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京摄
本报记者 高健
孤身一人,积蓄全无,满怀悲伤……蒋立新,打小就生活在四九城里的老北京,突然在2000年觉得自己如同落难异乡的游子。这一年,他23岁。
前一年,母亲去世。此后,父亲也很快地衰弱下去……2000年的春天,父亲过世了。
“妈妈去年刚走,爸爸,你怎么又抛下我!”接到噩耗,蒋立新背靠着墙,泪如泉涌。这些年的一幕一幕,如幻灯一般在眼前闪过。
先是妈妈得了脑血栓,卧病在床多年,小新刚刚技校毕业,在郊区一家公司找了一份珠宝制作的工作,月薪3000多元。“孩子,别担心家里,你妈妈有我照顾!”父亲坚持让蒋立新以事业为重。
然而,父亲的身体也在两年后累垮了,被查出患有心肌梗。小新辞去工作,靠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和姐姐一起照顾二老。
送走了父亲,没有工作的蒋立新仿佛失去了人生目标,每天惶惶度日,就连自小生活的北京也变得陌生。有朋友劝他去珠宝行重操旧业,“不,我就是因为这工作,没有尽孝,我不想再干这行了。”
“小新,你再这么消沉下去,人就废了,你对得起父母吗!”安贞街道居委会的阿姨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句“呵斥”也喊醒了小新,在居委会的帮助下,他卖起了报纸,这“卖报歌”一唱就唱了12年。
刚开始,小新自己上邮局批发报纸,蹬自行车走街串巷叫卖,性格内向的他不好意思吆喝,就老到自己熟悉的黄寺大街一带,等候熟人上门。“我在这儿上的学,熟人多。”果然,老同学、老熟人都很照顾小新,他每天进的近千份早报、晚报总能销售一空。
半年多以后,踏实肯干的蒋立新,小有积蓄。在黄寺大街街口架上三四张木板,有了自己的报摊,报纸的种类从两三种增加到几十种,他还卖杂志和书,生意红火。
小新也不再少言寡语,进了报纸,他自己先看一遍,一份报纸30多个版,他能一口气吆喝下来所有版面的头条新闻,卖报哥的“卖报歌”京味儿十足,“中国男足拔份儿了啊,冲进世界杯”、“赵本山大拿,又得了春晚一等奖”……着实吸引了不少顾客。
卖报渐渐让小新释怀了伤悲。他越干越起劲,每天早晨4点多出摊,一直干到半夜11点多,他的报摊成了周边社区老人们的“活动站”。“不是不想收摊,很多大爷围着我的报摊聊天,聊得痛快了,就不记得时间了。”
小小的报摊还让“卖报哥”找到了“卖报嫂”。
2003年8月15日,小新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那天,他正在看报,“大哥,我能求你件事吗?”一位衣着朴素、大方开朗的姑娘出现在眼前。原来她是附近教育学院的学生,想勤工俭学,教别人学电脑,希望能在报摊发放招生广告。小新同意了。“当时真没私心,就觉得这个内蒙古姑娘一人闯北京,不容易。”说起当年,小新脸涨得通红。
一周后,小新才主动问了姑娘的姓名。“陈移洪,能把洪水移开的意思。”姑娘大方回答。“这样吧,我这报摊有富余地方,你干脆就办成招生点吧。”
自此,小新每天都会拿抹布把木板擦干净,还不时准备好矿泉水,小陈也夹着广告每天准时来报摊。
望着小新的背影,小陈有时也会出神,“这个男人很好啊,1米8的大高个儿,魁梧的身材,圆圆的脸,憨态可掬,背负着对父母的愧疚,拼命工作,常年风吹雨淋,脸颊长皴,真让人心疼……”
望着小陈,“卖报哥”也总是笑容灿烂。2004年2月,再一次的四目相对,两人知道,找到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小陈的QQ空间里,至今仍保存着和“卖报哥”的爱情点滴。
那一年的情人节,两人在报摊度过。小新下厨做了鸡蛋饼。小陈咬了一口,温暖的味道让她泪眼朦胧,她悲戚地说:“其实,我有病……体检时,医生说我也许不能生育……”小新张开双臂,扶住陈移洪的肩头,望着她的眼睛,笑笑:“所有人都会生病。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2005年1月27日,小新和小陈结婚了。后来,他们也有了爱情的结晶,一个健康活泼的男孩。
2008年,在街道和邮局的帮助下,“卖报哥”的报摊升级成了邮政报刊亭,设在黄寺大街东边,小新有点不适应。“以前多敞亮,和顾客能打成一片,现在隔着窗户,感觉生分了。”
“小蒋,《参考消息》给我留一份,我一会儿回来买。”家住附近的周大爷冲着报亭喊一嗓子,“得嘞,您放心!”
王大哥掏着兜朝报刊亭走来,小新探出头,“充值吧,还充50的?”“对,你帮我充着,我先去趟超市。”王大哥放心地把手机撂在杂志上……卖报12年,小新几乎把所有老顾客的习惯都熟记于心。
“卖报哥”蒋立新风雨无阻,坚持每天7点前出摊,经常拉晚儿到夜里10点。即使在非典期间,小新的报摊也一天没关,“这是一个诚信问题,顾客想看报纸,我是一个卖报的,就应该负责任。”
每年,小新只给自己放两天假:初一和清明,初一是为了和妻子、孩子团聚,清明是为了给父母扫墓。
妻子每天骑车给小新送饭,有时儿子来陪着他卖报纸,小新拿起报纸,教儿子识字,一家人挤在小报亭里吃着米线,“每当这时,我都感到很幸福,很幸福。”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