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何以处于边缘的位置

左起： 邓志驹、沈秉和、伍荣仲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5月12日，“粤剧三人谈：大戏声影梦”在方所举行。三位嘉宾分别是粤剧一线工作者、乐社运作人和学术研究者。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阐述各自对今天粤剧现状的看法。

　　邓志驹（曲艺名家关梦梅的入室弟子，被誉为“新马腔传人”）：

　　体制上支持的方式应转变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入行的时候，粤剧行业非常风光。在这三十年间，粤剧受到很多方面的冲击，有所消沉，让人感到彷徨。因此，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粤剧这个传统艺术为什么在这三十年间，与社会产生如此之大的脱节？

　　在过去，以粤剧院为例，剧团增减、人员安排、艺术生产完全由院里统筹。这三十年来，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粤剧行业也经历这个转变。但事实却是，我们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

　　在今天，政府对粤剧的支持远大于二十年前，但却不见得就能拿出社会和观众认同的作品，甚至现在的作品难以吸引我自己去看，原因是听不到正宗的粤曲。现在有人以“粤剧要改革”的旗号，改得太过，发展太快，进入了误区。他们认为粤剧陈旧，需要从改变形式入手。

　　但我认为恰好相反，不能随意改动前辈建立的粤剧“基石”，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比如，在粤剧中加入交响乐，失去了粤曲粤剧本身的传统。比如，现在有不少拿奖的剧目，连广州话的韵脚都不准确。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可能因为政府给他们的钱太多了。体制上支持的方式应该转变。更多扶持编、导、音乐设计、舞美设计方面，因为这些人是粤剧的工程师。

　　沈秉和 （澳门瓦舍曲艺会会长，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粤剧粤曲文化工作室召集人）：

　　中国戏曲不重视叙事

　　为什么从清末民初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戏曲在中国呈黄金时代？为什么当时戏剧能满足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的需要？由于有市场，在那个年代更是名家辈出。而在今天戏曲的形势如此让人苦闷？

　　我认为，在过去中国戏曲能够与百姓圆一个梦，演绎他们心中的渴求和想象，宣泄他们心中的情绪。戏曲非常好地完成着这个任务。

　　以京剧、昆曲为代表的中国戏曲有一大特点，就是他们对叙事、剧情的兴趣接近零。京剧、昆曲并不重视讲故事。它们的故事背景，观众耳熟能详，不需要去讲。

　　它们的兴趣在于表达某个情境中，一个人在此时此地的心声。对一般人而言，很多极端的情绪，喜怒哀乐是不会充分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出来的，但这些情绪一直潜藏在人们的心中。而在戏曲的黄金时代，戏曲正能将这份声情原汁原味地表达出来。

　　在京剧《三审玉堂春》里，当苏三见到堂上主审官是自己旧情人时，回想起过去的日子，自己沦为阶下囚的今天，她的感受只是通过三个字“大人呐”一句话，唱出日常生活中难以表达的声情。

　　回到今天，粤剧戏曲之所以衰微，就是因为它们无法为今天的年轻人“圆梦”。

　　而我们今天的粤剧，却依然把很大的兴趣放在讲故事上，兴趣似乎越来越浓。几年前，导演麦加坦率地说，粤剧没有必要去讲故事，因为讲故事的任务已经由电影电视完成了，而且完成得比你好十倍。

　　不在挖掘粤剧本体上努力，是扬短避长，只会沦为“城市歌剧”，不是粤剧了。

　　曾经，粤剧也有很多讲故事的剧本。在当时，它们的确满足了小市民听故事的需要，但当今天这些功能被电影所代替时，粤剧还能靠什么生存呢？

　　不能圆大家的梦，原有的程式也被丢弃了，你还剩下什么为当代的中年人、青年人所需要呢？因此，我认为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当代的粤剧，当代的戏曲，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伍荣仲（任教于美国德州大学。研究粤剧史，关注二十世纪初粤剧进入城市与海外华人社区发展）：

　　粤剧和粤剧研究都处于边缘

　　在中国戏曲中，没有任何一种戏曲，能比粤剧走得更远。有人会说，梅兰芳把京剧带到苏联、欧洲、日本，但这些跨国活动，是为了寻求国际地位，面向的是西方观众。而粤剧面对的是唐人街里的华侨，为他们提供家乡的味道，也更显韧性。

　　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个人非常希望，粤剧的研究能够“上位”。粤剧在南洋、北美，无论在上演的次数、参演人的数目、观众的规模都首屈一指，毫不逊色。而事实上，在娱乐中，粤剧处于边缘的位置，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同样。

　　在今天中国戏曲的研究中，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汉学，京剧和昆曲占据了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重头。甚至，京剧和昆曲成为了中国戏曲史的代言人。以美国为例，有着大量的粤剧生存在唐人街，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却依然被西方主流学术界视若无睹，听而不见。

　　在历史研究中，十分注重资料、档案的掌握和整理。在我研究粤剧之初，常涉猎西方音乐方面的论著。当时就发现，他们的研究中有着丰富资料、档案支撑。欧洲人在剧院档案、个人书信、商业记录、曲目剧本上的保存工作都做得很好。

　　当我回头看粤剧的历史，材料零碎，寻找起来十分困难，粤剧的学术研究常常就会面临这方面的挑战。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