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1894 十万人死于鼠疫

2013年05月07日10:01 来源：广州日报手机看新闻

方便医院(市一医院前身）救治鼠疫患者，肇始于1894年。

市民抬着洪圣大王上街巡游，祈求瘟疫早点结束。

　　瘟疫肆虐数月公共防疫毫无作为广州城内十室九丧一片凄凉

　　恐怖记忆

　　1894年农历三月初一，广州一位王姓将军的儿媳妇病了，她大腿根长了个核，高烧不退，脉搏一分钟里跳到了160下，身上还起了很多瘀斑。阖府惊慌，特意请来一名西洋医生给她诊治。她得的是鼠疫，好彩的是，她居然活了下来。

　　这是1894年广州第一个得到可靠诊断的鼠疫病例。当时,鼠疫已在西关一带悄然蔓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恐怖的瘟疫从西关蔓延至全城，并夺去近10万人的生命。

　　本版采写王月华

　　疫情凶猛

　　几乎家家有丧事棺材铺子日夜忙

　　这场鼠疫当然不产自于本土，它的源头在遥远的云南。从1855年开始，云南便有鼠疫流行，1856年，云南又爆发叛乱，战乱持续16年，致命的鼠疫杆菌，便伴随着各路商贩以及参战又复员的清兵，一路往东，穿过广西，直奔广东。有学者考证，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便有鼠疫局部流行，而根据番禺和南海县志的记载，1892年，广州即已出现鼠疫流行的迹象，但规模不大，没引起重视，毕竟当时医疗条件差，几乎“无年不疫”，只要死的人不多，人们就不会太当回事。

　　1894年初，刚刚度过暖冬的广州正在经历一场大旱，天气炎热异常，甫入春便如盛夏一般，走一点路都要出一身汗。中医有经验之谈，时气不正就会有疫病流行，西医有实证研究，鼠疫暴发往往与严重的气候变化有关。异常的干旱和炎热使广州城危机重重。

　　瘟疫最早是从城南玉带河附近的南胜里开始流行的，接着便扑向附近的八旗驻地、运署（盐运司）、南海县衙和南海学宫等地，随后人烟密集的西关成了重灾区，疫情同时开始传播至城外。根据申报的记载，鼠疫的流行始于三月，以五月最为肆虐，一直持续到七月末，使得“十室九丧”，满城凄凉。

　　当时的老报纸记录了很多个案，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染疫者的暴亡速亡，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话说疫病流行，医生当然要四处看诊。城西冼基一名医生，早上还能出门看诊，正午时分神志不清，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他的弟弟赶来为他办丧事，没多久，也暴病而亡。

　　北横街一老妇染疫身亡，已出嫁的女儿带着孩子回来替她操办丧事，结果丧事还没料理完，孩子就死了，远亲近邻听到这个消息，都不敢上门，只好委托外人把丧事办了。

　　最惨的是一家子都死绝了的新闻。《申报》记者报道，乡下有一个八口之家，一天之内死了七个人，只剩下一个小女孩还活着，有小偷乘虚而入，小女孩许诺小偷，如果他帮忙把家人掩埋了，就以家产相赠，小偷即出门办事，等回来时发现小女孩也死了，于是放胆搜罗家什，谁知钱财还没到手，也一命呜呼。

　　鼠疫传播的速度相当恐怖，人烟密集的西关遍地都是病人，在外染疫的人，回家后往往祸及妻女，西关内小小一条连登巷，本来住家不多，一下子死了几十个人，几乎家家都在办丧事，人人披麻戴孝，个个哭声震天，其他地方的惨状与连登巷相差无几；衙门也不能幸免，保甲总局内，一主要官员去世后，兵役相继毙命，八旗驻地、各个衙署，不停有人死去；瘟疫骇人，当年参加考试的举子，也比以往少了三分之一。

　　疫情汹汹，有门路的人大多躲到乡下，街市冷冷清清，只有棺材铺生意最好，工人们日夜赶工，订单仍然做不完。因为鼠疫夺命的速度太快，人们往往还来不及求医问诊，就暴毙归西，所以药店反而少人光顾，与忙碌的棺材铺形成鲜明对比。

　　这场瘟疫使广州死了多少人呢？据《申报》报道，七月末疫情缓解，城内大小棺材铺的老板略得空闲，个个又都赚了一大笔钱，于是到酒楼聚餐。他们把各家的账合起来一算，上半年统共卖出十一万口棺材，其中一半是在四五月份卖出的，这恰是鼠疫最为肆虐的时候。熟悉医史的老中医易巨荪也说，当年死于鼠疫的广州市民，很可能超过十万人。

　　点滴温暖

　　善堂施药施棺缉拿死鼠有奖

　　满城的绝望和恐慌中，也还有温暖在，这点滴温暖，是由当时的一些士绅和中医带来的。当时，染疫者身亡后，人们往往将死者抬到西门外（今中山七路路口）外的护城濠畔，搭个茅棚，安放棺材，等待下葬，后来，连还没断气的病人都被抬到这里。凄风苦雨，死生杂处，令人不忍卒目，当地士绅名流急筹善款，在西门外盖起平房，替病者遮风挡雨，还请来医生诊治，这便是方便医院的前身。

　　慈善士绅刘学询则在黄沙设立了养病施医所，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染疫者，让他们暂得一个栖身之地，不至于横尸街头，无人收敛。

　　官府在公共医疗上毫无作为，治病救人就全靠民间中医了。当时的伤寒派医家谭星缘、黎庇留、易巨荪在《金匮要略》中得到灵感，认为鼠疫的表现与孙思邈说的“阴阳毒”有相似之处，他们用了孙思邈“升麻鳖甲汤”的方子，只是将升麻鳖甲汤改为升麻鳖甲汤散，分发给患者，救活了很多人；名医梁龙章则自创了“易数运气方论”，在各善堂行医，也使不少人绝处逢生。

