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华侨新村风云录

今日广州华侨新村村口的刻石及牌坊 施用和/摄

华侨新村50年代村口面貌（现右侧高耸起假日酒店大楼） 施用和/摄

朱光市长为华侨小学奠基情景

　　华侨新村纪念馆展出的历史图片——

　　施用和/摄

陈嘉庚参观新村初建房屋

马师曾与家人在村中共享天伦

1955年归侨在侨村的家中留影 施用和/摄

　　□李景源 李景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受到全面的经济封锁，连华侨回乡探亲、汇寄赡家侨汇也被禁止。然而，海外华侨对新中国的诞生却是欢欣鼓舞，涌现一股回国热潮，知识分子希望把自己的知识献给祖国，企业家希望将资金和管理经验带回来，即使青年人也希望回国读书，而老华侨希望落叶归根，魂归故土，被驱逐迫害的难侨，更希望在祖国有一个安稳的家安度晚年。1954年，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兴建华侨新村的动议，政府随即成立机构，划出了土地，兴建华侨新村。

　　1、两个爱心建起的新村

　　华侨新村于1955年破土动工，历时十一年到1966年全部落成，其中花园式独立庭园结构177幢、四层高公寓式结构391个单元，整个新村从全面规划、房屋建造、式样、布局、绿化规划都独具匠心。三个山冈按地形起伏依势而建，显得错落有序又连成一气，可降低建造成本。而公寓式住宅，在多个地段作适量的插建于花园式独院，使之混成一体。新村绿化称得上独特精彩，路的两旁满植热带、亚热带树，每个路段均种植不同的树种。一走进新村，一种强烈的异国风情袭人而来。二三月“百棵紫荆惹彩蝶”，四五月却是“棵棵凤凰映天红”，六七月又是“白玉兰花香满村”，秋后是“榕树绿盖缀明灯”，各家各户的庭院还有高大的南洋杉、椰子树……让人心扉洞开，亦看到他们对第二故乡——侨居国眷念的情怀。

　　当年，广州市人大《关于兴建华侨新村的提案》一送到朱光市长面前，第一时间他赞成签字立即上马，并委派副市长黄长水（归侨）代表市政府和他个人当“华侨新村筹建委员会”的领导，指令广州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市城建委、市侨务局分别负责有关规划、征地、兴建、绿化等具体工作和协调工作，还特邀归侨代表方参与筹委会的工作，听取意见建议。为选址，规划部门费尽苦心，提出了淘金坑方案与盘龙岗、蚬壳岗、玉子岗方案，可选其一。朱光市长随即与副市长黄长水、侨务局副局长王源兴（新加坡归侨，筹委会副主任）等人到现场，听取两人的意见后说：“淘金坑地势低、潮湿又有铁路穿行，噪音大，盘龙岗、蚬壳岗、玉子岗地势高，向阳干燥，山冈的名称也吉祥，华侨在海外漂泊一辈子，人民政府拿出一块好地方，让他们建设居屋。”破土动工时，朱光市长铲下第一把土。难怪到1959年他为华侨新村赋诗：“广州好，侨伯构新村，出国饱尝漂泊苦，回乡今喜物华春，美景乐天伦”。曾有懂堪舆学看风水的境外玄学家，看了地形地貌之后不禁大喜，连声说“华侨新村”是“藏龙卧虎封侯拜相之福地”，而归侨都说：“华侨新村是建设在人民政府真情的爱护华侨之心上的。”

　　华侨业主是有一定经济基础，有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中产阶级，加上是海外回来的。按理会崇尚西式建筑和装修，但当时却没有一个人有此要求，他们表示，祖国百业待兴，我们要学习祖国人民勤俭朴素作风。筹建委归侨代表一再表示，无论是公寓或独院都要简朴，与国内建造标准拉近，什么罗马式大立柱、意大利批荡之类就不用了，橼角、线条、凉台、花池的建筑体型全用石米批荡，符合归侨代表提出的每平方米造价控制在人民币95元以内。时任广东省侨联副主席何友迪（归侨）在一次会议上说“大家都认为，华侨新村体现了人民政府爱华侨。而我们华侨回国后人人都自觉自愿‘国规侨循’‘国情侨跟’也是爱国爱乡热爱新中国的表现。所以，我赞同华侨新村是‘政府爱华侨，华侨爱新中国’这两份爱心建设起来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侨委主任何香凝欣然挥毫为“华侨新村”写了村名。

　　华侨新村建设成功，市政府相继在东山区的农林下路、培正二横路；越秀区的大北路、北京路、文德路、海珠区的云桂新村、河南中路、南园新村；荔湾区的逢源路、西村公路等十个地方兴建了华侨住宅新村共计华侨房屋986个单元面积达 15万平方米。成为广州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人才与财富的聚宝盆

