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因时髦打扮暴露身份

原南方银行印钞厂部分同志的留影，摄于1983年5月。

何伟当年的工作照。

暮年的黄文彬回忆起当年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

各种面值南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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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面值南方券

　　1949年7月，我党秘密运输南方券到粤东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适应华南解放战争的发展和需要，南方券曾在粤东周边一带的解放区流通使用。当时解放区缺乏印刷设备，南方人民银行发行的南方券需要在香港先印制底版，再悄悄运回潮汕解放区加工，这条运输线上可谓凶险重重。日前，当年参与护送南方券的何伟和参与印刷厂管理工作的黄文彬，向记者讲述了南方券运输途中鲜为人知的经历。

　　文/记者 张映武

　　图/王玉珍 提供

　　背景：

　　发行南方券

　　稳定金融秩序

　　1949年夏，在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的努力下，粤东大部地区顺利解放。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权在广州成立了所谓的“经济作战委员会”，一方面派出匪特潜入解放区，伪造假币，破坏解放区的金融秩序；另一方面印刷大量的银元券、金圆券掠夺物资，造成物价恶性通胀。

　　1949年7月，为稳定东江、韩江、梅江解放地区的金融秩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经党中央同意，在揭西县河婆镇成立了南方人民银行，在华南解放区发行统一的南方券，并派蔡馥生、赵元浩等人负责筹建银行和钞票印刷厂的工作。

　　但解放区缺乏印刷钞票的设备，组织研究后决定先在香港初步印制南方券底版，再运回潮汕解放区进行加工。据当时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地下党员何伟介绍，在香港的印刷任务交由香港中华书局印刷厂的同志负责，并委托香港进步人士开设的“永发印务公司”来承印，这不仅可确保纸钞的印刷质量，而且可加快印制速度。

　　在香港印制出来的南方券只是半成品，上面只有图案，纸张都还未裁切，从外观上看就像是商标纸。“因此我们需要成立一间印刷厂，在南方券底版上面加印朱字、南方人民银行印章、钞票的面额、号码、日期等内容，并做上标记，防止国民党伪钞的捣乱。”曾参与印钞厂生产管理的黄文彬介绍道。

　　建立印钞厂并非易事，印刷机、发电机和纸张材料（高级道林纸）等物资设备都需要到香港秘密采购，运回河婆镇的途中得穿过多道关卡检查，困难重重。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印钞厂的成套设备和第一批初步印制的南方券终于准备齐全。

　　运设备：租用英船 有惊无险

　　“那时粤东解放区还时有游击战，国民党的联防部队经常出没，运回设备物资的途中随时可能遇到国民党部队的拦截。”黄文彬告诉记者。如何突破重重封锁，将这批设备和物资安全运回解放区呢？蔡馥生等人将突破口锁定在可自由出行的英国商船，在香港进步人士的协助下，他们顺利租到一艘英国商船。随后，他们安排了20多名技术人员，以做生意为由，扮成押运货物的工人随船出发。

　　由于事先做好了疏通工作，商船出港时比较顺利。直到晚上10点左右，远处突然有一艘国民党侦察船尾随上来，船上人员荷枪实弹，并发出讯号灯，要求轮船停航接受检查。船上的大副见状并不慌张，主动发讯号回应，敌人的缉私船见是英国轮船，不敢靠近检查，转了几圈后就掉头走了。第二天清晨，船顺利到达目的地甲子港，与前来接应的同志们汇合。“从港口到河婆的印刷厂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当地区委派出了地方武装人员沿途护送，所有机器设备和物资，都靠人拉肩扛，终于在1949年6月中旬到达河婆。”黄文彬介绍说。

　　印钞厂的设备、物资运到河婆后，随即紧张投产，为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印钞厂对外挂“永泰印刷厂”的牌子，地区党委派出了一个警卫连的战士担负印钞厂的安全保卫工作。

