致均衡的机会,儒家文化就不再属于山东,而是属于全国,甚至属于世界。

　　山东的地缘优势为其他省所不及,在传承弘扬儒家文化传统方面,山东仍然有着自己的优势,由此而带动了山东学术文化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就明清来看,山东学术迎来了自先秦两汉以来另一个大发展期。分而言之,就明代而言,明代文坛前七子之一的边贡,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重要成员谢榛,明代散曲第一人冯惟敏,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戏曲作家李开龙,著名书法家邢侗,著名军事家戚继光都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

　　到清代,山东学术则更上层楼。就全国顶尖学者而言,在经学方面,张尔岐、孔广森、颜光敏等在学界影响巨大,其中,张尔岐对三礼学、尤其是《仪礼》的研究独步整个清代,使顾炎武也自叹不如,“论近世经学创始之功,稷若(张尔岐)实足与顾、阎、胡比武”；孔广森在清代首倡今文经学,从而揭开了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大幕。在文学方面,王士禛作为清代著名诗人,论诗创神韵说,康熙时主盟诗坛；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堪称中国古代神怪小说的最高峰；孔尚任的《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由于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从而达到“中国传奇的巅峰”。在史学方面,马驌《绎史》以纪事本末体为中心,兼容编年体、纪传体、学案体的优点,堪为“体制之别创”,不但开乾嘉考据学派考史之风,而且达到了当时中国古代研究上古史所能达到的新高度；柯绍忞著《新元史》,列“二十五史”之殿军。在自然科学方面,薛凤祚在科技领域首先引进哥白尼天文学体系和对数理论,从而奠定了清代“畴人之首”的地位。在文字语言学方面,郝懿行遍注《尔雅》、《山海经》等经典,与乾嘉考据学派中坚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齐名；桂馥、王筠、许翰致力于《说文解字》研究,成绩斐然。在古书辑佚方面,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佚唐以前佚书700多卷、594种,为搜集和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作出了可贵贡献。在金石学方面,“山左金石最富,……而考证亦日益精审。故咸同光间金石学度越前古,而山东学者为之魁。”其中,黄松、吴式芬、刘喜海、陈介祺、丁彦臣、王懿荣都功力深厚,享誉学林。总的来看,正是由于明清时代山东学术成就斐然,延续到现代,造就了像日照王献唐,临清季羡林、平原任继愈、栖霞牟宗三、聊城傅斯年、荣成张政烺等影响学坛的大师级人物。

　　运河改道带来学术繁荣

　　明清时代山东学术之所以能够继先秦两汉迎来另一个高峰时期,原因不外有四。

　　元朝大运河改道之后,山东特别是山东西部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使得山东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不但为明清山东学术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使山东学者有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比如张尔岐,虽“熟读经史,兼及诸子百家,旁及太乙、奇门之学”,但交游的圈子基本不出济阳县,论学质疑的对象也只是同县的几个师友,所以声名一般。45岁与顾炎武定交后,因顾炎武的引介,张尔岐受聘参与康熙朝山东省志修纂,交游为之日广,局面为之日廓,朝夕相处切磋学问者除顾炎武外,还有薛凤祚、李焕章、刘孔怀等饱学之士,随着与这些学者的深入交流,张尔岐的学问突飞猛进,最终跃居一流学者之列。

　　齐鲁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明清尊崇儒学的国策,使山东学术发展拥有了坚实基础和发展动力。明太祖改革科举,以儒家四书五经取士,及清朝,清朝诸帝对儒学的提倡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康熙、乾隆更是数次造访曲阜孔府。上行下效,社会上尊孔之风蔚为大观。这一切,不但对明清山东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而且使得山东的学者们有了更高的起点；比如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他年轻时期科举不顺而郁郁不得志,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37岁的孔尚任由于在御前讲经,得康熙的赏识而被破格授予国子监博士,由此,孔尚任轻易跨过阻挡大多数清代学人的科举门槛而进入安心创作时期。

　　山东地域之内良好的学术资源环境也为明清山东学者提供了施展的舞台。比如以古代铜器碑石等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自产生伊始,山东学者的成就就引人注目,而到清代,山东学者更是金石学领域的弄潮儿。这种局面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古秦汉时代,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区重镇的山东境内文物众多,这种客观基础使得其他地域学者在一开始就很难与山东学者竞争,比如陈介祺和王懿荣。陈介祺虽出身于官宦世家,且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但早年泛滥诸家,只是小有所成,到中年之后,集中致力于金石文物的收集与研究,最终冠绝清代。粗略统计,他收藏中仅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有7000余方,商、周古钟11件,商周铜器235件,秦汉器物80余种,以及秦汉刻石、各种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其中的毛公鼎驰名中外。1850年(道光三十年),他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一幢用于存贮自己收藏品。在许瀚、吴式芬、何绍基等人协助下,他将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复鉴别,系统整理,编成《簠斋印章》。而这些成就不能不说有地利因素使然,这是其他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正是在这种地域学术环境熏陶下,王懿荣最早注意到殷墟甲骨的文物价值,由此拉开了现代甲骨学的序幕,虽然后来甲骨学以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郭沫若、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为中坚,但“甲骨第一人”却只能是王懿荣。

　　最重要的还在于,明清时代山东学者的刻苦精神使得山东学术的崛起成为现实。一提到山东,人们首先会想到这里是礼仪之邦,山东人吃苦耐劳,淡泊明志,这种精神在明清山东学者、特别是一流学者中得到深刻体现。比如郝懿行,虽进士出身且当时学问名动天下,其妻王照园,亦博涉经史,当时就有“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妇”之誉,他由于专心治学,二十余年官职没有获得晋升,“所居四壁萧然,庭院蓬蒿常满”。

　　协作体促学术发展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山东人文社科研究协作体办公室副主任王学典指出,作为山东省第一次跨文、史、哲诸学科的人文社科高端论坛,最有代表性的齐鲁文化学者汇集一堂,畅所欲言,不但全面探讨了明清时代的山东学术,而且以中国古典学术真面目来研究其本身,纠正了近代以来以西方学术分类分割中国传统学术的误区。可以说,自近代以来,那种认为山东自两宋之后、特别是明清时代严重落后的印象得以初步改变。

　　在此次论坛之后,协作体一方面将在山东文化各个板块、各个板块之间关节点、对历史上山东顶尖学者等方面进一步深入,同时尽快安排协作体通讯及山东历史文化丛书的出版；另一方面,协作体也会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以提炼学术命题、公共话题等形式促使整个社会重新认识明清时代以致整个历史上的山东学术文化,而这一切,都将会使得对山东学术文化的成就有耳目一新的认知。

　　在探讨中,学者们一致认为长期以来由于编辑出版的问题,明清以来山东的学术与文化成就长期得不到有效的重视。而自山东省重大文化工程《山东文献集成》编撰出版以来,由于编撰过程中,所收录的材料新,选取的角度新,所得出的结论新,使得学界长期形成的对明清山东学术与文化的印象得以初步改变。实际上,而这次高层论坛的召开,必将能使学界进一步认识到明清山东学术的成就及其在全国中的地位,从而成为齐鲁学术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山东人文社科协作体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先生提议于2012年2月创设的山东省内的人文社科研究平台。协作体兼具民间机构与实体性组织的二重功能,以重大课题为纽带,整合省内、乃至国内外学术资源,对齐鲁文化的不同模块如孔孟文化、稷下文化、泰岱文化、蓝色海洋文化、沂蒙红色文化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尼山论坛、鲁南文化经济示范区建设等重大现实性问题展开研究,是山东省人文社科研究机制创新的重要举措。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