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烛照未来

追溯这些“民族之魂”是为反观当下

　　南方日报记者 李培

　　“世纪学人”系列报道纵贯四年，犹如一次旷日持久的秉烛探幽。前辈学术大师，学术风范，如高山仰止；其持养操守，如椟中之玉、斗底之灯，光芒不达于外，唯有潜其心志，探赜索隐，方能探究一二。

　　从“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历史学家岑仲勉，到“坚忍不拔之宏志可步张骞通西域”的国内人类学奠基人之一杨成志，到对学术有“移山追日”般执着梦想的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再到以“谦亨君子”风范鸣世的历史学家朱杰勤……我所负责的四位“世纪学人”撰写，更像一场“世纪回眸”，回望百年前中国学术的骤变之夜，前辈学术巨擎们的“为学、为人”之道。

　　他们身处百年前中国学术的骤变之夜，独辟蹊径开出新学。一声惊蛰，传统皓首穷经的史学者，纷纷走出书斋，迎接新的风雨洗礼。这四位文史背景的

　　旧学人，可以说是“继往圣绝学，开后世新学”一代先师。杨成志、钟敬文、朱杰勤分别由文史起家，矻矻以求，累积跬步，终至千里，成为人类学、民俗学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拓荒者，足见广东人在学术上“石破天惊”的胆识。

　　他们传袭了几千年传统士大夫的品格意志，值得当代学人反思。“尝谓研究学问，他们有如修道，有如坐关，要将此心把握得住。”翻开这些世纪学人的人生篇章，我们读到的是一篇篇炽烈、坚毅而质朴的人生诗篇。钟敬文曾在《我与我的时代·祖国》中把自己比喻成一粒麦子，在长达80年的问学之路上，他甘作一颗“麦粒”，忍受冬的严寒相逼，最后在春的泥土中萌芽、播撒种子，成就为“中国现代民俗学之父”。而朱杰勤延续了晚清以来旧式学者的学养和精神，但更加勇于走出书斋，投身新的洪流，一生不求亨达，甘于做一位朴实学人，直到去世前几天，还在进行学术课题钻研，

　　燃尽自己，烛照前路。

　　我想，这种回望不只是追述前辈高峰，更加是为了反观当下。在采访朱杰勤先生的专题时，其弟子、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高伟浓跟笔者的一席长谈发人深省。对朱杰勤先生的每一次追忆，几乎都引发他对当代学人的反思。高教授回忆道，读书时每次与恩师朱杰勤先生的会面都浸润在一种文化的氛围之中，谈学术、谈诗词书画；而不像现在学者相聚大多是吃喝，甚至谈出黄段子……相比之下，他深感惭愧。

　　更让高教授倍感焦虑的是，对比朱先生那辈学人一生清贫、靠“学术持身”的风范，现在的大学学者争夺各种名衔、光环、品牌，争行政级别，“官本位”的思想深深渗入学术界。这让他在对先师的追忆中，慨叹连连。

　　因此我想，“世纪广东学人”系列报道的意义绝不

　　只是一次人物寻访，更是一次文化寻根。这组报道更应该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讨论，引发我们对当代大学、对当代学者的反思。学术可以开疆破土，但学术风气不可随波逐流，当代学人应重回传统“为学、为师”之道。

　　英国学者霍尔登曾说过：“民族之魂，是在大学里反映出来的。”可以说，大学之中的学人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灵魂。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梅贻琦也曾说：“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犹水，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对比这样的“鱼水之欢”，反观时下的大学，师生关系疏离、怠慢，甚至犹如奏技者与看客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还在于学风的重塑、学人人格的重塑。试问，倘若学人毫无人格魅力，大学又何以成为大学？又何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而民族的灵魂又当安于何处？

　　大师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

　　南方日报记者 郑照魁

　　四年其实是个很有趣的周期。美国人可以换一届总统，我们可以完成一部世纪广东学人。

　　四年又是一个很无趣的周期。长时间干着同一件事情，又不是蒙着眼睛转圈拉磨的驴子。作为人的属性，我们免不了会开始琢磨，做这么一堆故纸堆里的人物，到底有什么意义？

　　不能否认的是，《世纪广东学人》所涉及的大师都很值得敬仰。能够耐下性子来一辈子做一件事情，这本身就足够后人来钦佩。但我们做这个东西的目的难道只是要简单地让后人重新钦佩一下他们，敬仰一下他们，把他们拉进某个神殿？

