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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泉州街边的小店。
2011年春，老安携妻儿在安徽泾县乡间。
只要稍作对比就会发现，意大利摄影师、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安德烈·卡瓦祖蒂（Andrea·Cavazzuti）的经历和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是意大利人；均有过从商经验；都对远方抱着强烈的好奇心，并且他们心目中的“远方”，恰好都聚焦于中国。不过两个人的经历又有所差别——马可·波罗是用回忆录的形式记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种种细节的真伪，还有待后人考证推敲；而安德烈·卡瓦祖蒂——朋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安”，则是用镜头忠实记录了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以至于很多的细节，如果朋友们记得不够清楚，还得借助于这位仁兄拍摄的独家素材或是纪录片，才能找回那些失落的记忆——被拆掉的老房子昔日的风采，北京胡同里夏日午后安谧的树影，冬夜静停在路边的卡车上堆积如山的大白菜，甚至是一些声名显赫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二十年前初出茅庐时候的举手投足，抑或英年早逝的作家王小波的音容笑貌……
二十年前，笔者第一次在北京见到老安时候，其身份还是意大利公司商务总代表，只见他顶着一头浓密卷发，笑眯眯把脸藏在摄像机后面，整个晚上毫无倦意地拍摄着烟雾笼罩、觥筹交错的艺术家聚会；此后若干年，一个八月十五的晚上，亦曾见到老安用拿手的意大利面款待朋友，随后在他那清辉满庭的院落中，伴和着草丛间秋虫的低吟，悠闲地吹起萨克斯风——都说月是故乡明，本想问问老安是否思念家乡，可是话到嘴边又停住了；如今，老安娶了位中国姑娘，在北京生儿育女，已有些谢顶，鬓边也开始染上微霜，然而笑容依旧——面对生活中的新鲜与美好，斯人永远保持着孩童般的好奇。
1 意大利小城的少年心向远方
老安生于1959年春天，老家是意大利中北部，摩德纳省的小城卡尔皮，那里位于波河南岸，属于大平原地区，临海。摩德纳既是意大利传统的工农业重镇，也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名胜之一，当然还是帕瓦罗蒂的故乡，又是著名的“美食之都”、“引擎之都”。那里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在整个意大利名列前茅。老安的姥姥虽然只有小学学历，却掌握了包括拉丁文、法文在内的三种语言和扎实的数学知识，辅导老安的舅舅考入大学数学系；老安母亲本科时候在布洛尼亚大学主修德国哲学，这一点也对儿子影响深远，以至于多年后独立拍摄自己的纪录片，老安经常把“内容本身就是风格”挂在嘴边——让人不禁联想起主张形式即内容的康德哲学的某种浸润。
老安的父亲是意大利共产党员，反纳粹的游击队员，二战期间曾经因此被抓进德国的集中营，随后顺利出逃。战后父亲喜欢走南闯北，足迹遍布意大利各地，甚至还在西班牙买了房子……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老安不得不承认基因的力量——虽然父亲只在他的少年生活中出现过很短时间，然而小到四十岁左右开始谢顶这样的生理特质、大到喜欢旅行，向往远方这样的神秘冲动，总之是从内到外，从具体到抽象，时常让他感到基因的力量。
也许是跟出生于单亲家庭有关，老安十四岁的时候很叛逆。家乡小城缓慢的生活节奏，让人感到压抑。老安和一帮哥们儿逃课，早上八点在酒吧喝啤酒，边聊边决定：逃到巴黎去。他们想去看“世界”。特别盼望去那些心目中的“大地方”，见那些心目中的文艺偶像……喝完啤酒，几个人剩下的钱，差不多只合人民币五元，一路搭了几辆顺风车，再加上步行，断断续续才走了三十多公里。那是一月份，又冷又饿，晚上几个人待在电话亭，以“牛棚效应”互相取暖。第二天，用最后一点钱买了面包。大约离开家五十公里时候，另外两个人后悔了，想要返回，老安孤掌难鸣，没有办法，跟着他们躲在火车厕所里回去了。到家之后，舅舅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打了外甥一个耳光。
老安十六七岁时候，对汉字很着迷——相比欧美的拼音文字，汉字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方式；也觉得禅宗有意思，从地图上看中国，觉得很神秘；加上看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还有十九世纪一些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中国照片：云南的梯田，岷江的帆船，北京的城墙……感觉真是太新鲜了，让人跃跃欲试。可是一下子又不知道怎么去。
