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安乐死惹争议

　　2012年3月，法国安乐死支持者举行游行，他们喊出“我想选择我的死亡”和“我的生命，我的死亡”的口号

马克和埃迪兄弟俩选择了安乐死，但这也激起了人们对安乐死问题的争论

　　2002年，比利时正式公布了有关安乐死的相关法律，使得安乐死成为一种合法的死亡方法。十年过去了，选择安乐死的人数占了比利时死亡人数的1%。最近，比利时议会正在讨论是否要扩大安乐死的范围，这不仅在比利时国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A

　　伏波塞姆兄弟

　　的故事

　　在比利时的普特市，有一座小镇坐落于佛兰德人的农场之间，小镇上有一对不寻常的、但看起来很幸福的双胞胎，他们是43岁的马克·伏波塞姆和埃迪·伏波塞姆，他们两人都失聪。这个镇子上的人回忆到，他们常看见马克和埃迪出现在镇子里，兄弟俩用手语相互交流，有时开着一辆蓝色的小汽车到附近的地方兜兜风，两人还会定期地买两本八卦杂志。

　　但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兄弟俩会选择安乐死。

　　据他们的家庭医生讲，这对双胞胎兄弟得了一种基因紊乱的疾病。疾病使他们逐渐失明，几年前，他们就开始要求医生让他们安乐死。然而，即使是在通过安乐死法律十年后的比利时，这一要求也仍让人感到震惊，因为马克和埃迪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他们的疾病也还没有发展到晚期。但他们的医生说，鉴于他们的病情恶化，并威胁到了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马克和埃迪向医生递交了要求安乐死的申请书。

　　直到马克和埃迪提出安乐死的申请，他们所遭受的病痛折磨才为人所知。

　　马克和埃迪的申请最终回到了他们53岁的家庭医生大卫·杜福尔那里。在这之前，杜福尔也从未实施过安乐死手术。在马克和埃迪这个案子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对双胞胎用的是手语，与他们的交流面临巨大的挑战。按照比利时安乐死相关法律的规定，要求安乐死的病人不能受到外部的压力，而这对形影不离的双胞胎兄弟能保持相互独立的理由也很难成立。

　　杜福尔医生于是要求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内科医生维姆·迪斯特曼斯教授（他也是一名安乐死法律的专家）介入。

　　2012年12月，医生们最终认定，马克和埃迪要求安乐死的申请符合布鲁塞尔法律的相关规定。

　　在马克和埃迪的申请获得批准后三天，他们选择了一个结束自己生命的日子。

　　2012年12月14日，马克和埃迪以及他们的家人齐聚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医院。那天上午11:30，他们进入了一间病房。在享用了一杯咖啡后，他们躺到了相邻的两张病床上，一名牧师为他们做了临终祷告。然后他们挥别家人，手指向上指了指，像是在说“我们到另一个世界再见”，然后他们接受注射，最后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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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决定生死

　　比利时是在2002年的时候为安乐死立法的，比它的邻国荷兰晚了一年。

　　比利时为安乐死立法的目的是，帮助患有绝症的病人免除“无法忍受的身体和精神折磨”。这一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2011年，1133名比利时人选择安乐死，是法律通过后的第一年（2003年）选择安乐死的人数的五倍。在比利时，接受安乐死的人数占死亡人数的1%。

　　现在，比利时议会正试图扩大安乐死的范围。其中一个提案是关于未成年人的，根据该提案，只要父母同意，身患重病的未成年人可以选择安乐死；另一个议案则允许患有阿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的病人在他们患病的早期签署声明，要求当医生认为他们无法再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时候，终结他们的生命，即使他们在那时看起来精力充沛且很快乐。但现有的法案则规定，要求安乐死的病人在接受安乐死的前一刻都必须是清醒的。

　　由于前面所述那对双胞胎兄弟的案例以及这些提案的影响，美国国内关于终止生命的争论也日趋激烈。在美国，协助自杀的反对者警告道，美国很有可能步比利时的后尘。批评者认为，马克和埃迪的案例表明，协助自杀的法律一定会超出它的既定范围。

　　“你是否接受生命是不必要的善而死亡是不必要的恶是一个深奥的世界观问题。” 反对协助自杀的美国天主教医疗协会的常务理事约翰·布雷汉尼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说。“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不幸福的，如果死亡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话，这个世界将会完全不一样。”

　　然而，许多欧洲人却把安乐死视为一件非常具有同情心的事，是个体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方式，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人权。

