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最后的说书人——“且听下回分解”

①刘昭的说书，观众有时多有时少，多时几十人，少时两三人。

　　②虽然观众并不一定多，但作为专业的说书人，刘昭对说书一点都不马虎，每次都会抬搬桌椅，布置场地。

刘昭认为说书人既是演员又是作者，要一边表演一边创作。

　　文/记者潘播

　　深圳最后的说书人和最后十多位忠实听众，在熙攘都市中静享评书的悠远魅力，维持着近一年的日常演出。远离京津传统故地，匮乏财力物力人气，这一手工业时代萌发的语言艺术，在喧哗的互联网时代走向“沉默”。

　　对抗“沉默”是说书人的“天职”。找街道办、进图书馆、收徒弟、培养观众，执著的说书人摆开几案，撑开折扇，为重现昔日荣光，使出浑身解数。个中甘苦，且听听说书人刘昭徐徐道来。

　　一桌、一椅、一扇、一醒木

　　说书人在深圳

　　一桌、一椅、一扇、一醒木、一长衫，老道的说书人在后台做最后的准备，等待出场。两个徒弟在外面搬桌椅，布置场地。在最近的一场评书上，仅有的六名听众到来了，小声嘀咕着开场的时间和上回书的留下的“扣子”。

　　罗湖区桂圆街道办老年活动中心，在周五晚上八点评书开场前，是乒乓球活动室。需要移走三张球案，才能清出一块能摆下十多张椅子的空地，尽管徒弟们已足够卖力，但这里仍随处可见“一馆多用”的痕迹。在评书沙龙巨幅宣传画旁，停着一辆超市购物车、三个篮球放在两个脸盆里，几张报纸被空调吹乱。

　　这六名听众四男二女，其中一家四口是常客，“早年听岳飞传、三国演义多带劲！”丈夫一边说，一边招呼儿子、妻子、老母亲过来坐。

　　这并不是最冷清的一次演出，“有时没人，就我俩徒弟，照演不误就当教学。”这位体态微福，笑眼精明的说书人觉得，眼前能有这几位粉丝已属不易，“要是我不来，连这场地都保不住，坚持下去才有希望。”43岁的刘昭吐字绵密、京腔京韵。他就是深圳最后的说书人。

　　两个徒弟给每人倒了杯茶，然后安静地退回后排。在后台，说书人大略回想了一遍今天的内容，人物出场顺序、情节交叉演进、结局悬念设计，均已了然于胸。

　　“这是好东西，丢了可惜。”15岁起学习传统评书，刘昭深知这门说话的艺术逐渐“消音”的现实。一年前恢复规律性演出，既为了让评书在深圳不至隐没，也为保全自幼时起的由衷乐趣。在罗湖和宝安图书馆，每月都有两场评书表演，空调、雅座，热茶，并全部免费，但听众始终无法真正多起来，“最多一次有40人，少时三两个人。”

　　到点了，身穿青色长衫、手拿折扇、满脸笑意的刘昭从后台探身转出，弯着腰向观众作揖。八双手鼓出的掌声格外响亮，老母亲大叫了一声好，儿子抱着水瓶，兴奋地咯咯直笑。醒木清脆的撞击声吸引了所有注意，这就要开始说书了。但第一排还是没坐满。

　　曾为当年的“新媒体”

　　这天要说的事发生在清康熙年间，两个乡野飞贼潜入皇宫盗取九龙杯，引来大内高手缉拿。人物虽不多，但动作戏主打，利刃出鞘、火器上膛，兵来将往，实耗气力。

　　“评书难说，要掌握的太多。”在刘昭看来，评书是一个艺术综合体，“有‘书’、有‘评’、才是评书，和看故事完全不同，这是艺术。”

　　为引导观众进入人物和场景，它需要有话剧舞台的调度感、影视表演的真实性、戏剧情节的拉伸度、和精炼传神的语言；要观察观众随时互动，让跑偏者回神，相声里说学逗唱也需熟稔。“全凭一个人在台上折腾，一心多用。”

　　一个“死”字就有30多种说法，使用场合不一样；手沾到水还是酱，从手到腰到腿动作各异，无实物表演力求逼真；士、农、工、商，不同职业心理和动作要清楚；不能卡壳和口误，“既是演员又是作者，一边表演一边创作。”刘昭说。

　　开书10分钟，语速随情节推进而加快，神偷杨香武盗九龙杯后遇大内高手萨德兴追逼，两人大打出手。一段房梁打斗，刘昭说了近10分钟，扇子充当了4种兵器，角色切换了8次，有17次人物造型。过程连贯紧密，火爆激烈；呼喊吼叫、声声入耳；喜怒恐惊、惟妙惟肖。老母亲伸颈、侧目，丈夫屏息、凝神，妻子微笑、默叹，小儿子抱着水瓶，瞪大眼睛，听得入神。

　　更大的考验在于“评”。为调整节奏营造气氛，何处停笔、所评何事、如何评说均需应情适景；所评内容五花八门：天文地理、古往典故、现世伦常，需要丰富的知识贮备和人生阅历打底，“年轻人不好说书，观众不服，这是演员成才率低、周期长的原因之一。”刘昭说。

