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岳飞的零思碎想

　　□丁 辉

　　小时候，两样东西在我们的头脑中牢固地树立了岳飞的形象。一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满江红》词；二是评书艺人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校长朱国贤先生亲自教我们的音乐课（课程表上写的是“唱歌”课），他教的第一首歌就是岳飞的《满江红》。唱到“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时候，朱校长的声音果如“仰天长啸”，显得尤其悲愤激昂。幼小的我们张嘴大吼之余，于这种对异族敌人恨不能食肉寝皮的仇恨的合理性从来没有怀疑过，就如同稍后我们读到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对其中志愿军战士临死前嘴里还咬着敌人的半边耳朵的描写所表现的对美帝的仇恨，认为理所当然，没有任何怀疑。

　　很多年以后，我从龙应台的文章中了解到，席慕容小的时候听老师教唱《满江红》，每当唱到“壮士饥餐”这句，席慕容便会坐立不安。席慕容是蒙古人，现在有人要吃她祖先的肉，喝她祖先的血，难怪她内心不是滋味。我开始意识到，《满江红》是好的“宣传品”，却不能算是好的文学。仇恨不管有多少现世的合理性，它总归是一种负性价值。时下我们在横店把日本鬼子杀得落花流水，这种微妙的美学意淫宣泄的也正是这种仇恨，而仇恨没有未来。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是哪位影视界的有识之士能拍一部《四郎探母》，让柔软的亲情、宽容与和解，凌驾于你死我活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刚性对立之上。

　　在我们学会唱《满江红》的差不多同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开始风靡神州大地。我至今还能背得出刘兰芳讲书的一些套语，比如说到人物的震惊与悲伤是“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讲到把人捆起来则是“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攒蹄寒鸦凫水式”，可见熟悉的程度。“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评书本脱胎于民间，自然要迎合民间的英雄崇拜情结，加之八十年代的《岳飞传》已然经过了文革时期“三突出”、“高大全”创作观的洗礼，岳飞就成了无坚不摧、无善不备的“圣人”级别的人物。在中国，文圣有孔、孟，武圣则有关、岳。庙堂中的关帝圣君、岳武穆集忠义勇武仁信等诸多品质于一身，其实只能算是民间的英雄想象，要说与真实的历史有多大关系，我看是很可疑的。即如关羽的好色，《三国志》史有明载，并不如《三国演义》中那般一本正经的。

　　胡适曾提出过“箭垛式人物”的概念，他举的例子中有包龙图：“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岳飞其实也是这样的“箭垛式人物”。由于后世需要用岳飞来代表某种精神，岳家军的武功无疑被夸大了，即如朱仙镇大捷，证之《金史》，竟为子虚；岳家军成分复杂，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招群盗而用之”。这样的军队作战固然勇敢，纪律却不够严明，滋扰百姓的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跟岳飞差不多同时代的朱熹和叶水心都曾因此对岳飞有过批评。岳家军的口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看来有时也只能说说而已，天上掉不下粮草，岳家军同样要面对严峻的生存问题，岳飞想必也不时困扰于忠心谋国和不扰于民的两难，并不像评书里和正在热播的“黄晓明版”的岳飞那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

　　评书和演义乃至正统的历史书写，往往习惯于对人物作简单的忠奸、是非、美丑的道德判断，其实依正常的人性与人情，在那样的紧要历史关头，更多的是在忠与奸之间歧路徘徊、进退失据的灰色身影。南宋朝廷一直存在着主和与主战两派的争斗，但到了有道德癖的或雅或俗的文人手里，主战与主和的朝议之争，就成为判定忠与奸、报国与卖国的分野。主战则为忠臣，主和则为奸佞，绳之以一，无复能外。其实，主战者多意气、空谈；主和的意见中亦不乏理性的考量，毕竟有宋一代军力积弱，由来已久，“和”或许可以苟延社稷，以待天时；“战”，勇气固可嘉许，但也可能因战速亡，一切灰飞烟灭。后来韩侂胄当国，推崇岳飞，贬抑秦桧，支持主战派，“沉重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可惜北伐战端一开，大败而还。好玩的是，主战的韩侂胄也入了《宋史》的“逆臣传”！轻启战端，陷国于危，你不是逆臣，谁是逆臣？哈哈，历史这个东西谁能说得清呢？

　　正在热播的《精忠岳飞》没有完全以评书《岳飞传》为蓝本，而是照顾到《宋史·岳飞传》的叙述。其实，《宋史》是非常不靠谱的，梁启超甚至目为秽史，言“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宋史》的胡编乱造、杂乱芜秽，赵翼、梁启超均有指陈。如果不能如《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那样成功地使历史剧成为对复杂人性的烛照，那么英雄传奇就英雄传奇吧，摆什么“历史”的臭架子呢？“历史”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我们过去给他立正敬礼，而我却老想和“历史”开开玩笑，比如拔下他脸上的一根胡子玩玩，看着“历史”恼羞成怒地朝我吹胡子瞪眼睛，我的心里真是乐极了！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