　　一直觉得，我们生活的目的更应该是看未来。一直觉得，即便历史上我们这里存在过无数的大师，也并不能证明现在什么。罗列一大堆曾经的璀璨，跟阿Q那句“老子祖上也是阔过的！”有啥区别？人杰地灵？与其说是地域原因，不如说是风气使然。要不几百年前天下师爷也不会尽出绍兴。

　　成天想着借先人的威能和荣光，是可以有面子，却也只能让我们更加堕落。古希腊古埃及，又有哪个古文明不是高山仰止？但现在呢？新闻里都能看到；他们的未来呢？希腊和埃及的问题，都不是继承亚里士多德精神或者木乃伊制造技术就能解决的。

　　忆往昔，看今朝，然后更得展望未来。至少对我来说，将这些故去的大师们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目的

　　之一，就是能让大家在看完之后琢磨一下，他们的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发，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做了5位大师。一是姜立夫。他所研究的数学，是科学世界的基石。而在目前，科学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二是陈国达。他所从事的地质学研究，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三是张云。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研究的是地球之外的世界，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走出地球绝对是人类的方向。四是高兆兰。物理学家。与数学一样，这是现代科学大厦另外一块很重要的基石。五是董每戡。这位大师虽然是研究戏曲，但他“不走偏门”的堂堂正正

　　的研究方式，对于现在很多从康熙字典等冷僻之地寻章摘句来找证据制造“成就”的所谓学者而言，有着更多的启发意义。

　　遗憾的是，或许我的笔力不够，或许我的态度过于混沌，在这些稿件出街之后，从网上看到的反响，大多依然只停留在感慨和钦佩。所以在我看来，《世纪广东学人》稿件已经完工，但这一系列的内涵和影响，却远远没有达到期望。至少我们还应该思考，这些大师给我们究竟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而我们又能从这些遗产里，做哪些对我们的未来更加有用的事情？

　　如果大家都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世纪广东学人》这个系列专题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陈乐素先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南方日报记者 陈祥蕉

　　或许因为之前采写过史学泰斗陈垣先生的世纪学人专题，以及陈门三代历史学家的家庭故事，也因此多次接触过陈垣先生的孙子孙媳陈智超、曾庆瑛夫妇，这次陈乐素先生的报道似乎顺理成章地落到我头上。他是陈垣子之、陈智超之父，宋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由于对他的家庭背景比较熟悉，又查阅过很多相关资料，我自以为对于陈乐素先生有相当的了解。可是仔细想想，好像又并不确定。所有人对于他的描述都是生活简朴、治学严谨，以及一切可以用于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形容词。他无疑具有这些品质，我非常相信这一点。但是这些词语并不能让读者把他和其他大学者区分开来。他的人生故事虽然不可称之为平淡，但也算不上传奇，也更缺乏所谓的戏剧性。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要怎么呈现出他的个性、他的内心？老实说，我很困惑。

　　我曾读过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作品，在我的心

　　目中，对于人物的还原就是要写成那个样子。作为非虚构小说的代表作家，他让笔下的人物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可是，你知道这种真实有多困难吗？借助于资料的真实是唾手可得的，可是要还原人物在某些重要时刻的所有细节，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你怎么知道他的表情、他的动作？你怎么知道他说了什么？他就是知道。在那种笃定的文字背后，是好几年的艰苦准备，包括所有文字、图像资料的积累，对主人公身边的超长时间贴身采访。可是，我们是报纸记者，还是日报记者。一个报道给你的时间是有限的，要写出那样的作品当然不可想象。不过，不管怎样，这是一个榜样，是一个理想。

　　回到陈乐素先生的报道。我向陈智超先生和张其凡先生抛出困扰我的这个问题——陈乐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希望能够触动他们的内心，让他们陷入回忆之中。张其凡是陈乐素的学生，也是他晚年的助理，他们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陈智超先生已经快80岁，对于父亲，我想他曾很多次跟人谈起过他的经历、他的成就，一开始他也把这些跟我说了一遍。

