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素：正早夜沉潜史笔

1957年5月摄于北京香山香炉峰。

1954年8月与第一任夫人洪美英摄于北京北海五龙亭。

1962年与家人摄于北京。

核心提示

　　学贯中西、才华充溢、著述等身、个性张扬、儒雅风流、大气磅礴……世纪之交的学界大师，让人仰之弥高。和父亲陈垣那一代的大学者不同，陈乐素这一代学人往往没有那么响亮的名字。他们同样热血赤诚，同样学识渊博，同样勤勉谦和，同样大家风范，只不过，他们所得到的自由更加局促，他们的成就和个性也就不那么鲜明。穿上时代给他的精神和物质“紧身衣”，出身名门的陈乐素活得正如他给自己起的名字一样，安贫乐素。他代表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热血、内敛，开明、规矩，进取、顺从。

　　不管是在治学还是生活上，他都是一个极朴素的人。研究宋史，是他29岁就为自己确定的道路，一走57年，直至88岁生命结束。他的人生很简单，一生只做一件事，每天重复地努力着。他的人生也很复杂，3万多个日日夜夜被各种情愿不情愿的事务填满，要读懂他的个人史，需要很多注解。他的人生没有那么传奇，但是颠沛流离。从故乡广东新会石头乡出发，他不停地从一地到另一地，寻一个安安静静做学问的所在。最后，他落脚于暨南大学。先生离世后，夫人常绍温教授含泪写下挽联：“高寿近九秩，缣缃黄卷，心寄德操文章。正早夜沉潜史笔，焉知岁华不与！”

　　爱国者的担当

　　以宋史唤起国人之觉醒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一个29岁的青年从报纸上看到日寇占领沈阳的消息，悲愤交加，潸然泪下。

　　他的名字叫陈乐素，一位从事历史研究的年轻学者——“史学泰斗”陈垣先生的长子。他对日本并不陌生。16岁时，父亲就让陈乐素赴日留学，在明治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4年来，除上课外，他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去图书馆帮父亲收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的材料。二是一有空就去听日本著名学者的学术讲座。他发现，有些研究中国和东亚的日本学者，以学术研究的名义，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做调查、造舆论。他对这种居心叵测的日本人很警惕。最后，他没能毕业，和当时不少留洋学生一样以“肄业生”的身份归国。这倒不是因为他不认真学习或者拒绝日本的学位，而是有太多历史资料要抄录，舍不得花时间去做政治经济学的论文。

　　回国几年之后，他被聘为上海《日本研究》杂志社主编，打算系统地研究中日交流的历史。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既然学术研究是一个知识分子仅有的武器，他要让自己的武器更锐利，好刺中统治者和一部分同胞麻木的神经。当时的国难恰似历史上的两宋时期，于是他决心攻治宋史，在宋金关系中寻找历史教训，以唤起国人之觉醒，抗日救亡。

　　两年多后，陈乐素在《辅仁学志》上发表了长达4万字的《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这篇文章什么用意呢？就是说，宋徽宗这么一个昏君都想要收复燕云，而“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抵抗，连宋徽宗都不如。从这个时候开始，陈乐素就将宋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内容，直到逝世，长达57年。

　　成为大学教授之后，他一直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陈先生本人是追求进步的，在浙大也是进步教授。陈先生的家是进步学生一个很重要的据点。”他的学生、暨南大学教授张其凡认为，陈乐素这一生始终是跟爱国、进步、责任这些词连在一起的。解放以前，军警宪特不能进学校，逃不出去的进步学生就躲到陈乐素家里。新中国成立后，陈乐素奉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参与接管浙江大学。“浙大三个军管代表，他是其中的教师代表。张其昀先生是浙大史地系主任，他跟随蒋介石赴台时，到处给陈乐素送机票，但陈坚决不走。”

　　在纯粹做学问之外，陈乐素还有很多别的工作。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提议，把陈乐素从浙江调到北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审，兼历史编辑室主任，编中小学教科书。陈乐素和很多专家一起，编写了高中中国历史课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兴起编修地方志的浪潮。陈乐素被聘去广东省修地方志。据说，编委会会议他有请必到，逢到必认真地提出建议。

　　他在1987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自己已经85岁了，毕竟精力不如前了，现在要集中力量完成《宋史艺文志考证》。这部写了半个世纪的著作，因着文革的兵荒马乱，因着各种事务缠身，一直到他去世都没能完成。之后还是他的儿子、历史学家陈智超完成了他的遗愿。

