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眼科始于1835年

　　广州眼科医局1859年更名为博济医院，由嘉约翰医生接替伯驾掌舵，图为嘉约翰医生与医院职员合影。

伯驾和他的助手在给病人诊治。

博济医院旧影。

　　靠手术建立口碑 短短数月门庭若市 患者打灯笼排队看西医

　　文/王月华

　　1850年11月，一代名将林则徐再度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受命前往广西平定太平天国起义，行至广东普宁时，他因病去世。史料记载，林则徐在病榻上大呼“星斗南”三字而卒。专家研究，“星斗南”正是“新豆栏”三字的闽语发言，而新豆栏恰恰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广州眼科医局所在地，1839年，正是广州眼科医局治好了困扰林则徐多年的疝病。西医医术之高明，给林则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弥留之际，下意识地盼望“新豆栏”的医生从天而降，救他一命。

　　被西医“震”住的晚清大臣并非林则徐一个，省城衙门里的官员大多去眼科医局看过病；普通老百姓经过短暂怀疑后，也为西医的“神乎其技”折服，每天凌晨两三点，就有人提着灯笼在眼科医局门口排队，以求第二天能挂上一个号；求诊患者更是来自全国各地，有些外省患者，为了动一个手术，在路上耗时两个月也在所不惜。可以说，西医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舶来品之一，至于原因嘛，其实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不看广告，看疗效”。

　　西医初来

　　十三行掷千金

　　聘名医灭天花

　　自1757年乾隆爷下令广州一口通商以来，不少身怀奇技的洋人搭乘洋行商船在广州登岸，造访天朝。他们中间有数学家、天文学家、测绘家，当然也少不了西医。而在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于1835年开办中国第一所西医院之前，有一位医生的名字不该被忘记，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他与十三行商人通力合作，为全城儿童接种牛痘，使他们免于染上天花之苦。

　　十三行商人引进牛痘法

　　在当时，一说起天花，上至皇帝老儿，下到平民百姓，没有不害怕的。顺治是染上天花死的；康熙两岁得了天花，幸而死里逃生；同治的死因也是天花；在民间，天花更是儿童的夺命杀手，十个孩子里头倒有三四个会死在它的魔掌下，广州通往城外的大道上，每天都有好几辆拉着患儿尸首的丧车经过，令人惨不忍睹。

　　中国传统医学不是拿天花一点办法都没有，“人痘法”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的，也救了很多孩子的命，但总体而言，“人痘法”危险系数高，预防效果不理想。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在“人痘法”的基础上，发明了安全有效的“牛痘法”。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第一次在澳门成功接种牛痘，随后，他一鼓作气，写了本《牛痘奇法》，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这本书被嗅觉敏锐的十三行会隆行商人郑崇谦翻译成中文，取名《种痘奇书》，在广州刊行济世。

　　上流社会青睐“牛痘局”

　　十三行商人当年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足令后辈心折不已。郑崇谦、伍怡和、潘同文、卢广利等行商共捐出三千两白银，在商馆区成立了“牛痘局”，又重金聘请皮尔逊来到广州，推广牛痘术。从1805年冬到1806年春，广州天花流行猖獗，皮尔逊和十三行商人巧妙运用“接种不要钱，另给车马费”的“营销手段”，很快就将牛痘术推广开来。最早被吸引来的是贫苦百姓，牛痘术初见奇效后，中产阶级也普遍接受了它，后来，上流阶级也求助于它。

　　《南海县志》记载，“寒暑之交，不愿种者，反给以货，活婴无算。”而据皮尔逊医生自己回忆，当年最少有几千人接种了牛痘，此后广州接种牛痘的人数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

　　当时两广总督阮元的孙子是接种者之一，阮总督还特意写了一首诗，赞其奇效：“阿芙蓉毒流中国，禁之仍恐禁未全，若得此丹传各省，稍将儿寿补人年。”后来，牛痘术果然如阮总督所愿迅速传遍全国，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孩子的生命，皮尔逊医生以及研习其著作的广州本土医生对此功不可没，其中尤以南海人邱熹成绩最为突出，他在30年间替一百多万个孩子接种了牛痘。

　　火速走红

　　开张当天无人问津

　　三个月后门庭若市

　　1835年，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来到广州，在十三行新豆栏街7号开设了眼科医局（博济医院的前身），这也是中国第一家西医院。伯驾使用的是十三行首席行商伍秉鉴的物业，占地三层，一楼是大厅，二楼是门诊和药房，能容纳200多人就诊，三楼是手术室和病房，可以住几十个病人。眼科医局占地之广、设备之齐全，令坊间的个体坐堂医生望尘莫及。起初，伯驾每月要支付35个银元的租金，没多久，宅心仁厚的伍秉鉴不但免了他的月租，还另外捐了一笔钱，资助他悬壶济世。

　　每周四是固定手术日

　　作为耶鲁大学的神学和医学双料博士，伯驾的梦想是通过解除人们身体的病痛，来让他们感念上帝。说实话，他的传教事业未必有多成功，但他的医疗事业取得了空前成功，眼科医局从门可罗雀到被患者挤爆，只有短短三个月。伯驾迅速走红，法宝只有一个，就是他的那把手术刀。