　　后来，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几岁的时候，父亲曾经表扬过他一次，说他遇雷雨很镇定，也是这辈子唯一一次。他父亲是个外表很严肃的人，内心却很柔软，对孩子很关心。他得了胸膜炎，父亲让他去杭州养病，那边空气好。在他心目中，父亲还是个胆子很大的人。他们家好几次遇险都因父亲的过人胆识化险为夷。我觉得，这是陈乐素先生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的另一面。

　　很多人都说陈先生饮食很简单，他自己也笑称，改名为“乐素”是因为喜欢吃素。张其凡先生则告诉我们，陈乐素先生患有喉疾，也许跟他喜欢自己煲汤又在汤里放过多调料有关。他透露，陈先生一生最爱的还是家乡广东的菜肴。可惜因为长期在外生活，妻子和保姆都不是广东人，他一辈子都很少吃到广东菜。这些，陈乐素先生都不太去说。他是一个内敛到有点神秘的人。对于“乐素”的由来，除了那句玩笑外，张其凡说他是“仰慕魏晋高士安贫乐素”，到底是不是这样，他儿子都说“不清楚”，他没说过。他的一

　　辈子，想做的事情太多，耽误做学问的都没功夫顾及。比如他们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时，陈乐素夫妇和陈智超夫妇住在一块儿，全家都在食堂吃饭，节省时间，不要求儿媳做饭。知识分子家庭，也没有那种鸡毛蒜皮的婆媳矛盾，那种全家一起看书学习的氛围特别让人羡慕。据说陈乐素先生以前抽烟喝酒，但是40岁的时候说戒烟就戒烟，一直到88岁去世都没有再抽过。对于戒烟的原因，也没人知道。

　　“家学渊源”在陈门三代身上有着最显著的体现。陈智超夫妇住着儿子给他们买的挺不错的房子，在他们家周围偶尔能碰到冯小刚、张国立，但是一走进去，装修得很简单，最醒目的就是书。曾庆瑛老师最早走入陈家就是这个感受。80岁时的陈乐素先生曾感叹时间不够用，现在跟他当年差不多年纪的陈智超先生已成为国内权威的宋史学家，他也仍未停下做学问的脚步。陈门有着长寿的基因，不少家人都活了90岁上下，也有着勤勉治学的传统，所以他们一生都做了好多事，也做成了好多事。

　　让每一位曾驻足广东的学人雁过留声

　　南方日报记者 杨 逸

　　在过去一个世纪风云激荡的岁月里，神州大地的每个领域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局。广东，作为中国的南大门，自然被推上了“西风东渐”的风口浪尖。出于这个缘故，这里幸运地涌现出一批曾为中国的学术转型作出奠基性贡献的名士鸿儒，同时这里也吸引到不少学术巨擘的驻足留踪。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既是每一位曾在这片土地上，对民族前途进行默默思索与践行的学者们的毕生夙愿，也是他们为之奉献一生所应得后人的报偿。经过4年的潜心整理，《世纪广东学人》系列报道将51位在案卷尘封多年的发掘出来，让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重现报端。这既是作为当代新闻工作者的荣幸，也是我们应尽的绵力。

　　当我们怀着崇敬庄重的心，翻开尘封的案卷，重新品读那些几乎被人们所淡忘的故事时。我们遗憾地发现，他们的学术人生，不少已经由于风霜的洗礼而变得残缺不全：有的只剩下辞海中的寥寥数语，有的徒弟子孙皆已星散，连完整的年表和传记都难觅影踪。正因如此，为他们树碑立传的工作，就成了一场“侦查”任务。采编们借着一封封家书、一张张照片、一页页日记，让他们的音容笑貌重现世人眼前。

　　然而，在还原这些学人的学术形象时，却又给记者带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并不是所有学人的生平，看起来都是那样的浓墨重彩、跌宕起伏，他们的故事也没有出人意料的动人。在他们当中，有太多看似平平无奇之人，年复一年地从事着平平无奇之事，却又如此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人生。他们的领域，有时在我们看来是如此的生疏，而