相比去中国，去伦敦还容易点儿。那时候，伴着初恋女友去了两次伦敦。那里的夜间折扣票电影院放映的独立电影、地下电影，都是在意大利很难看到的，让人特别兴奋；参加文学作品朗诵会，他们俩是里面年龄最小的——虽然大部分听不懂，但是很享受那种氛围。去了伦敦，算是见到了“外面的世界”，坐火车过海峡，迎着大西洋的海风，老安激动地举起相机——开始了摄影生涯。伦敦有太多卡尔皮小城没有的东西。回来的时候那些箱子里全是书，大部分是“垮掉一代”的作家作品。
丰富的阅读背景给了他深厚的滋养：了解到加拿大社会学家麦克·卢汉很早就提出过“地球村”的概念，也通过其《古登堡传记》，进一步认识文字、印刷对社会的影响；还有他在伦敦读到的、一位法国记者对《赤裸的午餐》作者威廉·巴勒斯所做的采访，帮助分析各种力量对人的控制，有利于理解文字和社会的关系，科技发展和世界变化的关系，把文学、世界、政治、社会和个人文化的关系串联起来……所有这些阅读和思考，都使老安朦胧预感到未来的发展趋势，推动他在十六岁那年选修了当时被很多人看做是“没用”的计算机学，又推动他在十八岁那年，突然决定要去威尼斯大学报名学中文，因此招来周围亲友不解的目光——那时候的人们普遍认为，学科学、工程技术等“有用”，学语言不过是掌握了一门工具，没用。
2 兵营里的“中国通”，中意贸易的先行者
老安在威尼斯大学中文系开始学习的时候，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来自中国的老师在同学们眼里有点古怪——一讲完课就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不敢出来，仿佛唯恐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课程内容总体看来也有点匪夷所思：孔孟思想加上毛主席语录和刘胡兰事迹——使得老安对那一片幻想中神秘土地的印象，于岁月的尘封中，又平添几重意识形态的复杂。老安是学生中的好学、活跃分子，那时候还没有“意汉字典”，他就帮助大家轻车熟路地从伦敦订购“英汉字典”，还积极参与编写了意大利文的汉语语法教材。
1981年6月，在威尼斯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三年级的老安第一次来到中国，于古都南京学习了两个月汉语；第二年，因成绩优异获得了公费留学资格，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中国现代文学，毕业论文是关于王蒙的文学创作，还翻译了王蒙小说《相见时难》；1985年，回家乡服兵役一年，这一年被老安称作是“又接了一次地气”。
老安家境相对贫寒，同伴大多是普通人，三教九流都有，大学生朋友只有两三个。他觉得自己受教育越多，接触的人越少。后来忽然跑到了中国，见到广大的世界；忽然又跑到兵营，接触牧民的孩子……那一年，老安也见识了意大利军队中的“大爷主义”——老兵总要欺负新兵，等新兵过几个月熬成老兵，又会接着欺负新来的人。他们捉弄、侮辱人的办法有很多：要么让你舔皮鞋，要么让你站在柜子上扮演钟表里的布谷鸟，每小时叫一次，要么在你的被子里偷偷撒尿拉屎，等你睡觉时发现了也没办法，换不了……老安呢，因为年龄稍大，学问较高，经历丰富，受到了一定的尊重，可是依然感到有些压抑。这种情况明显改变，是在摩德纳来了一个辽宁本溪代表团之后。本溪跟摩德纳是姐妹城市，当年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想要经济合作的热情很高。整个摩德纳，只有老安一个人会中文。于是摩德纳的市长写信给部队，让他出来当翻译。代表团还被安排参观军校。军校校长跟老安勾肩搭背，很是亲热。军校校长在军营里那简直就是土皇帝啊——这些经历老安回部队一说，结果从那天开始，就连上司对他都很客气。这一次的经历使老安对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真是有了切身体会。
好像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因为会中文，一下子让老安的生活领域有了个飞跃——兵役结束后，他被意大利得兴集团聘用，常驻中国。对此，母亲当然是满心的舍不得，儿子却是跃跃欲试，兴奋异常：神秘远方的面纱，正在一点点揭开。
3 多重的身份，多重的视角
担任当时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意大利得兴（TECHINT）集团第一位驻华首席代表，在中国白手起家建立起集团的对华贸易网络，奔波于中国各地考察谈判各类项目，亲身介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使老安从一个经商者的视角，深度观察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变化。