　　首先帮助伯驾打开局面的是白内障切除手术。根据当时的官方记录，全城有近五千盲人，其中一大半是因各种眼疾而失明的。中医对治疗眼疾并无太多良策，而西医却能通过手术迅速使人重见光明。眼科医局开业首日，一个人影都没见；第二天，来了个得了青光眼的妇女，她得到了妥善治疗；第三天，一下子来了六个人，以后病人就越来越多，开业三个月内，眼科医局接诊了近千个病人。每星期四是固定的手术日，伯驾仅白内障手术就做了30多台，其中只有两台失败了，可见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一位姓马的县官师爷，患白内障长达七年，到处求医无效，伯驾为他动了手术，细心护理一个月后，马师爷终于重见光明，他要送伯驾一笔厚礼，被伯驾拒绝了，马师爷无以为谢，就请人画了一副伯驾的像，供在家里，好“天天跪拜他”；由于伯驾看病不收钱，有的文人雅士就以诗代酬，《东西洋每月统考记传》刊登了几首赠给伯驾的诗, 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寻医留住五羊城, 幸遇真人善点睛。已喜拨云能见日，从教污浊转清明。”

　　手术使用最新麻醉术

　　医局虽以眼科为名，但治疗的疾病并不局限于眼疾。前来求诊的病人中，有得了各种肿瘤的、有患结石的、有得了肝腹水的、有外伤严重的……眼科医局接诊的疾病共有23类，做的手术也是五花八门。

　　一个13岁的小女孩脸上长了一个1斤重的大肉瘤，如果任其发展，小女孩不久就将死去，伯驾经过周密准备，成功切掉了大瘤子，手术仅用了8分钟；一个中年男子右臂长了个脂肪瘤，伯驾为他动手术时用上了最新的麻醉法，病人虽然神志清楚，但根本没有感觉到手臂被刀切开，又被缝合。要知道，数十年后，《时事新报》仍以“神乎其技”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西医的手术，可以想见当时这样的手术会给普通人带去多大震撼。

　　一号难求

　　外省患者做手术

　　赶路两月无怨言

　　眼科医局从开张第一天起，就有了挂号制度。每天，开门人将写有中英文号码的竹片分发给病人，病人就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就诊。伯驾还为患者建立了完备的档案，每一个病人的姓名、疾病、编号以及就诊时间，都记录在小卡片上，小卡片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医院，一份由病人自己保管，患者的病史和处方也一一记录在案，以便后续治疗。

　　一天接诊百人 挂号难题出现

　　林则徐曾是眼科医局的病人，编号“6565”，即他是医局开张后的第6565个病人。林则徐早年患有疝病，到广州后因劳累而复发，伯驾给他开了些药，还送了他一副疝气带，林则徐身体好转后，托人给伯驾送了些水果，表示感谢。大概就是在这一次，林则徐对西医疗法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以至他后来在钦差大臣任上因病去世时，大呼“星斗南”（“新豆栏”）三字，大概是期待神医从天而降，救他一命。

　　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也向眼科医局求助过，伯驾精心开出药方，耆英的皮肤病很快得到了好转。为此，耆英曾多次公开赞美伯驾医术精良，并写下“妙手回春，寿济世人”八个大字，送给伯驾，留作纪念。

　　要知道，在伯驾治愈的病人中，能够泼墨挥毫或作诗酬谢的官员和文人毕竟是少数，更多不识字的穷人免费治好病后，只能广为宣传，以表谢意，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眼科医局声名鹊起，“挂号难”的问题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每天早上两三点，就有很多人提着灯笼，聚拢在眼科医局门前，等着第二个拿个靠前一点的号；伯驾给人看病的时候也很难有清净，常有好几个病人围着他急切等待，屋外则还坐着上百个病人，等着一一叫号。

　　外省患者求诊 路上要走两月

　　眼科医局的病人并不限于广州本地，《东西洋每月统考记传》曾刊登文章描述了眼科医局当年的盛况，称“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曦来。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愈去矣。”伯驾自己后来则在回忆录写道：“病人来自帝国不同的省份，有一位绅士从浙江省旅行了两个月，来到这里动手术。”

　　其实，西医传入广州后，为何能迅速冲破文化障碍，消解市民疑虑，建立口碑，赢得青睐，已成为学术界感兴趣的话题。不过，笔者是普通人，不会深入分析，说到西医迅速走红的原因，只觉得有句俗话很贴切，所谓“不看广告，看疗效”嘛。

　　旧闻新读

　　本栏目由广州日报独家与广州市国家档案馆联合推出；逢周二见报，敬请关注。

　　下期预告

　　两百多年前，一群初到广州的洋人遭遇了清廷“禁学汉语”的严令，老师难找，教材奇缺。可就在这样的困境下，其中一些人不仅熟读儒家典籍，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白话，后来甚至办起了中文报纸。他们有什么语言学习秘笈呢？今天苦学英语的孩子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启发呢？下周二，让我们一起翻开十三行时期洋人学习白话的“宝典”，找一找他们快速掌握白话的秘诀。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