　　那些专业的学名，读起来也是这样的佶屈聱牙。

　　梁伯强就是这样一个平凡而陌生的名字。作为病理学专家，一位医疗事业的“幕后工作者”，他的工作也是如此单调乏味。然而，他借着自己的双手，确立了现代的解剖制度，建成了完备的教研机构，为各种疑难杂症提出准确的论断，向国家输出数以百计的学科带头人……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享受着他们工作留下的恩惠。

　　立功、立言、立德，被古人称为“三不朽”。每位学人固然有其卓绝的功勋，他们的学术生命得以延续，无非是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笔墨的流传，用纸和笔记录他们的言行举止；另一种则是藉着他们的言传身教，在后学当中的传承。无论在人们纸上还

　　是脑海里的沉淀，他们的治学精神都凝结成我们的文化基因，延续到了他们的学生，甚至那些素未谋面的读者身上。

　　中山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教授宗永生，是梁伯强多年的学生。接受采访时，已过耄耋之年的宗教授，口齿显然不是十分伶俐。然而，对先师生活和工作每一个细节的忆述，他却力图做到完整无误。在记者临行之前，宗永生一再叮嘱记者实事求是，对梁教授“无需过誉”。在他的身上，仿佛仍能看见梁伯强的影子。

　　纸与笔固然力有不逮。我们相信，在近代广东这片学术热土上，值得在“世纪学人”的名册上留下一笔的，还远远不止在我们系列报道中留下的这些。虽然未能谱写他们的传奇成了我们的遗憾，但可以相信的是，他们为岭南学术所作出的贡献，仍将延续并长存在岭南的学脉中，“共三光而永光”。

　　做人做事，一颗从容平常心足矣

　　南方日报记者 周 豫

　　做刘节先生这一期的采访是格外曲折的，我曾因为遭到不少人直截了当、毫不留情的采访回绝而满腹委屈，甚至一度当着众人掉眼泪。然而，当手里拿着采访整理稿，并捧着两本读完的《刘节日记》时，便会发现相较于当年宁可被孤立也不作违心之语、不写奉上之词，坚持独立思考的刘先生在那个知识分子普遍失声的情境下是坚持得何其艰难，反观当下，我们年轻的这一代又是何其庆幸！

　　刘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师从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等诸位先生，从1946年起他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他著述颇丰，但真正要了解其人，阅读《刘节日记》无疑是一个最好的

　　选择。该日记的一大部分，是个人的读书记录，虽然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学人不能安于讲席，饱受乱离流浪之苦，但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我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大量阅读《通鉴纪事本末》过程中，对五代十国政治史产生的零散感想，还有对《左传》中事件年代、《汉书》中所记天文、地理和食货的考证。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大量阅读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书籍随感札记，随读随录，提出了许多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刘先生在其《我之信条三则》中写道：“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正如他的哲嗣显曾所云：“父亲始终坚持尊孔敬师，重道守节，

　　不肯曲学阿世。”他的自我评价“爱好是非，甚于功利”，在调到中华书局校点《旧唐书》时，因不满政治式的校点拂袖而去一事中更是可见一斑。相对来说，刘先生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所受的围剿，还算“和风细雨”，到了“文革”时，才真正是“暴风骤雨”的打击。但在我看来，他的所言所行，按今日的标准，却是在知识分子史和自由精神史上留下不朽之名了。

　　采访对象们提得最多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节挺身而出，主动要求代替老师陈寅恪挨批斗，并以之为“无上光荣”的事情。每逢春节时，他必定会登门拜访陈寅恪，对其行三跪九叩的弟子大礼。他作为中大文科教师中的头号“白旗”，在“文革”期间

　　一共遭受60多场野蛮的批判。《刘节日记》每天寥寥数语，稍嫌简短，不过也能看到，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在旷日持久的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下所受的折磨。

　　我对照《刘节日记》，在他受到猛烈批判的1966年6月，其日记缺失，现存日记是从此年8月31日开始的，内容相当简略，笔下不带感情：“（9月1日）晚写检讨交代一段。做高帽一顶。（9月17日）理发，剃去眉毛。下午劳动戴高帽。晚做顽固分子纸黑牌。（9月24日）因背语录不熟，又在路旁被训斥一番。”如此平和地留下挨批斗的记录，包括自制高帽，甚至剃眉毛这类堪称耻辱的事情，足见他内心的强大，较之那些剑拔弩张的大批判文章，更是有意味的对照。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