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木崖上的宫廷政变

　　□刘国重

　　金庸1967年起笔写《笑傲》，而此前一年，林彪1966年开口谈“政变”：“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大多数是宫廷政变……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金庸试图借由《笑傲江湖》刻画“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无可避免的，要写到“政变”，写到军事政变，也是宫廷政变。

　　十二年前，黑木崖上，那场“宫廷政变”，小说中未作正面描写，我们只能将少数当事人与知情者的追忆拼接起来，想象其大致情形。

　　除了魔教三巨头与活着的六长老之外，还有第十个知情者，就是黄钟公。看管任我行，不是东方教主交下来的任务，是黄钟公自己争取到的。若非事先知情，就没机会“讨此差使”。黄钟公的遗言，为十二年前那次政变的情形，提供了重要证词：“我四兄弟身入日月神教，本意是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好作一番事业。但任教主性子暴躁，威福自用，我四兄弟早萌退志。东方教主接任之后，宠信奸佞，锄除教中老兄弟。我四人更是心灰意懒，讨此差使……”

　　看来，黄钟公对老教主任我行的作风，一向心存不满。这份不满之情，为东方不败和他的亲信查知，因此在政变之前就跟他联络，黄钟公或者同意参与政变，或者不参与，但承诺决不向任教主告密。不管哪种情况，在任我行眼中，黄钟公的行径，都是背叛。东方不败把任我行交给黄钟公看管，还是很放心的，黄钟公无野心，也就没有主动释放任我行的动力；而一旦任我行越狱出逃，对东方不败很危险，对黄钟公也是极大的威胁。早晚，复辟的任教主总要秋后算账的。

　　可是，“东方教主接任之后，宠信奸佞”，黄钟公这里说到的“奸佞”，并不是杨莲亭——那时黑木崖上还没有他呢。黄钟公极有可能参与了推翻任我行的宫廷政变，却不是出于个人野心，而是寄望黑木崖换了主人以后，能让自己早年“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好作一番事业”的理想得以实现，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发现东方不败谋篡，完全出于个人的野心与私欲，一登大位，就开始“宠信奸佞，锄除教中老兄弟”，黄钟公由此“更是心灰意懒”，正好看管任我行需要高级狱吏，黄钟公便“讨此差使”。

　　由黄钟公的证词，我们可以推断：任我行被俘之后，约有半年时间，被囚禁在一个临时处所。既是俘囚，也是人质。一旦任我行的死党有所异动，且气势汹汹，东方不败就可以把任我行推出来，令他们投鼠忌器，不敢妄为。半年后，东方不败已经牢牢掌握神教大权，仍决定不杀任我行，而将他永久“圈禁”到西湖梅庄，这才显示了东方不败的婆婆妈妈、妇人之仁。

　　黄钟公做狱吏，极为尽责。如果不是令狐冲表现出的坦诚令黄钟公完全信任他，就没有可能出现地牢比剑的一幕。

　　大错，由此铸成。

　　后来，黄钟公对令狐冲，甚是嫌厌，再不想与此人有任何交道；是绝望，对人性、对友情的绝望。这是《笑傲江湖》最令人伤心的几个情节之一。黄钟公与令狐冲，本是同类，却因为龌龊的权力斗争闹到这步田地，真是太残酷了！

　　黄钟公与令狐冲，本是同类，对于相同的事，也有相似的感受。十二年前，东方不败囚禁任我行，做了教主。之后，很快，黄钟公已经深有感触：“任教主性子暴躁，威福自用……东方教主接任之后，宠信奸佞……”这与十二年后令狐冲的感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实无甚么分别。

　　“任我行、东方不败……是政治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20世纪后半叶，在亚非拉的许多“别的国家中”，都有他们各自的东方不败，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各国之任我行。这些宫廷政变中，也总有黄钟公这样的“少壮派”军人，为理想而非野心参与其中，最终，他们中有人将有着同样的感受：“体制不改，坐在总统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