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幽抉微 开掘发现

王琪森

早在十多年前，当我完成了《中国艺术通史》的著述后，有感于海派书画艺术的被忽略及被冷落，便以一种历史责任和文化担当涉足于海派书画艺术研究，并于2007年6月写出了20万字的《海派书画——百年辉煌背后的人文精神和经济形态》。该书运用了文化社会学及艺术经济学的原理，对海派书画进行了历史梳理和流派研究，分析了从清末民初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三代海派书画家开放的从艺方式和独特的经济结构，揭示了海派书画从上海开埠后孕育发展及辉煌鼎盛的成因。

在撰写《海派书画》一书时，是从三个学术层面及研究视点切入的，一是从上海开埠后租界兴起、中西交汇、开放多元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切入；二是从商贸繁荣、市场运作、金融发达这个经济结构形态切入；三是从精英崛起、大师辈出、群体优势这个特定的海派大文化圈切入。而作为一种学术对应和研究链接，此本《海派书画艺术散论》也是从这样三个学术层面与研究视点切入的：一是海派书画的领袖作用与精英的群体效应；二是海派书画的经济形态与生存方式；三是海派书画的文化建树和艺术开拓。从而力求凸显海派艺术的历史地位、创作谱系、风格特征和审美价值。

一位艺术大师，开创的是一种艺术风格或是从艺流派。而一位艺术领袖，开创的却是一个艺术时代和从艺系统。如吴昌硕自1912年定居上海后，不仅完成了一个艺术大师到艺术领袖的华丽转身，而海派书画正是随着这位缶翁的到来而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鼎盛期。尤其是他所展示的那种刚健郁勃、遒劲雄浑的“金石风”，更是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在丹青翰墨上不屈的民族精神和高迈的审美追求。而且他作为一代海派书画的领袖和他的大师团队中的康有为、李瑞清、陈宝琛、陈三立、沈曾植、曾熙等，培养并打造了一个精英群体，从刘海粟、张大千、徐悲鸿、陈半丁、陈师曾、潘天寿、钱瘦铁、赵古泥、沙孟海、王个鋎、诸乐三等，支撑并构建起了海派书画艺术百年的大师之门，从而在近现代美术史上，彰显了海派书画的领袖作用和精英效应。由此折射出了海派文化的社会大背景和文化大环境。

作为一种社会机制，艺术家的经济形态和生存方式有关直接而本体的物化关系。独立的人格离不开独立的经济支撑。创作的自由是以经济选择的自由为前提的。首先是生活之人，然后才是艺术之人。应当确认：海派书画的崛起与发展，正是凭借着上海商业的繁荣、金融的发达、贸易的兴盛及社会的开放。尤其是1912年后，海派书画家的润格以吴昌硕为标志，从低价位一下跃上了高价位，经济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作为一种经济考量与收入核算，我在《海派书画家崛起的经济形态和从艺方式》中，对任伯年、吴昌硕、“三吴一冯”等著名海派书画家的润格作了具体的分析，正是市场的需求、艺名的确立及润格的丰厚，使海派书画成了当时全国美术的中心与重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昌硕的曾孙、上海吴昌硕纪念馆的吴越为我提供了一本吴昌硕在1914年出售书画篆刻的账本《笔墨生涯》，这可是海派书画巨擘日常经济收入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从1914年正月初五记至1914年12月终，从而真实而详尽地反映了海上书画笺扇庄的经营之道及书画求购者的不同群体，凸显了海上业已成熟的书画市场运作机制。据统计，吴昌硕1914年全年的书画总销售额为5583.00大洋，折合成现人民币是251235.00元。平均每月为465.25大洋，折合成现人民币为20936.25元，而这仅是这位缶翁定居上海两年后的书画收入。随后几年，随着年龄增长及声誉日隆，吴昌硕的书画润格更是大幅地飙升。唯其如此，通过对海派书画家润格的解读和市场的分析，可以相当具体而深入地了解其社会学意义上的经济结构和从艺风貌。

艺术创作，只有在掌握并体现其所包含的人的社会活动及相关的文化大系统中，才能实现审美的展示及价值的确立。特别是作为一个艺术流派，并不是个别人的主观随意地取舍，而是一种群体性的抉择与追求。从艺术文化学上来考察，艺术创作的形式与内容、价值与效应是体现在整个文化系统内，活跃在整个艺术过程中，从而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以后的艺术创作产生辐射，不仅为文化更新提供媒介，而且为艺术突破提供能源。从中可见海派书画的形成发展与中兴壮大，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画派的崛起与鼎盛，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型制上，更具有文化建树意义与艺术领军作用。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