　　治学者的勤勉

　　以“淹贯群书，治学严谨”著称

　　由于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陈垣享誉学界、教育界，陈乐素从小耳渲目染，也得以与不少名家大师有过接触。平民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称赞陈乐素“好学深思”。胡适先生也称赞他：“家学渊源，长于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了不起！”

　　陈乐素自幼好学。他7岁时读《三国演义》，陈垣见了很高兴，教他在看书的同时，把这部书中每一回首次出现的人名地名记录下来。这是他最早学习到的治史方法。在北京上学时，父亲也让陈乐素帮他抄写历史资料，培养他对历史的兴趣。从日本回国后，21岁的陈乐素先后在广州的南武、大光、培英等中学教授语文和历史课。教课之余，他开始系统阅读历史典籍。恰好家中有一部竹简斋版《二十四史》，于是，他的阅读从《二十四史》开始。几年下来，他阅读了大量古籍，做了很多笔记、摘录，历史知识也大大丰富。在上海民众烟草公司任文书期间，他也忙着搜集史料，进行写作，正式开始他的历史研究生涯。对他的名作《徐梦莘考》与《〈三朝北盟会编〉考》，著名学者姚从吾、牟润孙等人曾大加称赞，并列为治宋史者应详读之书。

　　1942年对于陈乐素来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年份。这一年，他从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一跃成为名牌大学的教授。当时，浙大欲聘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但他已经答应了西南联大的聘请，于是把陈乐素推荐给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说“他适合接替我”。从此他踏入大学讲坛，把教学和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为20世纪中国宋史学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这一年，他40岁。也正是这一年，他突然决定戒烟，到去世都没再抽过。

　　在浙大史学系教授中，他以“淹贯群书，治学严谨”著称。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陈乐素夜半三更在油灯下苦读苦写的情景，令浙大不少人记忆深刻。十年浩劫，父亲陈垣年事已高，有周总理的“免死金牌”护身，在家静养。陈乐素却跟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荒诞和残酷。1969年他去郊区劳动，一进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门，还没回到家，造反派就把他扣押了，要他招认自己是特务。后来才知道，他在浙大史地系的一个老同事屈打成招，说自己是特务，浙大教授会是特务组织。陈乐素也是教授会的成员，也就成了特务。于是，他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之后，陈乐素被强迫退休，在杭州郊区落户。他趁此机会继续进行历史研究，整理《宋史艺文志考证》的旧稿。同时，在陈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顾炎武的《日知录》一书进行研究。为此，他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去西湖边上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看书，摘录资料。

　　陈乐素80岁生日，又值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60周年，暨南大学隆重集会庆祝。他还充满豪情地表示，还要努力工作15年。一直到1988年，他已86岁高龄，有一篇介绍陈乐素的短文写道：几乎与世纪同龄的陈乐素先生，虽已年近九旬，但耳聪目明，步履矫健，思维清晰，每日仍工作八个小时以上。

　　■学人名片

　　陈乐素（1902-1990），著名历史学家，我国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陈垣的长子，广东省新会石头乡人。原名博，工作以后自己改名叫乐素。1918年赴日留学，在东京明治大学读政治经济学。1923年归国，在广州南武等中学任教，1926年大革命期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任宣传员。1928年返上海，开始研究历史，在其主编的《日本研究》杂志上，发表研究古代中日交往史的《魏志倭人传研究》，受到史界好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乐素改为研究宋史，发表了《三朝北盟会编考》和《徐梦莘考》，“以古喻今”，隐含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谴责。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香港九龙英华女子中学任教。曾主持《皇明四朝成仁录》的汇编和校订工作，继续研究历史。1942年香港沦陷，入贵州遵义，应聘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战争期间，热情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接管浙江大学。195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4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既指导研究生，又参与该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的宋史部分的编写。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后被迫退休，辗转回到杭州，继续编著《宋史艺文志考证》。打倒“四人帮”后回杭州大学，恢复教席。后调任广东暨南大学教授兼宋史研究室主任、古籍研究所名誉所长。1980年被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1982年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后，任委员。1990年7月20日，陈乐素与世长辞，享年88岁。

　　著作有《求是集》（一、二集）、《宋史艺文志考证》、《宋元文史研究》、《援庵史学论著选》等。

　　教育者的原则

　　帮忙推荐文章，你甭找他谈

　　大丈夫的胆识

　　扮作难民给陈寅恪送大米

　　“父亲这人特别镇定从容，这是我直接看到的。”陈智超今年已经79岁，那些遥远的童年往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很多都是父亲胆识过人的形象。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广州相继沦陷，陈乐素携家带口，辗转到了香港。经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先生介绍，到英华中学教国文和历史。4年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在几个地方发动袭击，其中一个就是香港。不久，英国把在九龙的所有军队都撤回香港岛。英军已撤、日军未至这三天，是香港历史上很重要的三天。在这个真空时期，地痞流氓活跃起来，打家劫舍毫无顾忌。劫匪上门，陈乐素故意放了些钱在显眼的地方，还故意与劫匪攀谈。对方不好太张狂，抢劫草草收场。他们走的时候还在楼道放了一小袋米作暗号，后来再也没有流氓来抢。

