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福利院,监护老师帮助孩子做康复训练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监护老师给每个孩子发一面镜子,让他们认识自己的容颜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孩子们聚在一起进行康复训练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羊城晚报记者 蒋铮
通讯员 穗民宣 骆泽铭
编者按
常有人在人生不如意时感叹:“恨不能从头再来!”
于是,有的人不幸生了一个病孩,为了“从头再来”,他们竟然选择——扔了,再生一个。
在讨论如何用道德和法制约束这些狠心人之前,我们更要讨论的是,怎么样才能消灭这些反人性行为的根本动机。更重要的是,如何给那些和病孩一起搏击命运的父母以支持。
每个弃婴都是迷途的天使。我们相信,文明一定是建立在足够物质支持的基础上,公平稳健的社会保障才能挽救那些扭曲的灵魂,才能让天使们早日找到自己的伊甸园。
1、皮皮
皮皮是一个不到5个月大的小男婴,刚刚度过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笑的时候眼睛成了弯弯的两道缝。
皮皮的妈妈叫菲菲,今年26岁,身材窈窕,皮肤白皙,脸上长着几颗小雀斑,笑起来眼睛也是两道弯。
2013年1月10日,菲菲生产,是7斤4两的大胖小子,“我给他取名叫皮皮,因为他爸爸的性格太沉闷,我觉得男孩子要活泼点好,叫皮皮,是希望他调皮些,皮实些。”
孕检没问题,产检没问题,没想到,生出来却是盲的。
近日,菲菲抱着皮皮在广州火车站旁的快餐厅与羊城晚报记者见面。
当天凌晨5时,菲菲和自己的妈妈已经在广州中山眼科医院排队挂号,为的是给皮皮已经做过手术的眼睛复诊,“买不起票贩子的号,得省那几十元钱”。丈夫小郭没来,夫家更没人来。
“生下来当天就发现不对劲:皮皮的眼睛是蓝色的,左眼的眼珠还有一层白膜,连瞳孔都看不见。当时医生也不能确定为什么,只是说‘可能眼睛有些发炎’。我想发炎也不是什么大事,没往心里去。”
后来丈夫家人带着皮皮去南昌确诊:这孩子患有先天眼疾,需要动手术,如果恢复得不好,很可能成为盲人。南昌也治不了,菲菲只能抱着儿子来广州做角膜移植手术。
“现在,皮皮的眼睛已经开始有一点光感,能追物了,但公公婆婆都说皮皮看来要瞎一辈子,要我重新生一个、放弃皮皮。”在嘈杂的餐厅里,菲菲掏出纸巾擦眼泪,却不敢哭出声,因为皮皮还在她怀里,睡着很香,胖胖的嘴巴砸吧砸吧的。
为了救治皮皮,菲菲东凑西借,已经花了5万多元,想到将来每年至少2万元的医疗康复费用,菲菲愁上眉梢:“跨省就医,医保基本报不了;婆家有钱不肯给;不忍心拖累娘家、他们也拿不出钱。我现在照顾孩子连养活自己都难,怎么办?”
