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年回首]当年的非典患者 如今的股骨坏死病人

小汤山医院住院部 这里住着几十位被感染非典后患有股骨头坏死的医务工作者

　　中广网北京4月15日消息（记者刘黎 王娴）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节目今天关注：现在是2013年的春天，我们倒数十年。同样满城花开，同样满眼新绿，那是2003年的春天。

　　“非典”是很多人的2003记忆。一些人失去健康，一些人失去家庭，一些人失去生命。一些人获得新生，一些人获得经验，一些人获得关爱。

　　“非典”是全社会的2003记忆。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应急体系、信息公开，公共词典翻过新的一页。

　　十年很长，树木成材，少年成人。

　　十年也短，很多记忆，清晰深刻。

　　十年故事，十年人生。十年回首，难忘非典。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非典，十年回首》，在十周年纪念时回望非典岁月，亲历非典的医者、患者、组织者、研究者甚至旁观者都是讲述者。今天播出第一篇，《让生活继续》。

　　武震、王瑞英和杨志霞，37岁、46岁和58岁。她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十年前是陌生人，十年来因为同患“非典”熟识彼此。

　　1976年生人，名字里有个“震”字，武震今年37，人生对她最大的震动恐怕从2003年开始。

　　武震：得上的时候就怕自己是非典，就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非典，但是没想到非典会这么严重，没想到会这么要命。

　　2003年的武震，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实习医生，主修内科，十年来，她待的最多的地方却是外科病房。

　　武震：07年就疼，疼之后就开始做手术，结果手术没做好，感染了。就开始无休止的求医了，治疗、康复，这一侧做了一次植骨，一次感染灶清除，这边做过増控减压。然后这边换关节，这边也换关节。

　　武震说起这些会笑，因为非典治疗中激素使用产生不良反应，她得了股骨头坏死。武震和几十位病友长期住在北京昌平的小汤山医院二楼病房。刚刚做完右侧股关节置换，换了个人工关节，将卧床三个月。

　　换关节，对股骨头坏死患者来说是件大事，因为人工关节寿命一般只有十五到二十年。武震病友中的大多数，都还挣扎在“不换关节”的保守治疗过程中，包括王瑞英和杨志霞。

　　王瑞英比武震大近十岁。她和自己的两个姐姐、母亲，都和武震一样，在非典治愈后患上“股骨头坏死”。现在四十多岁的王瑞英每天乘地铁到15公里外的公司上班，除了上班，她大多待在家里。

　　王瑞英：简单的工作做起来特别辛苦，觉得特累，腿特别酸疼，擦地根本不能擦，从来不擦，蹲不下去，能简单做点饭，给小孩做点饭，收拾收拾厨房，也就这样。比如说女孩子都爱逛街，我就不敢逛，不能遛，你没这个能力遛。

小汤山医院 武震病房一角 阳光照进来

　　和王瑞英家一街之隔的杨志霞被“非典”病友们叫做“杨姐”，她病退多年，股骨头坏死。

　　杨志霞：刚出院两个月吧，医院给我开的诊断证明，我就13样病，因为我是双向双侧股骨头坏死，双胳膊坏死，我是全身的骨坏死，肺纤维化，甲状腺结节，这都是激素，重度骨质疏松。

　　王瑞英和杨志霞都不止一次说到现在来往最多的除了家人就是病友，用她们的话说，“特别懂彼此，都经历过那些事儿”。杨志霞家是2003年北京因为非典疫情被封的第一个平房小院，她的爱人、父母、弟弟，相继在那个春天去世：

　　杨志霞：我父亲是4月26日死的，我母亲是4月21日死在协和了，我爱人是5月1日死的，我弟弟是5月3日死的。我爱人死是过了两天以后，护士从楼道里告诉我，杨志霞，给你爱人火化了。

　　患非典，被治愈，再次被确诊股骨头坏死，是十多位接受采访的非典患者同样的履历。坐在小汤山医院向阳的病房里，武震的窗台上用清水泡着核桃仁，架子上摆了两盆粉红色雏菊。

　　杨志霞：大夫在看完片子以后就一句话：你这个就是股骨头坏死。你就回去拄拐、坐轮椅，就等着换关节吧。出来然后就哭了，我妹就说怎么回事，到了车站我就一边说一边哭。我们俩就在新街口那个44路车那里抱头痛哭。

　　非典痊愈，每一个出院的非典患者无不庆幸。多发的不良反应在这十年中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治疗、工作常常难以两全，面对病和痛，面对经济和家庭的负担，他们无法选择。

　　十年病床，对三十多岁的武震、四十多岁的王瑞英和五十多岁的杨志霞来说，是非典愈后的生活主题。在医务工作者岗位上“因公患病”，武震在小汤山医院的诊疗费用全部报销。杨志霞说，她和王瑞英以及其他100多名“非因公”患者得到了政府的确认，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精神抑郁是目前三类可以报销治疗费用的疾病。杨志霞不满意：