　　当时陈寅恪先生和他的三个女儿都在九龙。他从昆明来度假，遇上战乱，困在城内。陈寅恪身体不好，家里配给的米不够吃，女儿们害怕日军又不敢出门。陈乐素知道后，带着儿子智超给陈先生送了一袋米。为什么还有米？因为上次地痞流氓走得比较匆忙，阁楼藏的一大袋米没搜走。祖父交代过，陈寅恪先生在香港，要多关心照顾。

　　后来陈寅恪先生的女儿在《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中有一段充满感激之情的描述：“随着日军占领愈久，食物愈发紧缺……一天，陈乐素先生带领一个孩子，背着一个布袋来到我家，原来布袋中装的是米。他扮成携子回乡的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绕路把米送到我们家。”这段往事，同样在智超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时的食物紧缺到什么地步？有人竟把马粪里没消化的粮食挑出来吃。而且我们出去确实非常冒险，日本人经常突然宣布戒严，一戒严谁也不能走。陈寅恪他们住在弥敦道，离日本兵很近，只能绕道而行。”

　　后来陈乐素一家离开香港，前往贵州遵义，途中也是困难重重、险象环生。陈智超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没有找到正规旅店，就在一个棺材铺里面过夜。“还有一天要过一条河，这条河的桥被破坏，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坐轿子，就在上游水浅一点的地方涉水过去。父亲却从残缺不全的很窄的桥面走过去，拿着伞当平衡器。那两个轿夫也想跟着过去，结果没走多远就吓得发抖，又退回来了。”在儿子心目中，陈乐素就是这样一个胆子很大、遇险不惊的人。

　　陈乐素有5个孩子。他是一位外严内慈的典型“中国式父亲”。陈智超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北大历史系，成了他们家第一个科班出身的历史研究者，父亲很高兴，但没有像祖父陈垣一样夸他。

　　作为一个老师，陈乐素对待学生跟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学业上严格，生活中亲切。抗战时期，陈乐素一家在遵义过得非常清苦，4个孩子都辍学在家。那时在遵义还有一所国民党步兵学校，也找一些大学教师去教文化课、外语课。有些教授为了增加一点收入就去兼课了，陈乐素却认为，教书就要把书教好。他妻子洪美英带着孩子把家里能卖的衣服都拿出来，卸下门板扛到马路边摆摊叫卖。换来的钱买点五花肉给孩子补充点营养。这个时候，陈乐素就会把生活困难的学生叫来一起吃，哪怕每人就吃一块肉。很多学生多年以后成了大学教授，还记得当年陈老师陈师母的“营养菜”。

　　学业上，陈乐素从不姑息，在浙大时，有个学生是广东人，看到老师很亲切，不好好学习写论文，整天缠着他，希望他看在同乡的情分上能够让自己通过。对于这样的学生，陈乐素决不通融。

　　他也从来不给学生讲情，比如发文章、评职称，从来不帮学生推荐。以陈乐素当时在学术界的声望来说，他推荐的文章肯定能发。但是，“我先生他绝对不干这种事。他儿子陈智超的文章他也不帮忙，从来不推荐，你也甭找他谈。”张其凡说，提职称的时候，弟子徐规1963年耽搁了评职称，那是文革前最后一次评，后来一直到1978年、1980年都还没评。徐规学术能力很好，只要先生一句话就很好办，但是他一个字都没说。“就好像我评职称的事情，他也从来没帮我讲过。他生前我都没评到教授。现在回想起来，即便他的文章发在他父亲所在的学校的刊物上，也是靠他自己的实力的。”

　　1990年7月19日，一个平常的星期四。88岁的陈乐素先生几天前出院后，身体一天好似一天。那天晚上，他颇有兴致地跟几个学生打起桥牌。虽因患肺部感染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但看他的神采，大家都以为他挺过来了。“我累了，回家冲个凉睡觉。”他放下纸牌，独自回到家中。第二天早上，家人见他面容安详，以为尚在熟睡，没想到一探鼻息，已然仙去。

　　（本专题文章参考了张其凡《陈乐素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宋史研究》、《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岭南三杰”》。并感谢陈乐素之子、历史学家陈智超先生百忙之中接受本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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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陈祥蕉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