皮皮,只是全国大病孩童中的一个。
根据《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504.3万人。
2011年全国人大《建立全国儿童医疗保险制度的议案》中引用了来自卫生部的数据:中国因疾病死亡的农村儿童,死亡前有50.5%未得到治疗或仅在门诊治疗,贫困地区儿童患上大病后死亡率高达54%,城市儿童则低于6%。
仅以白血病患儿为例,目前我国超过200万名,其中大多数为2-7岁,每年新发病患儿约2万人。如果实现充分救治,治疗费用为15万至60万元/人不等。很多父母因为无力救治又筹不到款,而被迫遗弃亲生骨肉。
来自广东省民政厅的数据显示,全省被遗弃的孤儿中,绝大多数是病孩。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省登记在册的孤儿44375名,其中:在公办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的9808名,社会散居(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的34567名。其中在公办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的病残儿童比例约为72.25%,社会散居的病残儿童比例约为6.87%。也就是说,大部分被遗弃的,是病残儿;被遗弃的病残儿,哪怕是由政府出资供养,要重新找到一个家庭,都非常难。
“我们福利院收养的弃儿中,95%以上是病残儿。”广州市社会(儿童)福利院(以下简称“广州福利院”)院长徐久说。在记者采访福利院当天,广州市黄埔区又送来一个才出生10多天的弃婴,由于孩子被测出发高烧,只能先退回医院进行治疗。“又是一个病孩。”徐久已经见得太多。
广东珠三角地区是华南医疗中心和经济中心。究竟有多少贫困家庭,曾经心怀希望、心急火燎地把病童带来这里医治?又有多少家庭最终因为经济上无力支持而陷入绝望,最终把骨肉遗弃?谁也不知道。
菲菲原计划再来广州给孩子复诊一次,但后来她犹豫了,“前不久去上海看了一次医生,那边配的药水似乎效果好一些,皮皮左眼浑浊的情况控制住了。但上海看病更贵,我没法不算这笔账。”
“儿希会”广东项目专员孙海燕偷偷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网友们很担心菲菲,怕她最终会放弃皮皮,听她的口气,像是越来越支撑不下去的样子。这么可爱的孩子,只是因为他‘小盲’,就要没爹没娘,太可怜了!”
没有网友忍心责难菲菲,大家都知道,菲菲有多难。
本是女人无忧无虑的好年月,菲菲却感觉自己还没有盛开就已经开始凋谢,“未来怎么样,谁来告诉我们?”
孩子出生之前,菲菲从来不知愁滋味:生她养她的江西新余不是大城市,但该有的都有了: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弟弟,把她当小家碧玉宠着;她最近的一份工作是银行职员,月薪2000多元,作为一个大专生,算是不错的职业。
菲菲的丈夫很爱她,两人是初中同学,丈夫追了她10多年。“他性格特别温和包容,所以结了婚。没想到这种性格的另一面是没主见。”
发现孩子生病后,菲菲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医保和大病救助。“杯水车薪!一,本地没有救治能力,只能到外地看病,跨市、跨省求医,越是往大医院走,能报销的比例就越低;二,门诊费用能报销的非常少,更不要说特需门诊、特需病房,那是一分钱都没得报销;三,很多医生开出来的用药都没有列入医保清单,也是一分钱不能报。我在网上咨询过,满打满算,像皮皮这样类似的病例,国家能报销10%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而皮皮的每一次治疗,都需要钱。
两次角膜手术,各花费2万多元;角膜拆线需要分5次完成,每次要花5000多元,其中特需病房住一晚就要1000多元;甚至挂号费都让人为难——上海的医院一次是200多元,广州便宜些,也得30多元。
而菲菲的夫家,至今不肯施以援手。他们决意放弃皮皮。“夫家想把皮皮像处理一只鸡一样,扔掉或者‘做’掉!为娘的我怎么忍心?!”
