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庄严感”

□王文静

　　灯下夜读，一本耿传明教授著的《晚年周作人》（现代出版社），从年前到年后，搁在床头的枕边书，断断续续，案头搁置的那棵白菜老根都开出了灿黄色花，才算收尾。

　　读到书尾，惊叹南开教授所引胡兰成的断语，来佐证晚年周作人的生活、遭际和命运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我对胡兰成向来无兴趣，很少看他的文字。但或许同样的遭遇，能找到同样的人生病灶，胡兰成谈到周作人时，这样说过：“周作人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他所表现出的，已经在现代中国人中不多见的那种‘日常生活中的庄严感’，周作人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极端严谨，极重礼仪的人，这大概跟日本文化的影响有关。”

　　“日常生活中的庄严感”，在他的前半生给了他太多学者、绅士、名流的作派，让他曾经叱咤五四文坛，和京城一帮学者文人构成京派作家圈，无疑周作人就成了这个圈中领袖，和他远在上海的兄长左右对峙，在文学建树上难分伯仲。

　　可是在国家惨遭异族侵略的抗战时期，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的这一“日常生活中的庄严感”，让他成为了日后国家的罪人。一味地“庄严感”，使周作人贪图安逸，就想躲在书斋里读书写作；在“庄严感”面前，他不想离开京城，像北大众多知名教授那样拖家带口颠沛流离。比如抗战时的陈寅恪，流落香港，除夕之夜，宁可一家人每人半碗稀粥，共食一个咸鸭蛋，也不要日本宪兵送来的米面。别人是硬骨气，爱国心，在周作人这里，却还想坚持着他的“日常生活中的庄严感”。这大概正是他落水的真正原因？

　　“日常生活的庄严感”，成也此，败也此。他晚年后毁誉参半，甚至在他生前“毁”远远大于“誉”。很长时间内，太多的读者限于他的“文化汉奸”，止步他的文字，所以很少人能认识到他的启蒙思想、他的散文创作、他的翻译著述。他被抛弃，被冷藏，被边缘化。

　　耿教授的这本《晚年周作人》，不同于止庵和钱理群的周作人传记之处，正是在于晚年的周作人生活在众多人物环境的背景中，相对于止庵的文字材料中的“文人大家”和钱理群的哲学历史中“鲁迅昏弟”的周作人，耿教授笔下的知堂老人是众多民国文人教授群映衬下的“多寿多辱”老作家，一位到死都想保持着他的“日常生活的庄严感”，且“一说便俗”、在家修行的“隐士老僧”。

　　可是历史罪责，是不能掩盖晚年周作人的在文化上卓越建树，和他为弟、为父、为夫的可佩之处。对于长兄鲁迅，对于后辈学人，和他的八道湾家人，知堂老人无论是著述还是翻译，他已经倾尽全力。从耿教授取材于知堂老人的书信、日记、散文文字，以及他的同辈、后辈怀念知堂的文字上看，耿教授的确为我们解读了一个真实历史语境下的“晚年周作人”。

　　合上书册，突然就想采下案头的一小束灿黄的菜花，置在书尾处，衬着耿教授引用的知堂老人写给香港友人书信中的那句话：“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

　　王文静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