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在西铺毕家 “设帐”三十载

马瑞芳: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马瑞芳重校评点〈聊斋志异〉》、《蒲松龄评传》、《聊斋志异创作论》、《聊斋人物论》、《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马瑞芳说聊斋》、《马瑞芳趣话红楼梦》、《马瑞芳趣话王熙凤》和《马瑞芳趣话〈金瓶梅〉》等。

蒲松龄

《三生》

《狐梦》

　　“莫言的诺奖致词直接受聊斋故事影响,《聊斋志异》构思模式对莫言小说的影响更是随处可见。”近日,马瑞芳教授题为“诺贝尔文学奖和《聊斋志异》”的讲座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诺奖”、“魔幻现实主义”等字眼也再次把蒲松龄这位深深影响了莫言的讲故事前辈推到了大众视野。
蒲松龄一生贫困,教私塾是其主要生活来源。当时把设私塾叫“设帐”,结束叫“撤帐”。据蒲松龄之子蒲箬记载,蒲松龄“屡设帐缙绅家”,长达五十年,其中三十年在淄川西铺(古称“西鄙”)毕府度过。毕家是什么人家?蒲松龄与这家名门望族关系如何?毕府对蒲松龄的人生和《聊斋志异》写作产生过什么影响?针对读者感兴趣的话题,本报特邀我国研究《聊斋志异》的著名专家、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讲述”蒲松龄在西铺毕家做“家教”三十载的故事。
□ 马瑞芳