　　杨志霞：这三项治疗是免费的，但这三项都是不治之症，你免费有什么用呢？

　　“非典”患者杨志霞保留着媒体刊发的有关“非典之后”报道 并且珍藏着记者为她拍摄的一张照片

　　杨志霞第一次和记者见面，就挽着记者胳膊走路，她解释说是因为使不上劲。

　　杨志霞：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活着特难呢，因为它是24小时这个疼伴着你，所以让你心烦意乱的。我们因为这场灾，后续这些难太多了。

　　十年之后，王瑞英说她和杨姐一样，走不出来。

　　王瑞英：说实在的，可能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人们却从这个阴影中走不出来，后续的这些事太多了。

　　作为病友们中的大姐，杨志霞去年当了奶奶，她用手划着智能手机屏幕上的照片，照片里的她和孙子挤在一起，穿着大红羊绒衫，放下手机，她的笑容就可以瞬间消失，她说，最想忘记。

　　杨志霞：有些东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忘的，如果我没有后遗症，可能慢慢就淡忘了，凭着努力，我再去工作，可以改变我现在的生活现状，现在我没有这个能力……

　　“走出来”是非典后股骨头坏死患者不约而同说起的愿望。武震说她有自己的羡慕，羡慕上班的人：

　　武震：上班挺好的，然后有的时候就能忘了非典这些事情，我挺羡慕的，就是我也愿意那样，我这腿要是没什么感觉我也可能上着上着班就忘了这些事情了。我喜欢当医生，我上大学的时候报的院校全是医学院校。

　　人到中年，每天上班，王瑞英的羡慕正相反，她羡慕退休的人。

　　王瑞英：我特别羡慕那些退休的病友，她们时常一年就可以去住一次院去。我都不敢去住，我要是去住院去，工作没法做了，你说现在竞争的这么厉害，你回来以后没有位置了怎么办啊。

　　王瑞英懊恼自己无法做个好主妇，家里客厅挂着十多年前和爱人拍的婚纱照，放大到一人多高。

　　王瑞英：好多病友都离婚了，有时候我也和爱人聊聊，我老公说，我肯定不会离开你的，如果要是你真地不能动了，瘫在床上了，我就拿一个轮椅推着你，话是这么说，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你像我，基本家里什么都不怎么干。

　　另一半是生活的重要依靠，但失去另一半又是很多病友的现实，尽管年轻些，武震似乎更习惯一个人的日子。

　　武震：我们08年分的手，反正就是我腿不好了以后，来自他家庭的压力，然后我们俩那会也是我那个腿不能自理了吗，就是总发脾气，吵架，他肯定觉得压力挺大的，家里面的，然后同事也劝他分手吧，我也是总没有给他好脸色。

　　十年是三位采访对象的年龄差，十年也是她们和病友共同的经历。过去曾经艰难，现在依然有困惑，但她们的生活都将继续。

　　武震、王瑞英、杨志霞，三个女人的年龄分别相差十年，她们分别接受采访，面对话筒的表达却几乎同步推进，从羡慕到担心。

　　杨志霞2003年前在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上班，发现股骨头坏死后病退，儿子工作之前，一家人月收入不足千元。

　　杨志霞：可是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我们将来怎么办，你说我和我弟妹一人，她现在病的更厉害，一个月躺床上半个月，还没有任何收入，没工作，你说将来我们俩老了怎么办？去养老院，我们俩去的起吗？

小汤山医院住院部二楼 供非典后股骨头坏死患者康复治疗的器械

　　王瑞英至少要十年后才退休，她说几乎一闲下来就担心起将来。

　　王瑞英：我们就觉得特恐怖，你说我们以后要是老了，还这样，谁照顾我们啊？现在一家就这么一个孩子，以后小孩可能会压力更大，我们有病，不是提前退休了，就是没法太正常地工作，没有太多的积蓄，到我们老了，怎么办啊？

　　这样的对话往往不是自问自答，问过之后是长久的沉默。

　　三十、四十、五十，2003年非典患者的年龄段比这还要宽泛得多，至今仍在不断求医的人群，仅在北京，就超过百例。

　　同是当年的非典疫区，在广州，三角梅盛开一如往年，记者联系到多位当年的患者，他们都表示“要过普通人的生活”谢绝了采访。

　　在北京小汤山医院，还有二十多位感染非典的医务人员长期住院接受骨科治疗，在病房，武震的床头除了病案卡片，是一张孩子笔体的图画，简体小人在跳舞，武震解释，那是小外甥女的作品，旁边是她用汉语拼音写的字。

　　武震：姨妈我希望你的腿赶快好，那会儿也是，她妈妈刚教会他拼音，还会标音标，然后就给我写了一个。

(来源:中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