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去“大师”身上的水分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李欣蔚

　　木心、董桥、龙应台、王蒙、周国平、南怀瑾、莫言……从3月10日开始，《羊城晚报》人文周刊版推出“文化大家重估”系列，以专访的形式每周推出一个重估专题，对当下一些热点文化大家进行批评，引起广泛关注

　　再客观、冷静的反省

　　也可能有偏颇

　　羊城晚报：您对“文化大家重估”系列策划的总体印象如何？

　　申霞艳：这的确是个大师满天飞的时代，做这样的重估是非常好的。

　　“文化大家重估”这个系列做的名人大多被冠之以大师的名号，有时未必是他们的本意。比如木心已经过世，这个大师是别人给他的。“大师”的名号既可能不是个人主体的意志，也可能是媒体的需求。但像余秋雨老师说出“老师退一步叫大师”这样的解释，就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但其中也可能有时候会偏颇。比如木心，找陈丹青谈是一种面貌，找张柠谈是另一种面貌。我们都知道叙述来自视角，找不同的人谈木心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同的，那么，客观里会不会有偏颇，就跟你找的采访对象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就是说，媒体做这个事情本身是很好的，非常有价值，但不一定那么客观。

　　实际上，同处一个时代，我们很难真正认清大师的面貌。即便我们做各种努力采访，做各种抽样，还是很难得出真正面貌。比如面对周国平、王蒙这样的长者，要真实客观去评价他们的著作本身，我觉得都很困难。再比如说董桥，我在年轻的时候狂热地读过，以对待唐诗宋词、《红楼梦》的距离来对待它，那很困难，因为有感情在起作用。我就是读这拨人的书长大的，读周国平、董桥，现在你说非常客观、冷静地反省，哪怕就像冯唐一样去反对董桥，我觉得可能也是偏颇的。

　　但是，媒体努力往这个方向做，让大家意识到大师里有水分，这本身是有益的。

　　大众需要导师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出现大师满天飞的现象？

　　申霞艳：一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大师是丧失标准的，在文化多样性里我们需要大师，而大师来自媒体的制造，比如说木心，陈丹青封他为“大师”，为什么陈丹青的言论会被媒体这么广泛传播呢，即使有另外一面的声音也被压抑了呢？因为媒体需要轰动效应，媒体在面对公众时，有时甚至故意制造噱头，希望以此吸引眼球，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带来的好处是文化多样性，证明我们需要不同层面的阅读。

　　更深层面的是我们今天的文化焦虑，包括公众、媒体，甚至某些专业的学者，其实都有种文化焦虑。整个20世纪我们是在学习西方，在这么巨大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压迫下，我们其实渴望拥有自己的大师，这种文化焦虑机制导致我们去制造大师，而这恰恰是文化在发展不成熟阶段的表现。

　　如果在一个领域里有长足的涉猎，比如说我们研究文学的，我不会太焦虑有没有文学大师，到我们这个层次，有没有文学大师这个问题没那么严峻，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想象来说，这种文化焦虑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大师满天飞的基础。

　　羊城晚报：除了媒体的制造，还有哪些其他方面的原因？

　　申霞艳：这样的时代，按张柠的话来说是“大众需要导师”。比如我们做学问的，老师会强调你要读原著，要读一手材料，但这个时代的第一手材料是不好卖的，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会更好卖。我曾在出版社待过很多年，我发现选本是好卖的。这个时代年度选本特别多，小说的、散文的、各种言论的，为什么？因为读者觉得我们不必去面对第一手材料，已经有人帮我们把这个东西挑出来。

　　这跟饮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煮稀饭吃，我们希望别人把东西打成粉，早餐我们喜欢吃米糊。现在的大师承担着把文化磨成米糊的功能，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消化坚硬的文化第一手材料，我们希望有人帮我们磨成米糊灌进我们胃里，这样更方便，以为这样就把营养吸收掉。

　　羊城晚报：年轻人或是专业素养不足的人更容易崇拜大师。

　　申霞艳：年龄和心态是另一方面。我们越年轻越崇拜偶像，越渴望大师。我读大一还是大二时买了本董桥的书，就是看了柳苏的《你一定要读董桥》，那时你很容易接受这种话语方式，“不得不读”啊，那我赶紧读。十八九岁的时候读董桥，老实说是有收获的。对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董桥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今天我觉得董桥仍然有那个吸引力。他的知识面很广博，有点小资情调的趣味，会吸引年轻人。

　　文化有不同的层次，做了十几二十年的文学研究后，我知道有些东西是小情小调，更喜欢那种大境界的东西。这个跟自身的生活阅历、见识、阅读体验和长期的知识储备都有关。假如我不是从事文学研究，可能现在读董桥还是有新鲜和喜悦。

　　但是，如果把董桥塑造成大师，会影响我们的整体水准。一旦全民公认董桥、木心为大师的话，其实是在降低散文的境界。作为专业读者，对散文的要求就不只停留于字面上的满足。他们的存在有意义，有必要，对提升普通读者的欣赏水准也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把它们无限抬高成大师，会造成大家阅读趣味的停滞，也会造成大家对文学欣赏的障碍。

　　羊城晚报：我们提到那么多大师，除了媒体的因素，有没有是小圈子的吹捧？

　　申霞艳：对。也就是布尔迪厄谈过的文学场，文学场里既包括媒体，又包括运营商、出版商，也包括编辑。

　　这也有两种，有意的和无意的。有意的比如说出版社，恨不得把每个人都推成大师，书就好卖。现在很多书都有封腰，印着各种推荐语。比如木心的作品主要是陈丹青推荐，大家出于对陈丹青本人艺术水准的信任，很容易相信他对文学的判断。

　　我们这个社会是人情社会，很难挣脱人情。比如王蒙，他还活着，还当过文化部长，在中国我们很多时候会避免去评价长者或者是掌权者。觉得他不好我就沉默，觉得他好我就吹捧，很多时候会因势造出大势来。

　　小圈子吹捧在这个时代其实特别严重，尤其是在微博时代，我加了你的微博我就是你的粉丝，你说什么会影响我，而且这种影响比大众媒体的影响更直接。有些作家本身就有几百万粉丝，他在推荐一本书的话，号召力太大了。

　　南怀瑾、于丹有他们的意义

　　羊城晚报：现在不少读者喜欢给大师找碴，抓大师的疏漏，尤其是在有了微博之后。

　　申霞艳：这证明微博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它是即时的互动的自由的，这至少是一种进步，证明我们有质疑大师的勇气和能力，我也敢在大师头上开刀，也敢说大师的不是。

　　但如果停留在我就等你出错，专门跟你作对，那倒是要警惕。即使南怀瑾在说《论语》时有多少错误，我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同意南怀瑾有他的意义。这个时代不可能每个人都去读《论语》的原典，于丹、易中天也有他的意义。大众很多时候没时间读书，他需要通过另一种媒体去接受所谓的传统文化，要是没有百家讲坛，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庄子在哪里，这是有普及意义的。

　　但于丹、易中天这个身份，如果他们做得更好、更严谨，对整个民族的贡献更大。我们也不必因为他们出一点错，就一棒子打死，人的记忆都会出错，像百家讲坛这种一下讲几个小时的，某个细节出错是难免的。写文章我们会去查书，但百家讲坛是直接讲，你如果在他讲的这一两个小时有收获就是好的。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