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楼里的电波“暗战”

杜襟南（右二）和战友在香港

晚年的杜襟南和黄梅

　　东纵老战士黄梅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香港的秘密电台——

　　“抗战”胜利后，根据国共重庆谈判“双十协定”，我党在华南的抗日武装力量东江纵队奉命北撤山东解放区，留在广东的成员继续坚持斗争，广东区党委原东纵的机要电台转移到了香港。电台负责中共中央和华南分局之间的电报往来，将中央的指示传达到闽粤赣湘边等根据地。

　　时任中共华南分局机要科长的杜襟南，负责机要电台，在香港工作三年，为中央与华南分局的互相沟通做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为广东的解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于2012年6月在广州逝世，本报记者采访了他的夫人、东纵老战士黄梅同志。黄梅回忆了当年在香港的秘密电台的工作情况，在此与广大读者共享。

　　文：记者 刘黎平 图：黄梅 提供

　　建电台：红色电波直通延安

　　对于建立电台的缘由，黄梅同志表示，是基于血的教训。

　　1940年，东纵的前身——由曾生、王作尧带领的两支抗日部队受到国民党重兵的疯狂围攻，部队从东（莞）、宝(安)、惠（阳）地区向海陆丰一带转移，几遭挫折，从约八百人减至一百多人，处境很困难。在这严重关头，同年6月初，由廖承志同志从香港转来党中央书记处5月8日的电报，指示部队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同时不怕发生摩擦，才能求得生存发展，曾、王两部应回到东、宝、惠地区。电报还具体指示如何做好返回前的准备工作。

　　血的教训证明：必须建立与中央联络的有效渠道，而这个渠道就是机要电台。东纵的领导人曾生说：有了电台，才能接收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如果没有电台和机要工作，就像聋子瞎子，就容易犯错误，遭受挫折和失败。

　　其实早在1938年的时候，东纵就计划建立电台。然而，既没有技术指导，也没有器材，直到1942年1月，电台才终于建立起来了。为帮助东纵建设电台，延安派来了刘澄清同志，组织留他在东江纵队一段时间，指导机要人员认识和运用密码。刘澄清原来在廖办电台工作，熟悉当时延安的电台波长， 因此就使用廖办电台的频率和呼号。东纵机要电台的人员迅速掌握了收发报技术，建立了与延安的联系。刘澄清为东纵电台机要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了机要电台，东纵与中央的联络畅通了，行动方向也明确得多，避免了惨痛的牺牲和损失。

　　反敌特：邻居一猜疑 电台就转移

　　除了港英当局的巡查，秘密电台还面临国民党驻香港机构的威胁。为了安全，机要电台从保密的角度设置了组织架构。例如，将电台和机要组分开，单线联系，避免万一出事，所有人员和资源被敌人一网打尽。黄梅向记者介绍了秘密电台的工作路径：首先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那里拿到中央的指示，送至机要处对密码进行翻译，再送至电台转为电报；接下来是电报的传递，首先通知对方在哪里接电报，例如送电报的人在某处电车站，手里拿一张报纸做标志，等待对方同志来取电报，暗号对了就进行交换，这一切都是单线进行的。

　　黄梅说：“在当时，哪怕引起周围居民一点点的猜疑，秘密电台就会立即转移。当初刚到香港，电台人员都集中在坚道93号，不久，周围居民就开始对这里指指点点，同志们意识到这个情况，立即进行了转移。”黄梅还提到，在另一处工作地点，由于经常晚间发报，不可能没有丝毫动静，过了几天，楼下的邻居就好奇地问：“你们晚上怎么经常有移动桌椅的响声？”电台立即又进行转移。反正一有风声，就会更换工作地点，防患于未然。

　　除了收报发报，秘密电台还帮助海南重建电台。当时，海南的琼崖纵队丧失电台十余年，杜襟南领导的机要科承担起恢复海南与延安的联络这个重任。他们派出五六个电台机要干部前去海南重建电台，1946年1月22日将派出人员集中起来谈话，交代任务，然后从香港出发，途经澳门，前往海南。一直到当年的9月29日，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尤其难得的是，在向海南派送工作人员的过程中，无一人被捕和牺牲。

　　趣闻：西式生活彰显血肉丰满共产党人风采

　　黄梅说，为了掩护秘密电台，同志们都被要求衣着打扮、生活习惯尽量本土化，而香港当时被英国占领，比较西化，生活方式、衣着打扮和东纵同志们的生活情调不免有不协调之处，这些因素也在他们心中引起一些波澜。

　　杜襟南在日记里就提到这一点，我们且看一例：“1946年1月19日，到港以来，算是走了不少地方了。都市真是‘危险物’。那些女人，穿着旗袍，花枝招展，抹粉涂脂，实在不仅是看不惯，简直是觉得妖娆古怪，十分肉麻，与我们生活的女同志一比，真是难以形容的恶心。也看到一些出来的女同志，打扮起来，也觉得前后两人，有其喜恶不同了。可是久而久之，过了几天，这心理也就淡了。似乎看得多了，不由得你不觉得平凡，由平凡而减除憎恶，渐渐变成鉴赏，于是变成爱好，觉得非如此不漂亮了！岂不糟糕哉！准此，则城市之改变人观点，影响人意识，其作用大乎哉！不可不慎，不可久留！”

　　从这则日记可看出，当时秘密电台的女同志为了避免在香港显得太突兀，也尝试着在衣着打扮上和当地居民融为一体，而在这当中，难免引起心理上的冲击。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秘密电台的人一方面既坚持革命本色，另一方面也没有矫揉造作，掩饰自己的困惑。

　　关于香港秘密电台的历史，我们不只是看到共产党人为革命机智勇敢的一面，也应该看到他们风雅有趣的一面。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从事革命工作，毫不掩饰文化差异带来的困惑，又保持革命本色，这，就是血肉丰满的共产党人！

　　避搜查：

　　空心桌腿藏密码本

　　为什么抗战胜利后机要电台要转移到香港呢？黄梅说：“北撤后留下的人员需要转入地下工作，其他地方不能去，只能撤往香港，以此地为掩护，进行秘密工作。”

　　当时香港的形势是复杂而严峻的。黄梅回忆，日军投降不久，组织就派她和一个机要员去香港。她由交通员带领，找到在《华商报》工作的饶彰风，先在那里落脚。接着，东纵的其他机要电台人员陆续撤退到了香港，大家合在一起，以“华南通讯社”的名义工作。不久，新华社建立，“华南通讯社”完成其历史任务，黄梅就转至秘密电台工作，当时的身份是机要员。

　　秘密电台的“外形”是一户家庭，大家都扮演不同的角色：夫妇、表姐、兄弟姐妹等，为了增强可信度，这个“家庭”中还有小孩。黄梅说，工作是很隐秘的，如大厅中央有一张蘑菇形的圆桌子，桌子中间有一根支柱，空心的，密码本就藏在里面。至于电台的发报机，也要伪装隐藏起来，收报机则用一部收音机进行改装，外表像收音机。他们每天夜晚按照规定时间，取出机器进行工作。电台很小，黄梅在茶几上比划着说：“就半张茶几这么大，平时都隐蔽得很好。”收发报时，机务员将窗帘拉上，架一根天线，就开始工作。港英方面不断有巡逻，他们要随时提高警惕，以应付万一。

　　当然，港英当局方面也不是不会搜查，尤其是每个月的例行卫生检查，警察会挨家挨户仔细地检查，机要电台的同志们会搞好卫生，隐蔽好文件，不给警察留借口。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