39岁设帐绰然堂
康熙五十四年(1715),蒲松龄在聊斋倚窗危坐而卒,享年七十五岁。他一生贫困,教私塾是其主要生活来源。、
蒲松龄于康熙十八年(1679)到毕家坐馆,康熙四十八年(1709)撤帐回家。他的东家最初是刺史毕际有(字载绩)。毕际有去世后,是毕韦仲(字盛钜)。
毕家在明末是名门望族,毕际有之父毕自严,号“白阳”,官至户部尚书,故称“白阳尚书”,去世后赠少保,著有《石隐园集》。其弟毕自肃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御史。毕际有顺治二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县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州。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被罢官。蒲松龄在诗文中对他以“刺史”相称,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毕际有虽为贵官子弟,但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精于鉴赏,喜吟诵,爱交游。他在江南做官时,曾跟江南大名士陈维崧、林茂之、杜于皇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他罢官离任时,陈维崧等江南名士送至江干,争为诗歌,绘“江干系马图”。毕际有归乡后,无意东山再起,乐于在诗酒琴棋、园林景色、子孙绕膝中享受乐趣。毕际有长子和三子早逝,顶门立户的二儿子毕韦仲育有八子三女,这八个儿子和后来陆续长成的十六个孙子都是蒲松龄的学生。至于毕府三位小姐和十三位小小姐有没有跟随蒲松龄读书?已无资料可考。《仙人岛》写的聪明伶俐、出口成章的小仙女有没有毕府小姐影子?也只能想象了。
靠着真才实学,蒲松龄被藏书万卷、交友四方的毕际有请做西宾,教毕家子弟,设帐于白阳尚书题写匾额的绰然堂。堂中陈设华贵,楠木茶几上,有架粗大的黄杨木根雕成的木影炉,有宋代米芾玩赏过的海岳石,还有一块怪石,玲珑剔透,顶端宛如缀了闪烁发光的珍珠,用水一涂,立即有三颗星星闪光,名曰“三星石”。蒲松龄的卧榻也是艺术品,紫红色的床帏上,明代大画家冯起宸画的竹子似乎可迎风摆动。蒲松龄白天在这儿教学生读书,夜晚挑灯夜读、辛勤写作。毕府万卷楼,经史子集,无所不有,“书充栋,凭君剪。”
绰然堂内最初有“两师六弟”,两个塾师教六个学生。蒲松龄和另一位老师如何分工?已不可知。六个学童,小的刚刚识字,大的将近成年,蒲松龄教毕家子弟读“四书”、“五经”,学制艺文,教“事亲敬长之节,威仪进退之文”。他还根据自己的爱好引导弟子学习诗歌写作,研读庄子和列子。他认为这才是“千古之奇文”。而时文家不过是“窃其唾余”,“借杨老之糟粕,阐孔孟之神理”。坐馆期间,蒲松龄还要到济南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举人考试),后来又带学生到济南参加考试。可惜,蒲松龄和他的学生都未能冲破举人大关。
师生共享石隐园
蒲松龄的《绰然堂会食赋》生动地描写师生一起吃饭的情景,写得十分有趣,我们用白话叙述其中一段:仆人急急忙忙走上阶梯,叮叮当当碰响碗碟,饭来了!门一开,孩子们立即忙起来,小的飞快跑着找地方坐,大的犹豫着,不好意思抢。一个一个,你挨着我,我挤着你,奔跑的声音,拖椅子的声响,像群牛奔跑,像万鹤鸣叫。刚刚坐下,就睁大眼睛看什么东西好吃,吵着要这要那,孩子们的身子远远前探,像一堵墙,袖子沾上热饭,顾不得擦；一双一双白森森的筷子耀眼,一双一双臂膀遮住目光。老师刚一回头的工夫,好菜已给学生抢个精光!