　　入住华侨新村的业主，有来自东南亚地区、美加地区、南美地区、欧洲，还有香港、澳门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事业有成的华侨领袖、社会名流、文化名人以及商贾和实业家，他们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中国，如印尼的王源兴、黄洁、薛两清、李祝朝、施子卿、许崇德、刘家祺、刘宜应、宋金土、曾连发，秘鲁的戴贺庭、戴宗汉、邓牵平，加拿大的梁葆常，香港的黄宽诚、李松等是有名的实业家和商贾；香港的邓文钊是银行家；美国的陈三才、黄康、黄舜、赵华协是华人社团活动家，香港的红线女、马师曾是粤剧名伶，加拿大的余本是著名的油画家。那时多是40出头的壮年，海外事业如旭日东升，而今投奔祖国，不是为名为利而来，只为祖国强大，人民富裕，海外华侨不再受欺侮。他们回国后按政府要求，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地努力工作，而且创办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受西方国家经济封锁，中央指示广东、福建、广西、上海等省市，要鼓励华侨与港澳同胞回国投资、办企业，起到“反包围、反封锁”的作用。黄洁、薛两清、李祝朝、施子卿、许崇德、刘家祺、刘宜应为首的印尼华侨，率先于1951年与广东省工业厅合作成立了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以邓文钊、黄长水、黄复康为首的港澳、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人，于同年与广东省商业厅合作成立公私合营华南企业公司。以陈祖沛等为首的港澳同胞成立了公私合营广州市投资公司。资料显示，华侨新村的归侨90%以上都是“华建”、“华企”两家公司的股东。 不少人是倾其全部资产入股投资。又因为在海外人脉关系广，每年都发展了很多新股东。据1966年统计，上述三家公司共投入人民币7000万元的外汇资金，全部由政府规划，安排办实业，或进口国家需用物资而创建数十间农副产品加工厂。实业救国是华侨的梦，新村归侨有不少是海外企业的专才能手，各人都能一展所长，几年时间在全省办了糖厂、纸厂、纺织厂、松香厂、陶瓷厂、干果厂和华侨大厦等20多间企业。麻袋厂、松香厂、生粉厂成了广东三大王牌出口产品。如广州麻袋厂，是华侨工业建设公司重点筹建项目。麻袋用黄麻编织而成，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粮食、豆类都用它作包装袋，黄麻在中国有大量种植，因处理纤维弹性、张力、拉力等环节技术不过关，装米漏米、装豆漏豆，每年都要拿外汇从印度进口。薛两清、李祝朝，在印尼是出名的实干家，与国内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解决了黄麻纤维化的技术难题，1955年研制成功，年产量达到267万条，盈利136万元人民币。从此中国不再进口，还向世界出口麻袋。

　　由邓文钊主持的华南企业公司，在广宁、四会兴建三间华侨松香厂，有从香港、越南回来的技术人员，很快攻克了难关。1954年，三家厂同时生产特级松节油和特级松香。1955年，东莞华侨粉厂已大批量生产特级生粉（可作西药的融合剂）。此外，华南企业公司用出口创的外汇进口大批西药、轮胎，归侨中的外贸专才，均成为省市政府外贸部门顾问。此外，因为海外小学生是海外华侨第二、第三代，多已不懂得中华文化，甚至连乡音也不懂，被称为竹升仔（半通不通）、香蕉仔（黄皮白心），华侨新村筹建时同时兴建一所有走读、有寄宿，适合本地归侨子弟，又适合海外学生就读的华侨小学，资金全部由华侨捐赠，共计人民币46.8万多元，这是中国第一家招收华侨子弟的学校。省委统战部饶彰风部长，还向学校推荐了广州市育才小学副校长，时年50岁的刘秀当华侨小学校长。育才小学是广州市最知名的学校，过去只招收华南分局、省、市政府、军区革命子弟、烈士子弟就学。而刘秀是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主持中共两广区委工作时的宣传部干事，后来又去香港地下党刊物《华商报》、《文汇报》当记者，任港九妇联联合会主席。后来，侨务部门特别挑选了归侨优秀教师到该校任教。新村归侨和海外华侨知悉这一消息十分高兴，他们认为有此优秀人才治校一定能“名师出高徒”，计先后有30多个国家、2000多名海外学生前来读书，回到侨居国成了当地华人社会中华文化传播者。还有好些在海外染上恶习的“飞仔”、“飞女”，毕业后有的还在国内继续读书，有的回到海外后已大变样成了继承父业的顶梁柱。

　　3、没有频道的爱国之声“播音员”

　　“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是否受到应有的尊重和欢迎？共产党是否保护私有财产？华侨富翁为什么不怕“共产”？这是西方政治家和海外华侨一直希望弄明白的问题，华侨的新村正好是最有力的答案和释疑。1961年，我国出现经济生活困难，油粮供应不足、副食品短缺。新村的归侨听到政府动员协助进口化肥，积极响应，或帮家乡、或为政府，进口大量化肥。那些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工业停滞、农业歉收，政府却拿不出好主意、好办法，其实他们各国在海外侨民也不少，前苏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多国驻北京记者，带着问题来到广州华侨新村，接待他们的有薛两清、许崇德、余本……有富商、有文化人、有社会活动家。记者们对此次访问甚是满意，说是一个别具意义的访问，表示要给自己的政府介绍实情并写如何团结海外侨民发展本国经济的建言。1973年，美中友协纽约分会副会长李北业先生，带着协会侨社的种种传言，不声不响到了华侨新村，找到沙捞越归侨黄词楷进行私访，询问政府是否仍然保护侨户，保护侨户私有财产？当时华侨新村正闹“文革”，沙捞越归侨黄词楷先生虽不满“文革”所为，但是坚信风雨过后会天晴，满怀信心从正面回答所提问题。随后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萨姆·A贾菲、瑞士法语电视台一行多人，也到华侨新村作专题访问，这些记者所作的报道都是正面新闻。