从炼钢到轧钢，有色金属的加工，玻璃厂、玻璃棉、化工、数控机床……每次竞争一个项目，要接触所有方面：商业、技术、客户关系、政治……十几年里，中国的体制变化，他是亲身见证的：从一个完全集权化的对外贸易方式，到一个越来越开放、多元化的贸易方式。从开始阶段的行业进出口总公司，从掌握几乎全部的技术、商业的谈判权，到后来开始跟大企业直接交易，甚至到后期开始跟个体的乡镇企业直接谈判贸易……老安离开首席代表职位时，觉得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期，萌芽了很多民企。
工作之余，老安会手持心爱的照相机、摄影机，去拍工厂，拍周围的环境，拍街头老百姓的生活……其实较之自己少年时期的摄影爱好来说，老安对贸易并非特别感兴趣，使他感兴趣的是，这一工作提供了近乎无限地了解中国内部空间的可能。当年很多地方平时不可能让人随意拍摄，却可能因为工作之便而被摄入镜头。由此他积累了诸多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和山川风物的影像素材。
若从旅居中国的意大利人的角度看，当今处于城市化变迁里的中国，与老安故乡意大利最显著的不同，大概就是城市景观的变化速度。老安拍摄的照片清晰地记录着许多中国城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景观：昆明是昆明的样子，广州是广州的样子，北京是北京的样子……可是现在，似乎差别不大了，都是摩天楼、广告、霓虹灯。这一点跟意大利不一样：那里几乎不变。而中国，一天一个样，一年大变样——老安觉得这是最值得警惕的事情：大量的资金、便宜的劳动力、现成的技术和设备、落后的基础和落后的观念，在城市化进程中对自然景观和城市面貌造成许多难以逆转的破坏。
若从摄影师的角度谈谈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视觉变迁，那么老安会告诉你，这三十年的视觉变化，表现为百姓生活从敞开到逐渐收拢的过程——过去敞开的临街大门，如今已极为少见；街头玩耍的孩子越来越少，他们的笑声，要么被圈进小区的围墙，要么被吞噬进课余补习班的静默之中；超市的普及撵走了街边的小作坊，使得食品的生产过程——比如馒头烧饼的手工制作，都已难得一见，从超市拎上一袋冷冰冰的馒头回家，老安回忆起过去街边小店那一层层热气腾腾的蒸笼，不免心下怅然——对于这位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滋养、深受法国新浪潮电影影响、深受安东尼奥尼、帕索里尼和库布里克等导演作品浸润的摄影师而言，“把摄影机扛到街上去”，拍摄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表现生活本身的真实质地，发掘寻常生活中不寻常的幽默和内在诗意——简直就成了溶化于血液中的艺术使命，而从这一点出发，所有对于视觉美感的削弱，都会引发深深的遗憾。
4 影像宝山的发掘和创造
1999年，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参展资历（1984年老安作为最年轻的艺术家参加了著名摄影家路易吉·格理策划的意大利当代艺术里程碑式的展览《意大利之行》；还参加了第17届米兰三年展；1985年，在意大利的里米尼附近举办个展“中国”，展出从1981年至1984年三次来中国拍摄的照片；1989年，参加在西班牙举办的“四个意大利摄影家”展览；1993年，与师友奥利弗·巴比尔利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两个意大利摄影家在中国”展览）之后，老安经过慎重考虑，义无反顾地辞去了金饭碗一般的首席代表职务，专心从事独立影像制作，尤其是纪录片的制作——与朋友合作完成的《北京三部曲》、包含了《形而上的风筝》的《世界最快的博物馆》、独立摄制的《珠三角》等多部纪录片，制作过程往往走遍中国，要么是采访各地文学、艺术界的精英人物，要么是反映中国各地改革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变化，在意大利、瑞士等欧洲电视台播放；1999年至2000年间，老安又花费巨大心力，从多年积累的影像“宝山”中，将自己在神州各地拍摄的儿童生活片段集腋成裘地收集在一起——既有天真烂漫的欢笑，又有缩微的有似成人的落寞与忧伤——悉心剪辑出融汇诗情与沧桑的专题片《孩童》，犹如将多枚宝石遴选、切割、抛光、打磨、镶嵌，终于精制而成华美的项链；2000年左右，与著名导演林兆华、李六乙以及曹克菲、丁伟等人合作，先后为《理查三世》《故事新编》《新北京人》《火脸》《天地祥云》等话剧或歌舞剧担任多媒体部分的影像制作；且分别作为摄影顾问和摄影师，与导演宁瀛合作拍摄了《夏日暖洋洋》与《无穷动》；2007年，老安致力于拍摄中国传统音乐题材的纪录片，将山西阴阳鼓匠班的嘹亮、陕西老腔的粗犷以及新疆木卡姆的风趣，悉数收入