　　运钞：海上遇敌特 烫发惹疑心

　　而更多在香港初步印成的南方券，是由地下党员租用渔船来分批运送的。

　　1949年6月，何伟被组织安排在香港中华书局做检钞员。一天她突然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迅速将一批印好底版的南方券送往陆丰的甲子港口，交给那边的接应同志。

　　当天夜里，何伟和地下党员石英、倪珍美夫妇三人赶到香港某处码头登船。据何伟回忆，那是一艘靠人力划行的木船，船主是一名中年男子，“他告诉我们，中途若遇到敌人的盘查，大家就统一说这（南方券）是广告用纸。”

　　没多久，木船出发了，但还没驶离码头，就有消息传来，因遇到香港英属警察突击检查，原先制定的路线不安全，他们只好返回原地等待指示。中间反复了几次都未能出港。等了几天，最后他们选准英属侦察船交班之际，趁着夜色，总算驶出了港口。

　　但船航行到下半夜时，就被一艘国民党的电船发现了，“他们打着刺眼的灯光追上来，很快逼近我们的木船，我心里正盘算着怎么对付他们时，几名身着国民党军服的人已经端着枪走上木船，叫嚣着要盘查船上的人和物品。”船主示意何伟他们不要出声，他平静地说：“这三人是水客，帮别人运些在香港印刷的广告纸去大陆。”

　　国民党特务并不相信，开始搜船。他们简单搜查后并未察觉异样，但何伟、倪珍美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们当时在香港中华书局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平时比较注意衣着打扮，并且都烫过头发，当天出发时我们换上了普通的衣服，但头发却没遮挡。”何伟说。

　　特务盯着何伟和石英夫妇，叫嚣道：“水客怎么可能还烫了头发，这分明有问题，带回去审问。”说完他们就动手抓人。一旁的船主急中生智，突然走上来，从口袋中掏出一笔钱塞给他们，并低声说着好话。片刻后，那几个人扬长而去。等他们的船远去后，船主才回头告诉他们：“我刚才观察他们的言行，感觉不是冲着纸钞来的，他们看你们打扮时髦，无非是想趁机敲诈一笔。”何伟、石英夫妇三人深深被船主的沉着和冷静折服，“事后我才意识到船主很可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顺利躲过一劫后，船又行了几天后，终于抵达甲子港。

　　紧急：

　　连夜转移设备

　　河婆镇这边的印钞厂也陷入了险境。印钞厂刚要开始投产，黄文彬他们就接到前线传来的消息：国民党赣南的残余部队胡琏兵团，正兵分两路往潮汕方向逃窜，其中一路部队很有可能会路过陆丰。“若被对方发现印钞厂，肯定会遭到破坏，边区党委最后决定立即将印钞厂搬迁到八乡山良田乡。”黄文彬告诉记者。

　　接到转移的命令后，全场员工连夜把刚装上的设备又重新拆卸、装箱、包装好，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他们足足花费了五天时间，才把设备运到革命根据地八乡山，同时借用良田中学作为印钞厂的生产场地，“那里四面环山，非常隐蔽，只有两个路口可以出入，易于防守，国民党残余兵力即使发现这地点也不敢贸然进攻。”黄文彬说。

　　所幸的是，国民党胡琏兵团的部队并未发现搬迁后的印钞厂。为不耽误印刷时间，设备运到良田乡后，他们立即夜以继日开工赶印。印钞厂从1949年6月下旬开始投产，到10月中旬结束，印制南方券面额有一元、五元、拾元三种，辅币有一角、二角和五角三种，共印制了约1.09亿元的南方券，“在当时条件下，我们能生产出这个数目的南方券是很不容易的。”黄文彬说。

　　南方券印制出来后，国民党发行的钱币瞬间成了历史。虽然南方券从印制到结束发行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但是它作为华南解放区统一的本位货币，自发行后，币值稳定，流通正常，大受群众欢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广东相继建立起来，1950年4月，成立不到一年的南方人民银行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南方券在回收后也停止了流通。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