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梁之争”谈开去

　　1889年，给清帝上书失败的康有为回到广州。隔年秋天，已在广州学海堂就读两年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千秋的带领下去见康有为。当时的梁启超18岁，对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有一种年少轻狂的自负。但当他见到康有为，聆听一番教诲，方知天外有天。梁启超后来在《三十自述》中这样描述，“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自己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联床，竟夕不能寐”。第二天一大早，梁启超再次拜见康有为，拜康有为为师。在梁启超、陈千秋的力主下，1891年，康有为开办万木草堂学馆，收徒讲学。

　　康、梁的师徒关系，最开始是志同道合、情同父子，后来，师徒情谊仍在，但理念上却分道扬镳、水火不容。康、梁之争的焦点，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核心内容之一。可以这么说，了解了康、梁之争，等于拿到了解析中国近代史的钥匙；当然，康、梁之争，也极具现实意义。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历史大潮中，康有为成了保皇派领袖，一心一意希望清廷复辟，一心一意希望“虚君共和”，而梁启超，则与时俱进，成为推动革命的领袖。

　　康有为成为保皇派，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他认为光绪是几千年来难得一见的好皇帝。“戊戌之年，皇上赫然变法，百日维新，薄海额手而望自强，万国变容而为起敬”。英、法等欧洲诸国人民流血百万、奋斗百年才得到的民权，光绪皇帝说给就给了。所以，康有为发自内心地感叹：“（光绪）其心至仁如天，至公如地，其公天下而无少私，视天位如敝履，此欧洲各国所未有，中国数千年所未闻也。夫万国力争流血所不得者，而皇上一旦以与民，我四万万不待流血，不待力争，而一旦得欧洲各国民自由民权之大利，此何如其大德哉！”在康有为看来，阻挠光绪变法的，一个是慈禧，一个是荣禄，只要除掉这两个人，问题就解决了，用不着推翻满清政府。

　　第二，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欧洲16个国家中，革命的只有法国，其他国家都是立宪。“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法治，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法治之极则矣。”他还提醒，“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

　　第三，他认为中国不具备直接进入民主世界的条件。“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越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其必然也。”对那些鼓吹革命的人，康有为预测，“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的理念和行动，要激进得多，也进步得多。

　　关于国家，梁启超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君主和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梁启超所要做的，就是争自由、兴民权、促共和。这和他的老师，格格不入。

　　1915年，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在这个历史关口，康、梁二人，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相继辗转南下，发动了反袁的护国战争。

　　康有为虽不支持袁世凯，却支持退位的满清皇帝复位，并于1916年6月发表了《中国善后议》，再一次主张“虚君共和”。

　　1917年7月1日，张勋正式宣布拥戴宣统复辟，康有为参与其中。7月3日，梁启超发表“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而段祺瑞讨伐张勋的通电也出自梁启超之手。在电文中，梁启超与老师公开决裂，“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电文中所称的“大言不惭之书生”，指的就是康有为。

　　据说，康有为看到电文后大怒，专门写了一首七言绝句，痛骂梁启超违背伦常，禽兽不如。

　　一个要复辟，一个要共和，康、梁二人就这样尖锐对立起来，但师徒情谊依然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开始恢复。1927年，康有为七十大寿，梁启超撰写《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一文，并亲自抄录在16幅寿屏上，文章“情文并茂，传诵一时”。

　　时隔百年之后回顾康、梁之争，笔者依然惊讶于康有为对中国人性的深刻洞察，惊讶于梁启超思想的超前。但不管前路多么艰难，历史车轮不可能倒转，只有继续向前。这一点，笔者坚信不疑。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