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图为:许伟东草书杜甫诗
图为:许伟东草书李清照词
赵泾生
书法艺术是人格精神的体现,凝结作者的全部文化和艺术修养。清代刘熙载认为“观人书法,莫如观其草书”,因为“它书法多于意”而“草书意多于法”。许伟东是位学者,早年,他师从著名书法家曹宝麟教授和诗人王业霖先生,耳濡目染,眼界高迈。在中央美院科班研读之后,执教于湖北美院,从事书法的教学、创作与研究。阅古鉴今,取精用弘,学养日渐丰盈,使得他的草书艺术亦更上层楼。
许伟东的作品乍看有着很传统的面目,但细辨之下又说不清道不明究竟取法于哪家哪派。我说他的作品源于二王的笔墨基础,取法张旭、怀素的创作思想,又掺入了王铎、傅山等人的外在形态,应该不会有多大出入,但用这样的套话评论任何书家都未尝不可,但对理解书家的艺术却意义不大。其实,我们不必过度关注一个书法家刻苦修炼的历程,而应关注他对作品品质的锤炼与提升。
艺术的终极目的是让人感动。感人的力量来自艺术作品蕴含着的作者的情感和人格力量。草书是抒情达意的艺术。韩愈论张旭草书道:“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点出了狂草艺术的内在本质。在引发“草圣”草书创作的诸种情感中,“喜”“愉”只是应合于偏义复词组词的需要,“不平”才是百感交集之点。心有“不平”,是由于人有思想,不媚世苟同,“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
许伟东的狂草作品给人的审美感受与妍美流丽不搭边,和粗野狂肆也不相类。我对其最直观最强烈的感受是:激昂慷慨、沉郁顿挫。譬之于李白和屈原的浪漫主义诗歌,少了些李白的飘逸与明快,多了些屈原的激昂与悲壮。“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明代袁宏道的两句诗评,袁氏认为性情质朴因而语多忿怨,诗风刚直因而锋芒毕露,这正是屈原诗歌的风格。我觉得除了“多露”不尽吻合,其他用来品评许伟东的狂草书颇为契合。我在“评师网”上看到过几则学生对许伟东任教的评价,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的理解:“学问比较渊博,思想比较深刻。比有些照本宣科的老师好多了。”“语言清晰,思路清晰,人也帅,能够理解人,有时严厉了一点,还有一点愤青气息。”
因是匿名,不必谀言,应是真实的看法。我感兴趣的是“愤青”之说法。所谓“愤青”正是“多怼”最时尚最通俗的说法。一个没有艺术理想、没有道义承担、没有生活激情的人,不可能产生艺术创作的激情,其作品也不可能闪露思想的锋芒。
许伟东的狂草作品是理性创作的成果。首先,在速度的把控上,他在快意的纵情挥洒中时时不忘适度收勒。他的作品很少像张旭、怀素那样,在飞速圆转的流动中一气直下数行,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很多作品断笔多于连笔,如杜甫《春望》、《旅夜书怀》,不依靠笔画牵丝的牵引,而是通过笔势、笔意的贯通上下,线条疾速跳荡,但并不悬浮飘忽。中锋行笔,力道遒劲,极具张力。他似乎喜欢用重墨糙纸,这种材料迫使他控制速度,如骏马重车行于泥途,行虽速然辙犹深。
其二,许伟东的理性表现在他成功地将自己在哲学、美学修养渗透于创作。他用线条以及线条组合而成的结体、分行布白的非常态化运动,集合起疾涩、枯润、轻重、往复、抑扬、疏密、向背、欹正、聚散等对立统一因素,通过其在有限幅面里的全方位突进,将自己从生活世界感受到的纷繁复杂组织为秩序,将纸上的笔痕墨迹提升为有意味的形式。看他的狂草作品如同欣赏罗丹的雕塑:罗丹以人物扭曲乖逆的形体动作,拗倔的线条走向表达对生命力量的礼赞和对生命中悲剧因子的反思,倾注着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资产阶级腐朽势力的深恶痛绝;许伟东则用激昂慷慨、纵逸恣肆的基调点燃激情,以支离颠沛、沉郁顿挫的笔墨形式反映出现代人困惑、焦虑、愤懑、深度思考并寻求突破的心路历程。
其三,许伟东不是追逐时尚的人,他不热衷展厅效应,不迎合市场好恶,也不在纸色的拼接、染色、做旧方面虚耗精力。他心无旁骛,潜心修炼,一以贯之地提炼书法的内在品质。他说:“多少年月过去了,我至今没有写出一幅像样的草书。这让我意气难平,心有不甘。我打算押上毕生,与它较较劲。”壮哉斯言!我们有理由相信,许伟东必将精进不懈,人们会在他草书艺术的山阴道上,听鹂语莺歌,看水流花开。
编者配诗
观许伟东草书
达意抒情付草书,环中万象见峥嵘。胸间多少不平气,尽在龙蛇萦带中。
(来源: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