这种“日日常为鸡鹜争”的情形,让蒲松龄觉得可笑亦可喜。这也说明:毕府安排家庭教师与少爷同桌吃饭,待遇不低。但蒲松龄离乡背井,“我为糊口耘人田”,无暇管自己儿子的学业。虽然“长男幸可教诸弟”,但“久以梅鹤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也相当悲凉。
尚书府蔚为大观。绰然堂后边,振衣阁气势雄伟,阁前有两株松树,一株树干挺拔,亭亭直上；一株树冠如蝴蝶展翅。宅院后毕自严构筑的大花园名“石隐园”。后来这个大花园荒废了,毕际有重新建个规模稍小的园子,仍叫石隐园。园中藤萝缠绕,翠竹森森,月季盛开,绣球烂漫,海棠花开万朵,牡丹灿似朝霞,木瓜香气四溢……遇到暑热不堪,蒲松龄就移居“山光绕屋树阴浓,爽气萧森类早冬”的石隐园中,在效樊堂或霞绮轩读书、写作。他把弟子带进园中上课,《读书石隐园,两餐仍赴旧斋》写师生共同享受石隐园中的清凉:“今年合谋抱卷逃,竟扫庭树诛新茅。花树喜我至,浓阴绕屋声萧萧；山禽喜我至,凌晨格磔鸣松梢；两餐往还足二里,归去汗浃如流水。如流水,何妨哉?解襟习习清风来。”为什么在同一个家庭,吃顿饭还得跑二里路?那是因为,毕府讲究“内外有别”,内宅有女眷,教书先生从后花园到前院就餐,需要从宅外绕道,毕府子弟却可从内宅走。很可能年龄大点的学生会礼貌地陪老师一起走,年龄小的穿宅而过,捷足先登。学生当然得等老师到达才能开饭,孩子们等得不耐烦,《绰然堂会食赋》中饿虎扑食式的吃法就更可理解。
西宾馆东惺惺相惜
做私塾先生是当时读书人不能金榜题名时的重要谋生手段。馆东和家庭教师本是雇佣和被雇佣关系,蒲松龄与毕家关系完全不同。毕氏父子对蒲松龄持赏识、尊重、爱护的挚友态度。
蒲松龄西铺坐馆时,已是著名文人。他十九岁时县、府、道三试第一,成为秀才。曾到江苏宝应给知县孙蕙做幕宾,即俗话所说的刀笔师爷。他受到淄川两位大乡绅赏识。一位是从刑部侍郎位置退休的高珩；一位是曾任翰林院检讨的唐梦赉。他们向县令举荐蒲松龄,邀请蒲松龄到家中做客,请蒲松龄代写文章,邀蒲松龄同游崂山、泰山。康熙十八年(1679)《聊斋志异》初步成书,《画壁》、《种梨》、《崂山道士》、《成仙》、《陆判》、《聂小倩》、《画皮》、《连琐》、《叶生》、《莲香》、《娇娜》、《婴宁》、《红玉》等名篇已尽在其中,神鬼狐妖占绝对优势。两位有地位的乡绅的鼓吹,对蒲松龄的成名起推动作用。毕际有也是文人,自然因能邀请到杰出的西宾而高兴。
实际上,蒲松龄不仅是毕际有请来教孙子的老师,还兼任刺史“商古略今”的聊伴、赏玩园林的游侣、代写书信的秘书、接待客人的“礼宾使”。蒲松龄初入毕家就因为代毕际有写书信显露峥嵘。康熙十八年(1679),陈维崧以博学多才授翰林院检讨,致书问候毕际有。毕际有请刚至其家的蒲松龄代笔写回信。蒲松龄揣摸毕际有的语气落笔,先回忆和陈维崧的友情:“古人一日之别,犹怀恋恨,数里之隔,辄动相思；况乃天限南北,真如异世,钟情如我辈,谁能不悒悒哉!”接着回忆当年“纵饮雄谈,欢呼彻曙,直欲挥白日使停晷,止参斗使不坠；每一文成,叠肩击节,追随晨夕,使人乐而忘返”。表达毕际有看到邸抄(朝廷文件)知道老友进入翰林院,“此中欣慰,如获异宝”,正想写信祝贺,没想到先收到翰林来信,“喜泪交并”。蒲松龄虽是穷困场屋的秀才,却绝顶聪明,模仿毕际有口气,写出高官达宦的气派和富贵闲人的风度,措词得体,情采俱现,大概刺史本人挖空心思也未必写得出。此后,蒲松龄替毕际有写了不少文章。