“我老公前几天又给我发了条链接,是一篇《安乐死必须列入国家法律》的文章。言下之意,让皮皮死了算了。皮皮只是盲童,他的其他方面都是健康的!就算是重症儿童,为什么张口闭口就是放弃?!这是一条人命啊……”
通过“宝宝树”网站,菲菲发出了求助帖【注:主题是《宝宝才19天 可我就将要失去他了,谁能帮帮我》,发帖人“落了落落”,如有热心人有意相助,可直接联络】,热心人给皮皮陆续捐了3万多元,菲菲细心地把每一笔账都在网上向大家公布,“我老公性格软弱,一切都听他爹妈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要孩子,我却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持续不断的医疗费用,难道每次都在网上向人募捐吗?我觉得不好意思,人家也没有一直捐钱的义务。”菲菲一脸茫然。
曾经“月光族”的菲菲,如今不得不学会节省每一分钱。在火车站的快餐厅里,已经中午1点多,菲菲还是不舍得买个快餐吃,“等会儿2点上火车,我们没买到坐票、宝宝又不能挤,得坐在餐车里,按规定必须买份快餐吃,现在就不再多花冤枉钱了。”她一边礼貌地向记者解释,一边忍着腹中饥饿给儿子喂奶。
2、“儿希会”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希会”)广州项目负责人罗典,网名“乐儿”,从2009年开始加入“儿希会”,从2010年至2013年5月20日,“儿希会”在广东救助了240位重症儿童。“皮皮的情况算是非常轻的。病情更严重、家庭经济状况更窘迫的,比比皆是。”
广东“儿希会”提供了一张救助儿童的清单,每一次救助都是和死神赛跑,救助失败的结果就是家破人亡。
被救助的240名儿童,平均年龄5.3岁,成功存活率88%;来自珠三角的儿童占8%,来自广东省偏远地区的占43%;来自外省的占41%;90%的救助对象来自农村。被救治对象中,患地中海贫血、再障性贫血的占22%;先天性心脏病的18%;烧烫伤及皮肤病的9%;白血病、肿瘤的9%……
“动辄都是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医疗费,贫困家庭单靠自己,砸锅卖铁都给不出来。”罗典总结,病孩多数来自粤东西北地区、江西、湖南、贵州等周边省份,这些地区的医疗条件没有珠三角好,孩子生了大病,在原籍救治不了,便来到广州,“但由于属于异地就医,很大一笔医疗费中,能报销的比例却非常低。”
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的女婴何艳欢,和皮皮一样,也刚刚过完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却不知道第二个儿童节还能不能盼得到。她生于2012年10月28日,患有化脓性脑膜炎,随时面临无钱停药的绝境。
何艳欢的父母是湖南人,妈妈无业,爸爸在惠州的一家养猪场当饲养员,家里已经有3个孩子。何艳欢患上脑炎后,家里已经花费3.6万元,现在还差1万多元的术后抗感染费缺口。5月14日,热心网友上传了当天的费用清单:总费用39742元,欠费2942元;过了几天,陆续有热心人捐款,欠费一度下降;5月24日,由于再次入院,欠费又达到2000多元,当天一早,医院停药,直到药费到位;5月27日,欠费4000余元……
“我们救助的几乎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天天等钱救命,没钱就停药、没命。”罗典很无奈,“我们也理解,医院毕竟是自负盈亏的单位,他们也没有另外的资金去填补这个窟窿。”
袁梓晋,是“儿希会”去年救助的唯一一个广州孩子。他的父母靠打散工维生,家里特别困难。
一般来说,医院当遇到欠费的病童时,往往对本地户籍的孩子“网开一面”,因为只要是入院的,医保和大病救助都有10多万元的报销上线“托底”,医生只要在用药方面少用医保名单外的药,就算最后家长无力支付,医院“埋单”的金额也比较少。
但即使是这样,袁梓晋的父母也愁白了头。
袁梓晋的妈妈雷彩珍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梓晋早产,生出来只有2斤6两,在儿科重症监护室里住了4个多月,治疗费用差不多25万元。其中政府医保报销了14万元,自费需要近12万元,“我们夫妻实在没钱,向社会求助获得捐款6万多元,自筹了6万元,总算抢回了儿子一条命。”
儿子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长期的康复费用,又让雷彩珍愁上眉梢。“比如上次儿子喉咙发炎,633元的药费只能报销30元!我们现在也不敢轻易送儿子住院康复,现在才6月份,我们已经报销了10多万元,一年的医保16万元封顶,不到危急关头不敢住院,毕竟住院的费用比门诊费用又高出许多,常常一天就要上千元。”