　　4、十年浩劫“荷叶凝珠不堪东风一浪”

　　华侨新村的归侨，有的当副省长、副市长，也有的在省市侨务部门和省市侨联任职。有的在企业当负责人，其中被选为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全国、省、市政协副主席委员的有多人。广东副省长邓文钊，是香港金融界专才，为了帮助共产党，耗尽家中千万家财；广东省副省长黄洁，当日本人迫害进步文化人胡愈之、郁达夫，他出手营救；新中国在印尼设立大使馆，资金未解决，是黄洁、王源兴垫资帮助解决。在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厅级建制）任副总经理的薛两清、李祝朝、许崇德、黄复康，每月工资175元（正厅待遇），却没有一个人要领取，他们都说是为祖国服务而来的，不是为钱。后来，把工资全数捐给华侨小学或捐给家乡办福利事业。如黄复康夫妇投资所得股息，均全数捐给华侨小学，连他们的家属也不甘后人，参加社团街道工作，把私己钱拿出来买公债或购华侨投资公司股票；发动海外亲友回国投资。在生活上，他们学习自己动手做饭，清扫家中庭院，很多家属都穿灰蓝色朴素的服装，正融入国内人民的生活。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却把华侨新村当做“藏污纳垢”之所，“地富反坏右”“封资修”温床。“文革”开始，中学生“红卫兵”一拨接一拨地对新村抄家、批斗，先是广州“红卫兵”斗了两个归侨副省长、一个艺术界人士，剃他们阴阳头。当时省、市的政府领导已成“走资派”，政府已瘫痪，幸好广东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出面做工作，给他们讲华侨史、讲华侨拥护新中国、拥护社会主义应该保护。这一次斗争刚平息，北京红卫兵又来了，要进驻黄洁家，搞揪斗，为广州红卫兵所阻。是日，黄副省长接到通知要他代表省政府出席会议，接见外宾工作后，在家门口，听到屋里传出两派红卫兵争吵打斗声，心里一紧，脚步踏空，跌倒在地上，帽子脱落，露出了被红卫兵剃光的头，一代爱国侨领就这样魂归天国。随后，市革委对华侨新村的“革命”再次升温，先是工宣队进驻，再是有公检法侨调查组入村，把祭拜先祖、祭拜父母设的灵堂列为封建典型，并把家族大祖先灵牌多的侨户作为封建复辟典型，大张旗鼓地组织参观批斗，被批斗的几个对象是海外知名侨领。再是抓“资产阶级吸血鬼”的典型。被点名批斗面越来越大，把捐资办公益事业的好人好事，也定性为资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把华侨小学捐款办学纪念牌也毁掉。调查组进村一年多，一个间谍特务也没有找到。

　　经历十年浩劫，今天的华侨新村已是物是人非，正如革命老人何香凝批评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得不偿失之策，其结果必然是“荷叶凝珠，不堪东风一浪”，把凝聚起来的人心以及人才统统给毁了。昔日华侨新村那些归侨死的死了，老的老了，伤心的离去了，还住在那里包括他们的子孙已经不多了。昔日家家户户比贡献、比朴素、比向上的好风尚，在现实中已消失了。但是华侨新村归侨那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和他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将永远成为广州市人民永恒的记忆。在本文即将结束前，读者必定关注华侨新村那一批归侨及他们的子女今天怎样了？

　　他们回国时，已被侨居国列入黑名单，如今出境后大多数人滞留在香港，凭借经验和本领再下商海，有的又再是亿万富翁。邓文钊副省长的儿子北大毕业后回到香港，经营房地产，生意很红火。但是他们仍然是有一颗爱国心做爱国商人，其中有多人参加了香港爱国社团中华总商会或嘉属商会，有的自行组织“爱群社”、“侨友社”、“华侨小学同学会”，成员遍及几十个国家，著名歌星张明敏，也是在华侨新村长大和在华侨小学读书的，他不停顿地奔走于五湖四海唱“我的中国心”。仍留守在华侨新村的归侨子女，遵照父辈遗愿为国服务，有的当了厅局级干部，有的从事科技、医务、教育工作，有的下海经商。华侨新村已成了侨领、实业家、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众多管理层）的聚居村。

　　在今日繁华的环市东华侨新村内，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街三年前建立了一座100平方米左右的“华侨新村纪念馆”，并在社区华侨小学围墙外绿道展示着“中国华侨第一村”的历史照片，给该社区的华侨以及后人留下一些回忆的线索。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