　　由于老鼠和跳蚤是传播瘟疫的元凶，士绅们开始推行有奖缉拿死鼠活动，但凡有人交上死鼠，即出资购买，市民为此掘地三尺，搜罗死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疫的作用。

　　不过，零星的温暖终归改变不了十万人殒命的残酷现实。而在对岸的香港，由于港英政府采取了强硬的公共防疫措施，一旦有人染疫，迅速隔离，室内与公共场所严格消毒，防疫机构逐户勘察，海关推行严格检疫，由于措施得力，香港仅有2500人死于鼠疫。当时的《申报》记者在赞许香港防治得力的同时，多次讥讽本地官员昏庸无能，防疫不力。

　　仓皇应对

　　官府束手无作为

　　全城百姓拜神忙

　　疫情如此凶险，官府在干什么呢？清廷的官方报告里，很少能见到与鼠疫有关的内容。想一想，1894年正逢慈禧的六旬大寿，各地官员的头等大事都是怎么给老佛爷进贡祝寿，讨她的欢心，大概广州的地方官也不会那么“死心眼”，用连篇累牍的瘟疫报告去扫慈禧的兴头。

　　再说，就算地方官有报告，也不会引起朝廷多少重视，前面已经说过了，当时“无年不疫”，云南的鼠疫都闹了几十年了，也没见朝廷怎么着急，庙堂之上，更操心平叛。

　　官方报告里少见广州鼠疫的描述，在实际行动层面，官府也是一筹莫展，不过是打发兵丁多扫几遍大街，在公务场所乃至监狱里点点香，去去秽气，命令军队暂时停止操练，避避疫气，或者采取一些起码的隔离措施，禁止疫区的人擅入其他乡村。面对肆虐的疫情，这些措施实在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官府指望不上，市民只好走鬼神的门路了。染疫身亡的冤魂先得安抚好，比如，在文昌路洪恩里一带，夜深人静的时候，常有砂石从空中飞下，大家就一传十，十传百，认为可能是“疫鬼”在找替身，于是赶紧请来和尚道士讲经做法，超度亡魂，法事一做就是好几天，而这样的法事，在广州城区各处比比皆是。

　　安抚了鬼，接着要敬神，人们请出洪圣大王和其他各路神灵，抬着神像上街巡游，希望他们能发个慈悲，大显神功，赶走瘟疫。走鬼神的路子当然要花钱，据《申报》的报道，这些法事每天的花费总要数百金之多。

　　花了这么多钱，到底有没有用呢？说来令人泄气，除了焚香烧爆竹略起了一点消毒作用外，鼠疫没给神佛一点面子。市民渐渐失去了耐心，供奉的香火越来越少，后来有些性子急的，见神佛“收了钱不办事”，更是犯上作乱，直接将大粪浇到了神像头上，以出胸中一口恶气。

　　这样一来，官府束手无策，鬼神也没法帮衬，留下满城无助的百姓，在恐怖的瘟疫里苦苦煎熬。

　　疫后

　　广州公共卫生建设起步

　　鼠疫肆虐期间，《申报》花费大量笔墨，推介香港的防疫措施和理念，香港远较广州为轻的疫情深深触动了士绅民众。根据学者研究，广州是继港澳地区和上海租界之后，较早由地方政府主动自行制定城镇卫生管理制度，管理公共卫生的地区，1894年鼠疫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且看1904年，清廷试行新政后，广州巡警总局的一则官方告示：

　　“巡警总局以现在时当春令，雨水渐多，察视各街瓦渣垃圾等物，堆积不少，一交夏令，暑湿蒸熏，行人感受其气，每易生病，甚或成为瘟疫。因备饬分局，一律将该管各街清理，并订定条款，晓示居民遵守，条款录后：

　　（一）家中垃圾勿随意倾倒，必须倒在各街较宽之处，或厕屋之旁；如本街无之，应至邻街，不可畏远。

　　（二）修理房舍，所余泥土破砖，不得任置门口，应自行雇夫挑运出城。

　　（三）居丧之家，每将死者病时衣物，当街焚烧，秽气四布，最为卫生之害，应行严禁。

　　（四）果菜鱼市，当街削弃果皮、菜叶、鱼鳞、秽水，尤为行人之累，应责成卖者置一木桶，安置摊旁，随时装载。购食果物之人，即将果皮、蔗渣等物，弃置桶中，不得抛弃道路，致碍行人。

　　（五）厕所原有垃圾，应责成厕夫刻日挑尽，以后三日清，不准如前堆积；向来厕夫每有焚烧垃圾之举，不洁之气，达于四邻，于卫生甚有关碍，应行严禁。

　　（六）无论白日黑夜，均不准在街旁大小便，童子有犯，唯家长是问。

　　（七）各街太平桶水，因时久远，臭浊者多，行人感触其气，每易生病，应责成各该管之人，间十日一行领换。以上七条，不论公馆铺户居民人等，均应一体遵照，违者究罪。”

　　轶闻

　　贪吃老鼠羹愚妇染疫亡

　　瘟疫肆虐，市民避之不及，偏偏有胆大包天的，还要享受“乌豆煲老鼠”的美味。据说，“乌豆煲老鼠”是道养生名菜，有滋阴旺阳之效。尽管当时很多有识之士都劝告百姓不要吃死老鼠，但偏偏还是有很多贪图美味的人照吃不误。

　　大新街有个姓陈的妇女，一向有此嗜好，为此特意养了只猫。有一天，这猫抓来一只死鼠，这名陈姓妇女便做了一道“乌豆煲老鼠”，不料美味刚下肚，她就腹痛难忍，当晚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