对小小山邑淄川来说,毕府足够显赫。方圆百里的达官贵人,如新城刑部尚书王士祯、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孙廷铨、淄川工部侍郎王鳌永和刑部侍郎高珩,都和毕家联络有亲。位卑职小的淄川县官,不能不照孟夫子的话去做:“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淄川历届县官都要到毕家拜见毕刺史。毕际有常派蒲秀才代表自己出面接待,蒲秀才的名气渐渐从民间布于官场。淄川几任县太爷都礼遇蒲秀才。康熙二十年(1681),县令汪如龙请蒲秀才到县衙做客。这大约是蒲松龄生平头一次受父母官礼遇。他曾写诗感谢这位县官,“一语游扬,重燕石于鼎玉；片言照抚,变寒谷于风烟。”接替汪如龙的张嵋上任伊始,也写信请蒲松龄于县衙相会,蒲松龄辞而不往,县令亲自登门求见,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文友。
毕际有颇有学术修养,“老将读遍世间书”,他支持蒲松龄写小说,不仅提供素材,还捉刀代笔。在毕际有影响下,毕家充满文艺气息,小说家蒲松龄拥有了众多粉丝:毕家子弟、毕府客人乃至地方官员,连毕府帮佣都乐意把见闻告诉蒲先生,让他写进书中。《祝翁》写已死的祝翁放心不下妻子,怕一副老皮骨落儿辈手中,寒热仰人,了无生趣。老头儿干脆返回人世,邀老太太同死。两位老人在儿孙绕床、众目睽睽下并卧,笑容忽敛,两眸俱合,俨如睡去。孩子们近前一看,父母“肤已冰而鼻无息”,果然并肩离开了人世。《祝翁》篇末注明:“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妇佣于毕刺史之家,言之甚悉。”这个似乎怪异的故事引起蒲松龄对“老有所养”社会难题的深入思考,创作俚曲《墙头记》,讲述张家兄弟奉送老父时争月大月小,互相推诿,把老父亲送上墙头。《墙头记》现在仍是多种戏曲的保留剧目。
康熙三十二年毕际有去世时,蒲松龄的悼诗写道:“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最悼十年同食友,不曾言别已分襟。”这说明,毕际有是个“容我放”的人,他平易近人,跟家庭教师“同食”,体谅并支持蒲松龄的文学创作。
毕际有辞世后,夫人王氏持家。她出自声名显赫的新城王家,是王士祯的从姑母。据蒲松龄记载,她“娴而淑,贤而好礼”。王氏对家庭教师宽厚和气,没有任何严苛要求,“岁容南郭滥竽吹,日倚东窗布被拥”。王老夫人还特别喜欢夜晚坐在灯下边喝茶边谈古事,或让孙子们在灯下读野史给她听。她也是聊斋创作的热心支持者。
接任毕府家长的毕韦仲,是蒲松龄能长期留在毕家的直接原因。蒲松龄是先与他相识后,才应邀到毕家坐馆。刚到毕家,就病倒三个月,不能管理学生。毕韦仲嘘寒问暖,请医看病,甚至请巫师替蒲先生送祟。康熙三十六年,到毕家坐馆十八年,年近六十的蒲松龄有《赠毕子韦仲》诗五首,写他们二人深厚的情谊:十八年情同兄弟,天天共同挑灯夜读,“数载连床夜雨心”,“一堂灯火两情深”。坐馆日久,蒲松龄稍生归意,毕韦仲必然盛情挽留,年年岁底都恳请蒲先生下一年一定回来。笃于友情的蒲松龄不忍言别,竟在毕家一直待到七十岁。学生跟先生感情极好,先生回家时,学生总依依不舍送到桥边。师生感情如父子,弟子们生了孩子,蒲松龄还像对待儿童一样“提耳嗔”,几乎把弟子当子弟,甚至有过移家西铺依傍门人的打算。
康熙五十三年,毕韦仲九十二岁高龄的老母去世,七十四岁的蒲松龄奔波数十里亲往执绋,并应毕韦仲要求撰写墓志铭,说明毕韦仲对蒲松龄的高度尊敬和两人的友情。
聊斋名篇
多在毕府完成
《聊斋志异》八卷,四百九十二篇,蒲松龄到西铺时,大约只完成百篇左右,大部分聊斋故事在毕府完成。它们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带鲜明毕府生活痕迹的作品,如聊斋名篇《狐梦》、《绛妃》、《黄英》、《马介甫》等。
《狐梦》,篇末注明“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毕子(毕怡庵)与余(蒲松龄)抵足绰然堂”,讲述遇狐仙之梦。《黄英》,讲述菊花精发家故事,蒲松龄创作的菊花精黄英无脂粉气,有丈夫气,黄英与其弟陶三郎,姐弟一体,以俗为雅,“卖花为业不为贪”,表达了蒲松龄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这篇名作与毕际有的爱好相关,康熙三十年(1691)蒲松龄诗《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在蒲松龄笔下,济南大明湖绿水泛波、槛袅垂杨、竹树苍苍,“小榭池塘物色嘉,楼台秋树接烟霞”。蒲松龄可能就是在去济南替毕际有寻找菊种过程中构思了《黄英》。
其二,明显带有蒲松龄西铺生活轨迹的作品,如科举名篇《贾奉雉》、《于去恶》、《司文郎》、《王子安》、《胡四娘》、《三生》等。
不管是带漫画特点的《贾奉雉》、《于去恶》、《司文郎》、《王子安》,还是纯粹写实的《胡四娘》都关注科举。这和蒲松龄西铺坐馆期间乡试受挫有关。康熙二十六年(1687)蒲松龄到济南参加举人考试,头场拿到试题,文思泉涌,写得兴奋,竟跳过一幅,留下一页空白。按科举考试规定,这叫“越幅”,与试卷题字错落、涂抹污染一样,算作弊,张榜除名。才名满齐鲁的蒲松龄被勒令退场,脸面丢尽,懊丧至极。康熙二十九年(1690),蒲松龄乡试再次触礁,“二场再黜”,在感叹倔强老兵熬场半生、萧条无成的同时,他也意识到,“连城双璧,燕石何别?”类似这样玉石颠倒的考试,真能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吗?蒲松龄是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向科举制度全面开火的作家,他从个人不幸,进一步思考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
其三,可能取材于毕府万卷楼藏书,对前人题材重新构筑。
改写前人题材是聊斋故事的重要取材来源。朱一玄先生认为,约百篇聊斋故事可从前人作品考证出“本事”,如《向杲》、《续黄粱》、《侠女》、《凤阳士人》、《翩翩》、《促织》、《姊妹易嫁》、《阿绣》等名作。蒲松龄能借鉴前人、推陈出新,靠其天才艺术思维,毕府万卷藏书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蒲松龄考虑到《聊斋志异》用文言写成,不能像晨钟暮鼓为普通百姓接受,又把部分聊斋故事写成用淄川方言演唱的俚曲。在西铺创作的聊斋俚曲有:慈悲曲——根据聊斋故事《张诚》改编；姑妇曲——根据聊斋故事《珊瑚》改编；翻魇殃——根据聊斋故事《仇大娘》改编；禳妒咒——根据聊斋故事《江城》改编；墙头记——参考聊斋故事《祝翁》撰写；寒森曲——根据聊斋故事《商三官》、《席方平》改编；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根据聊斋故事《张鸿渐》改编。
并非改编自聊斋故事的《俊夜叉》、《蓬莱宴》、《增补幸云曲》,也写于西铺。聊斋俚曲不仅在群众中广泛传唱,还搬上舞台。现在常被当做研究山东方言的重要资料,它在古代戏曲史上的重要意义却没得到充分认识,可惜!

(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