　　开书半小时，萨德兴遭杨暗器所伤，跌落屋檐下水缸，“很笔直地掉进去，众兵丁闻声赶到，疑惑满腹，‘萨队长怎么不抓贼，在这练上名人跳水了，要上节目吗？’”说书人道，笑料十足。

　　这般欢乐由来已久，自明末清初柳敬亭独立评书门户，说书人开始滥觞于各地，所说演的朝代更迭、英雄征伐、侠义故事和江湖传奇，成为贫瘠年代里珍贵的精神慰藉。

　　因早年间识字率低下、教育匮乏，说书人结合地域特色和当下时局，进行再创作，提炼、改编和评议使说书人身兼记者、编辑、评论员三职，成为当时传播效力极强的“新媒体”。

　　最后的黄金岁月

　　书接上文，杨香武怀揣九龙杯，怂恿同伙铁云龙击溃另一高手，二人出京南下逃亡。激烈打斗结束，听众稍稍喘息，说书人舒缓语调，拿起毛巾擦汗，津津有味地铺排后文伏笔。

　　从艺近30年，尽管相声、快板更有“钱”景，但刘昭还是更钟情评书。他出生在北京一个曲艺家庭，成长于评书最后的黄金岁月。

　　1980年，评书大师刘兰芳的《岳飞传》一出震动南北，万人空巷。借力文化热潮，大师佳作频出，当时说书大师星光璀璨，所到之处前呼后拥。单场听众数以万计，且收入极高，生活殷实富足，“1980年评书最高收入一场200块钱，那时我家一个月收入才40块钱。”

　　同一年，10岁的刘昭第一次接触评书。那次学校组织听《岳飞传》，然后复述。不明所以的他没能完成，眼看着同学们个个口若悬河，让平时喜说爱笑、以表达能力为傲的刘昭倍感挫败。

　　“每天听半小时书，然后自己练，很快就能说，并被深深地迷住。”至此，“爱说话”的刘昭进入了精彩广阔的评书世界。1986年，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成立，酷爱评书的刘昭顺利通过考试成为第一届学员，主科评书，副科相声和快板。那年他16岁。

　　北方曲艺学校有中国曲艺的“黄埔军校”之称，许多著名相声演员均毕业在此。但不同于传统口传心授的“一对一”模式，学校照搬其它学科的“一对多”模式，使大家的作品单一化、同质化。对于评书这个以个人特色取胜的行当，意味着前途险远。“当时在外面找师傅，想学点不一样的，才好立足。”

　　1990年，刘昭顺利毕业，成为第一批国家颁发学历的说书人，后被分配到山东省曲艺团。刘昭仍记得，1992年去农村说书不要钱，拿着布口袋挨家挨户收粮食，然后去供销社换成钱，“演三天，能挣200块，已经很高了。”“后来评书环境差了，只能说相声和快板。”同时，剧团待遇每况愈下，经常只发七成工资。无奈之下，1992年刘昭南下深圳，成为当时田面村“老舍茶馆”的签约演员，说相声、打快板，讲评书。半年后，刘昭刚站稳脚跟，小有名气时，老舍茶馆却关门大吉了。

　　为了生计，刘昭四处奔波商演。先后在民俗文化村、电视台、各类庆典、婚礼、晚会上说相声打快板养活自己。1995年，刘昭进入银行工作，生计自此无大虑，各类商演也日益稳定，并加入多家曲艺协会。但多年来一直令他郁闷的是评书日趋势微，“评书越来越难，我从小就喜欢，我真怕它完了。”这样动情的告白在浮躁的年代里难觅知音，有朝一日成为评书大师的斑斓梦想，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褪色。

　　去年六月，刘昭再也坐不住了，“再不练就真完了。”

　　作为深圳市曲艺协会副会长，他联系桂圆街道办，协商对方免费提供场地，自己免费提供桌椅和演出，“笑谈古今笑笑吧”这才算开张，每周五、六晚上准时开演，“有商演冲突也先保这儿。”今年在罗湖图书馆、宝安图书馆又开设专场后，他把几乎所有休息日全部花在了“公益”评书上。

　　“我得坚持说，有人了解了才有可能喜欢，就算还是没人听，就当练功，自己过过瘾。”刘昭的坚持没有白费，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评书水平，还收获了三个徒弟和十多名忠实的老听众，包括这天的一家四口，“锯响就有沫。”

　　33岁的景振航算是这批老听众中较年轻的一个，拍照片做录音，刘昭演出他场场必到。作为一名网站编辑，他正在努力申请开创文化版，把刘昭的演出视频挂在网上，好让更多人领略评书的魅力。

　　这份热衷其来有自，中学时仅有的几盘评书卡带，他翻来覆去不知听了多少遍，经年日久感情甚笃，“刘老师的坚持让我感动，如果评书消失了，就太可惜了。”

　　想在深圳振兴评书，刘昭觉得困难很大，“还是要开专业的园子、培养观众，这需要很多钱，没企业赞助很难。”

　　但也有希望，“深圳我是独一份，有很多机会。”他近期的目标是，在深圳所有图书馆里开专场，让更多的人接触了解，“图书馆人多一些，有很多孩子。”

　　未来命运尚未可知，恰如这天的演出未完待续。铁云龙与杨香武怀揣九龙杯误入黑店，受狡猾掌柜觊觎，趁夜色欲盗。开书一个多小时后，刘昭拿起醒木，留下“扣子”，“九龙杯命运几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