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菜叔日记（8）

　　□ 卖菜叔

　　这时候从路北朝我走来一位姓康的大哥。他是在报国寺早市做古玩生意的。康大哥双手掐住我的腰把我从咸菜堆里拽出来。我本来就穿得破烂不堪,再加上辣椒糊、酸白菜的黏汤,简直惨不忍睹。

　　热心的康大哥一直在旁边帮我,陪我到修车铺花了45块钱重新安了个新车轮。康大哥陪着我挨饿受冻大半天,生意也没做成,我心里感恩不尽。这一次损失大了,一上午市场损失,咸菜损失,右脚被砸得走路一瘸一拐,回来时路过万泉寺还被联防队罚了50块钱。

　　记得有一次,我在岳各庄批发市场进了满满一三轮车的咸菜,兜里只剩下几块钱,不够缴出门费了。收费的有一个女人特别横,就因为差了1块钱,就把我的辣萝卜条甩到地上,摔得直流汤!这一年岳各庄批发市场出门费按件收,每件1块钱,而新发地批发市场一辆大平板三轮车,不管装多装少,只要车胎压不爆就只收3块钱。

　　红莲市场西里与太平桥交界处是我来北京卖咸菜最后一次打野摊的地方,那次受了不小的打击。

　　有一天中午我吃完饭就急匆匆地骑着三轮车占摊位,这天下午生意很冷清,我都没卖多少东西。就在我闲得慌的时候,工商、派出所、城管、卫生局的人一下子都出现了,我们这些摆野摊的都各顾各飞快地骑着三轮车跑了。“大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我对那片地不是很熟悉,还自作聪明地往南跑,可越往南路越窄,最后钻进了一条死胡同!我想这回惨了,骑在三轮车上不敢回头看。这次是大清查,城管、联防、卫生局三方一起罚我,他们问我是接受50块钱罚款还是扣三轮,我只好接受了处罚。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摆野摊、打游击卖东西了。

　　姚兴帮大侄子看我去市场又进货又卖货,回来还要做饭,吃完饭后又要打游击卖货,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就说不如把国庆妈(我媳妇)接北京来给我做饭、洗衣、看门,我就不用那么累了。我听着有理,就盘算着等收完秋季庄稼,把家里的3亩8分地扔给别人种,接媳妇一起来北京。

　　1998年深秋,我和媳妇把半亩地芝麻卖的180块钱当做路费来北京。我抱着刚满两周岁的二儿子,媳妇手拉着4岁的大儿子,从我们故乡的欧庙集上,乘坐一辆小客车赶往阜阳火车站。

　　一个多小时后,一家四口来到了车站。在候车大厅等候的时候,孩子完全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了,可不是嘛,这里不知要比家里那花3200块钱盖的半砖半土的简易房子好看多少倍。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突然两个儿子哭闹了起来。大儿子一边哭一边说:“爸爸,咱们回家吧,我想回家!”看着两个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孩子,我使劲把眼泪憋回了肚里。家虽然破旧,但始终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啊。“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用在这里也许不合适,但却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感受。

　　两个孩子爱家、恋家的那一幕,让我回想起父亲、光棍三叔、哥哥和我四个人相依为命的日子。寒冬腊月没有柴火烧,我们四个人就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一家人在一起,身上的冰冷就能被心里的温暖打退。

　　这天晚上十点五分的时候,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四口人登上了一列绿皮火车。一路上挤得我们口干舌燥,两个孩子哇哇大哭。可没想到的是,深夜里我们的火车票钱和卖的半亩地芝麻钱都被偷光了。第二天早上,当我们乘坐的火车到达河北霸州时,大儿子饿得直哭,我和媳妇摸遍了全身的衣兜,才凑出5块钱给大儿子买了一盒廉价快餐。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