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打工只是受罪，不会有一亿五千万人跳进去

本版撰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李欣蔚

　　近日，美籍华人张彤禾的新书《打工女孩》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书是作者历时两年追踪报道而完成的。2004年，时为《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张彤禾首次来到广东东莞采访，走进打工女孩中，与两名打工女孩吕清敏和吴春明交朋友，全程交往式跟踪、观察、记录下她们的命运变化。

　　十年间她从最初级的工人

　　到接近中产阶级

　　羊城晚报：这本书起源于你的海外媒体工作，那么你起初决定写时希望表达什么？

　　张彤禾：我最初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有很多外国报纸早已刊登了关于中国大陆“打工族”的报道，通常重点在工人受伤或者是被虐待。国外的读者不知道中国的现状是怎样的，他只看到最负面的东西。很多人对我说，中国这些打工族像是被虐待的，很糟糕，很受罪，可能就比奴隶好一点点这样。对这样的状况我很生气，中国人的生活其实改变了很多，很多媒体的报道没有反映这一块，我觉得很不公平。

　　我的想法是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如果出门打工真的只是受罪，那不可能有一亿五千万人都会跳进去。我怀疑这个群体自己对这件事情看法可能很不一样：虽然出去打工很辛苦，但也带来一种机会，一种有趣的探险。在那两年里，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去东莞一两个礼拜，主要是采访五个女孩，跟着她们，听她们的故事。

　　你花两个小时采访一个人，和你花几个月的时间跟着她，看她生活的上上下下，得到的结论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认识春明是她在第一个工厂工作的时候，如果我只写她刚被骗在街上游荡，那写出的文章会是很悲惨的打工生活。但我花了很多时间，可以看到她的生活不断向上改善，从十年看她的改变，她从最初级的工人，现在已经接近了中产阶级。所以我觉得要花很多时间才可以真正了解事实。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

　　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羊城晚报：但是你觉得进步神速的春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打工女孩这个群体呢？

　　张彤禾：最基本的，写这两个女孩是我希望她们的背景有代表性，比如她们是农村来的，没受过太多教育，家里很穷，有经济上负担，一定要有这个背景。我也要找比较有意思的、有个性、有看法的女孩，愿意跟我谈，愿意想生活的未来，有什么计划，或者她做这件事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彩方面，我挑她们是因为我觉得她们很有意思，很有野心。我在东莞见过其他很多人，但听了她们的故事没有写，很多故事都是类似的，受苦、被骗。

　　羊城晚报：你在书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写了很多次“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这是为什么？

　　张彤禾：我觉得这是可以代表在东莞生活的一句话。我在书里也写到，我采访过两个女孩，写她们的故事，跟她们交朋友，但过了两个礼拜找不到她们，发现她们已经跳到别的工厂，然后再也没办法找到。后来写到吕清敏也是丢了手机，没办法跟最好的朋友联系上，这个印象也很深。你真正进一步了解她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现，最痛苦的是你在城市很孤单，认识的朋友一下子全都不见了，你没有人可靠。另一句话“你只能靠自己”也在书里重复了好几次。她们在城市感到没有人会帮助她，只能帮助自己。

　　我觉得，全中国现在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可能不这么激烈和极端。当然在城市里生活，中产阶级的教育比较稳重一些，但这群人里也有很多是流动人口，也有很多从别的地方来打工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句子也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生改变的过程对个人产生的一些影响。

　　我写这本书时，

　　何伟也在写他的《寻路中国》

　　羊城晚报：你丈夫彼得·海斯勒（何伟）因为出版了“中国三部曲”而被广大中国读者熟识，他会给你的书提意见吗？

　　张彤禾：何伟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一开始我是给《华尔街日报》写这些文章，他特别鼓励我，说这是一本书的开头。在东莞的时候感觉我是消失了，外界的人都不知道我在哪。但我会给何伟写很长的Email，他很有兴趣问很多问题。这么长的时间，有一个人真的在关心你写的东西，也有很多看法，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鼓励。

　　事实上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写这本书的时候，何伟也在另一个房间写他的《寻路中国》。何伟是我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他很喜欢，看得非常仔细，细致到一个个字来评说。但写作是完全独立和个人的事，我们不会合作写书，尽管我们有共同的兴趣，会彼此支持和帮助对方。我们离开中国后，2007年去了埃及。

　　羊城晚报：你和何伟先生现在在埃及是做什么项目？

　　张彤禾：我们在埃及的项目其实刚开始，第一步是想学阿拉伯语。但可能也是最后一步，因为如果失败了就离开了。何伟来到中国才学会中文，他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我自己是小时候就会一些中文，我想给自己一个挑战，看能不能学一种新的语言。我们希望在埃及学习阿拉伯语后，再渐渐了解那个社会，希望可以写出跟在中国类似的故事，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们觉得中东有些地方和中国有些像，有非常重要非常丰富的内涵，但外面的人了解不多。大家可能看中东就只看政治，只看恐怖主义，只看以色列的问题，但那儿也有很多普通人，他们也在生活，也在享受，他们是怎样把现代化跟宗教传统综合在一起的？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希望慢慢来观察。

　　如果家庭出身和中国无关，

　　我不会有这么深的情感投入

　　羊城晚报：为什么你会说自己的中国背景和美籍华人的身份给你带来沉重的情感包袱？

　　张彤禾：《打工女孩》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我的看法其实是西方的看法，或者说是美国人才会有的看法，因为我在美国长大的，也没有刻意接受中国文化，想法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两种非常强大又相互隔绝的文化的产物。在我认识的美籍华人身上，我曾见到这种矛盾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有的人对中国完全不感兴趣；另外一些人变得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拥护政府，一听到批评中国就急于辩护。要接受你的华人身份真正意味着什么，这是个艰难的过程，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逃避这个问题，因为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想。

　　在这本书里，我尽量做到公允不偏心，既看到好的，也看到不好的。不能掩盖的是，我真的很关心中国，希望中国能好好发展。如果家庭出身和中国无关，我想我不会有这么深的情感投入。

　　链接

　　张彤禾(Leslie T.Chang)：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在中国生活了十年,专注于探察社会经济转型如何改变制度和个人的故事。她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曾在捷克、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担任记者；同时，也是《纽约客》、《国家地理》等媒体的撰稿人。

　　她的丈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同样以描写当代中国的非虚构作品而闻名，两人目前定居埃及开罗。

　　何晶、李欣蔚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