　　但去年发生在比利时的一个案例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安乐死相关问题的担忧。

　　去年，正在工作的汤姆·摩蒂尔收到了一个信息说，他64岁的母亲前天已经去世。不久，他就发现母亲是安乐死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摩蒂尔感到非常震惊。虽然他和母亲的关系不是很好，母亲也曾提到过安乐死，但他从来没有想到安乐死会发生在母亲身上。尤其是当他知道母亲的病并不是特别严重，而子女们对母亲的选择并不知情的时候，他更是不会想到母亲会选择安乐死。

　　对于他母亲的遭遇，摩蒂尔一直感到十分愤怒。但更让他震惊的是，在医院的太平间，医院的工作人员要求他帮忙把他母亲的遗体送到解剖实验室，因为他母亲已经把遗体捐献给了科学。摩蒂尔稍后收到了母亲的遗嘱，遗嘱确认了她自己选择的安乐死，并且母亲在遗嘱中告诉了摩蒂尔如何才能拿到房子的钥匙。

　　医院的医生们只肯告诉摩蒂尔，他母亲要求安乐死的愿望是很明确的，并且她拒绝了医生们要求联系摩蒂尔的请求。而对于其他的所有问题，医生们则拒绝评论。摩蒂尔说，在决定生死的问题上，法律赋予了医生太大的权力。“医生就像上帝一样，他能决定谁生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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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扩大的争论

　　现在，美国有四个州（俄勒冈、华盛顿、蒙大拿和佛蒙特）允许协助自杀，也有一些州开始考虑进行相关立法。协助自杀与安乐死在一个问题上是不同的，前者由病人自己而非医生决定注射致死的剂量。对许多美国人来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份调查报告也表明，尽管反对者认为协助自杀与安乐死是相同的，但接受调查的美国人对待协助自杀的态度却更宽容。

　　当然，反对和赞同（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争论在美国持续上演着。佛蒙特州的立法机构刚刚颁布了本州的协助自杀法律，而马萨诸塞州的选民却在2012年11月拒绝了这样一份提案。

　　这场争论是一场日渐激烈的关于终止生命议题争论的一部分，部分原因是战后婴儿潮一代正逐渐老去，部分也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可以延长人的寿命。从火葬到生前的遗嘱这些议题中，美国人更在意死亡的方式。

　　终止生命的争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对安乐死的界定是其中的一个焦点。2008年，卢森堡加入了比利时和荷兰的行列，允许安乐死。在法国，一个医疗组织最近认可了安乐死的医疗实践，为可能的立法问题铺平了道路。瑞士允许协助自杀，并且，苏黎世郊外的尼塔式诊所已经成为那些寻求协助自杀者的目的地。

　　安乐死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也已经成为一个文化问题。

　　72岁的比利时老人戈达·温加西是一名退休的前政府部长，她计划在几年后结束自己的生命。温加西患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她打算当她的病情恶化时，就召集家人，然后接受安乐死。“我的人生曾经很美好，但如果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就不想再赖活在这个世上。”温加西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说。

　　今年六月初，95岁的比利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克里斯蒂安·德·杜维在忍受了多种健康问题的折磨之后，在家中接受了安乐死。这是继2008年比利时著名作家雨果·克劳斯接受安乐死之后，又一位著名人士接受安乐死。这激起了人们对安乐死更大的兴趣。

　　现在，比利时议会正在讨论是否扩大这部法律的范围。一个有争议的提案是，是否允许患有严重疾病、忍受病痛折磨的未成年人，在精神病学家界定他们“具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且他们的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请求安乐死。

　　在所有的反对声中，天主教的反对最为激烈。“未成年人在特定的行为上是不负法律责任的，如买卖行为、结婚等。”布鲁塞尔大主教安德烈-约瑟夫·莱昂纳多主教如此对媒体记者说。“突然间，在法律的视野中，他们（未成年人）成熟了，以至于可以请求别人来剥夺自己的性命？”

　　但安乐死的支持者也争论到，医生常常提高病情恶化的病人的用药量。一些研究表明，当医生加大止痛药的剂量时，甚至不知道这是在帮助病人减轻病痛还是在加速他们的死亡。

　　布鲁塞尔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首席医生多米尼克·比阿伦特医生认为，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但当涉及到增加一个小孩的用药量时，是取得了他父母的同意的，并且通常是应他父母的要求而增加剂量的。她反对医生引导病人选择安乐死，认为这种情况对所有关心病人的人来说都是痛苦的。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比阿伦特说：“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治病救人，我们从来不会把病人推到死神的身边，我们从来不会说，‘今天早上我们要进行安乐死手术。耶！’这是非常可怕的。”

　　·万秋波·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