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下：治学谨严有“洁癖”

□彦火（香港）

　　在卞之琳给我的二十多封信中，不乏长信。之前发表的短信，因为篇幅所限，内容较简单。倒是他的长信，涉猎的题材较广泛，内容也丰富得多了，从中更可窥他的治学态度、学养，以至他的人生状态。

　　我特找出一封较有代表性的长信（如下图），节选如下：

　　耀明先生：

　　接到你六月十四日信，还没有顾到作复，前天又接到七月份《海洋文艺》。

　　首先让我祝贺你们能发表到《时间》这首诗，我个人认为是艾青年来发表过的最好一首新作，也为国内若干年来少见的好诗。

　　其次，一定会使你感到扫兴的是：我出于诚挚的关切，劝你不要轻易写那本《中国作家散记》。诚如你自己所说，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当然知道的，去年杜渐、苍梧出于一片好心，从我的随便谈话中整理出一篇访问记，未经我本人看过，发表了，有不少事实和说法错误（倒没有什么政治错误），害得我不得不以补充方式给《开卷》第四期发表一篇《通信》不着痕迹地把一些主要错误更正了。这篇《访问记》又被这里一种内部刊物转载了，在许多编辑部广为流传，每听人谈到，我总要请他找第四期《开卷》看看我那篇《通信》，这也许仅是我出于我一贯的洁癖（我常常甚至于自己一发表了什么就非常后悔），别人爱热闹可能无所谓。死者自己当然更无所谓了，可是也还有尚在的死者的亲友。

　　…… ……

　　最后，我想征询你一点意见。月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汉语翻译及其改编电影的汉语配音》，又写长了，约有一万一千字，送交了约我写稿的一个大型刊物。竟以“太深”的理由还给了我。其实，我还是做普及性工作，给学术性刊物，应是太浅了。我这次不怕人家说我“王婆卖瓜”，就一些例子对照一下朱生豪的“权威”译文，和我自己的译文，再通过上影译制片厂1958年根据我的译本给奥里嘉纲埃主演的那部老影片整理配音，作一番检验（这部黑白片今年重新公映，而且上电视，遍及内地各县，看的人次不少），看起来是些琐屑，实际上是讲的运用汉语译诗以至写法的基本功。我是鉴于我国多少年来写诗、译诗、读诗的大半丧失了对祖国语言的艺术性能的感觉力和鉴别力，而费此唇舌。文章全无政治问题，不论是任何地方，除非说琢磨祖国语言也就是一种政治。

　　…… ……

　　这封信是我在编《海洋文艺》月刊时卞之琳寄给我的，时间是1979年。

　　艾青的《时间》（共五十行），发表在1979年7月号的《海洋文艺》上，卞之琳读后，很为激赏，依稀记得这首诗的开首是这样的：“时间与空间／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叫做‘无限’。”

　　信中提到的《中国作家散记》，是我于1980年完成的著作，易名《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香港昭明出版社），台湾远景出版社后易名《当代大陆作家风貌》出台湾版，并由韩国圣心大学出版社翻译韩文版出版。书内收有《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出版前，曾给卞之琳过目，也承他订正一些错误。

　　卞之琳是一个治学十分严谨的人，可以说达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这也就是他信中所说的“洁癖”。信中他以1978年11月发表在香港《八方》文艺丛刊的一篇访问记中出现的谬误，警诫笔者。

　　卞之琳对《八方》的出错，很是耿耿于怀。香港大学张曼仪教授在《卞之琳年表简编》中，也提到过卞之琳的这一事迹：

　　1978年11月，香港《开卷》创刊号刊出古苍梧（古兆申）的访问稿《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11月26日，写信给古苍梧对访问稿作出订正加补充，该信刊于《开卷》第四期（1979年2月）。

　　卞之琳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他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便译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时年十九岁。

　　此后，他还翻译了大量西方诗人的作品和文论。1954年完成《哈姆雷特》的翻译，此后他又完成“莎士比亚悲剧四种”，除了《哈姆雷特》，还有《奥瑟罗》、《里亚王》、《麦克白斯》。信中提到他写的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汉语翻译及其改编电影的汉语配音》长文，原先交给《海洋文艺》发表，但因主编吴其敏嫌篇幅太长，最终转由《八方》发表。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