镜头中，以求留住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与精髓——当笔者得知镜头中那位呼出哈气、生龙活虎的鼓匠艺人已经去世，就尤其被老安这种拳拳之心所感动；2011年是老安甚为多产的一年，为北京摇滚乐队“新裤子”主唱彭磊的电影《乐队》做大部分拍摄工作（此片中的镜头运用颇见功力，笔者对老安拍摄的风景印象深刻，仿佛风景本身就是一位重要角色），又因与北京作家徐星联合制作表现宋庄画家村的纪录片《5+5》而受到更多关注；2012年上半年，老安为在今日美术馆举办展览的意大利“贫穷艺术”大师库奈里斯摄制了纪录片《库奈里斯在北京》，10月，与卢悦合作的展览《文艺机》在上海油画雕塑院展出，目前则一方面与彭磊合作新的电影，一方面又在筹拍一部新的纪录片《发烧友》——日程表经常是排得满满的，似乎总是处于“无穷动”的状态。
不过与许多日程表排得满满的电影人相比，老安与之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所全心投入的艺术创造，比如纪录片《5+5》，比如耗时数个月精心准备的对上百位作家的未能成行的采访……都是没有分文回报的辛苦工作。老安罔顾当年一道经商的朋友们早已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事实，一如既往地追寻着梦想——作为一位挚爱摄影、醉心音乐的“文学青年”，独立纪录片的制作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将三种爱好熔于一炉的创造。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老安，这位曾经的出色的商人，多年来所执著的对于真和美、对于诗意与自由的超乎功利的追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尤其让人肃然起敬；与此同时，但愿老安的融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于一体的作品，能够引起更为广泛的认同与关注。
5 第二次的人生，第二个家乡
回想自己在中国三十年的经历，老安说，让他有一种“活了两次”的感觉——因为他首先经历过意大利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特殊时期，生活从贫困到小康；在中国这三十年，又是从贫困到小康，等于重新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时间段，复兴的时间段，虽说地点、年代不同，可是“气场”很像。在老安眼里，现在的中国洋溢着自己少年时期意大利的那种氛围。所以给他的感觉，有如活了两次。
一切好像都是按照同一个模式完全重演。比如汽车，带动工业经济振兴，带动各种技术开发，带动工业生产，发展消费。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六七十年代，中国是九十年代以后，差不多都是按照一个模式重演。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带来隐私概念，带来社会形态的概念，带来享受生活的概念，同时也带来拥堵、污染、油价上涨……当所有人感到上当的时候，已经离不开了。然后就是治理污染，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安在意大利看费里尼的电影《甜蜜的生活》，一开始就是堵车的镜头；在中国，老安十年前的“甜蜜生活”是，从自己家到国贸，只需要二十分钟车程，可是现在呢，一小时……一切好像天命一样，机械地、必然地重演。这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当笔者看到老安在微博上与中国朋友们热烈讨论着幼儿园的话题和治理空气污染方法的时候，不禁想起他与马可·波罗一个根本的不同——中国之于马可·波罗，即便逗留经年，也还是“远方”，因为这位旅行家最终回到了自己的意大利故乡；而老安，虽说每年都携妻子儿女回意大利探望母亲，但他还是把中国，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家乡，尤其是说起这里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老安还会忍不住为之辩护：
“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肯定对你有影响。我要不认这里是家园，我就走了。哪儿没毛病？中国有什么希望吗？中国怎么可能没有希望呢？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怎么能没希望！三十多年了，反正我没走。你就看着我吧。”
(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