对于雷彩珍的新难处,孙海燕表示爱莫能助,毕竟,等钱救命的孩子还有很多,“儿希会”的捐款也紧巴巴的。
3、福利院
很多病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父母放弃。
5月23日下午5时,广州福利院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几位阿姨的带领下,坐在小凳子上玩耍,夕阳透过窗户照进来,几个孩子的眼距特别宽,这是唐氏综合征的典型表现。
在隔壁房里,近20张小铁床都满员了,坐着、卧着的都是从1岁到2岁的孩子。这里有不寻常的安静。虽然四肢健全,衣衫整洁,但他们都有各自的缺陷,很多孩子连发声都不会。徐久解释,那些躺在那里特别乖的,大多数是脑瘫儿,只能一辈子躺在床上。还有一些孩子显然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傻傻地在小床上攀爬,阿姨不得不用布带将他和床框连在一起,“那些是肢体健全的智障儿,不稍微绑住一点,阿姨一转身他就掉下去了,会摔伤自己。”徐久解释。
徐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虽然基本上被遗弃的孩子都没有籍贯信息,但根据广州福利院每年被亲生父母领回的20-30例孩子分析,多数来自广东省偏远贫困地区,或者是湖南、江西、贵州、广西等周边省区。这一信息和“儿希会”的统计数据基本一致。
徐久表示,“父母因为无力救治而遗弃孩子,如果运气好的话,最终能被送进福利院。但说实话,福利院本身已经不负重荷,养育环境怎么都比不上家庭抚养,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要遭受生理、心理上的双重伤害……”
据了解,目前广州市福利院的床位编制只有1000个,但实际上收下了2100名弃儿(含成年人),位居全国第一,且每年递增。超编的弃儿往往只能放在院外寄养。“基本上大城市的福利院都是这个情况,可能弃儿的亲生父母想着,把孩子遗弃在大城市,生存条件能稍微好一些。”
据了解,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送到广州市福利院的弃儿中,健康孩子的比例能达到15%-20%,很快就能找到收养家庭,“如果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不少孩子还能考上了大学,重新拥有新生活,相比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从学习成绩到性格都要好很多。”
但这几年来,弃儿病残率超过95%。其中大脑发育不全的智障儿占60%,脑瘫儿占25%,其他疾病儿占10%-15%。“绝大多数孩子都没有家庭愿意收养,福利院要养他们一辈子。但我们的人手却非常不够。真正的一线人员才不到200人。为了照顾好这些孩子,工作人员只能长期超负荷工作。”
根据广州市民政局提供的数据,全市现有5个儿童福利机构,分别是广州市福利院和番禺区、花都区、增城市、从化市福利院,收养孤儿共2455人。在越来越多的弃儿面前,除了经费,福利院工作人员严重不足是最大瓶颈。
据悉,2006年,当广州市福利院人员编制为384人时,收留抚养的孤残儿童、青年人数1000多人;6年过去,该院收留抚养的孤残儿童总数增加了近一倍,编制人数却一直没有增加。
为了弥补补充工作人员的严重不足,2011年以来,广州市财政增加了福利院护工费的专款拨付,但由于临聘人员经费总量不足和标准偏低,在依法购买各项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后,实际每名临聘人员的月工资仅1300-1500元,相当于广州劳务市场半天钟点工的月工资。如此低的工资,基本上聘请不到护理人员,即使有人愿意来,也常常因为照顾病残儿工作脏、累、苦而很快辞职,其中工作时间最短的临聘人员,竟然只干了半小时就“炒了福利院的鱿鱼”。不稳定的工作人员,对孤残儿童的生活照料、喂养等工作质量带来严重影响,也为孤残儿童的养育安全埋下隐患。
据了解,由于护理人员严重不足,孤残婴幼儿的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床上度过。因为缺少外界语言、抚触等刺激,孤残婴幼儿的感觉、运动、智力、人格等方面的发育受到限制,与家庭抚育成长的孩子相比有较大差距,这也是导致福利院的孩子长大后出现心理、性格、智力、情感、甚至人格等障碍的主要原因。
为了改善广州福利院的养育环境,广州市6月动工建设广州市第二福利院,总投资1.15亿元,一期工程设置床位500张,计划2014年12月竣工。第二福利院建成后,成年人将迁移到新院居住,广州福利院将全部安排儿童抚养。
(实习生高荧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