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辩论二十年，越辩越难

　　1993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上，上海复旦大学代表队赢得冠军，一战成名。 （图片来自网络）

2012年中华辩论爱好者联赛决赛现场。

　　复旦大学代表队在新加坡比赛现场的合影，左一为赢得首届国辩最佳辩手称号的蒋昌建，右二为总教练、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 （图片来自网络）

　　1999年国际大专辩论会前夕，西安交通大学代表队的辩手集体进行形体训练。（视频截屏）

　　今年是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简称“国辩”）二十周年。1993年10月1日晚上黄金时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这届赛事的总决赛。在那届比赛中，复旦大学辩论队代表大陆高校出征新加坡，并最终荣获冠军。当时，这一事件曾引发了空前关注，也在社会上一时掀起辩论热潮。事后，人们为其冠以一个武侠意味颇浓的称号——“狮城舌战”。

　　二十年后的今天，那场比赛的视频和辩词全文仍可在网上找到，但这件往事已鲜有人提起。更为尴尬的是，按照两年一届的赛事惯例，今年本该是又一个“国辩之年”，但这一赛事是否还能继续举办，至今没有明确说法。二十年来，电视辩论渐渐淡出荧屏，甚至可能消失。“国辩”二十年，没有祝贺，只有记忆和怀念。

　　辩赛

　　一次“排山倒海”的绝响

　　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举行，堪称当年华人文化界的一大盛事。参赛的选手分别来自剑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悉尼大学、台湾大学、复旦大学等世界名校，可谓高手如林。而在评审团中，则有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杜维明，以及当时刚刚开始被精英文化接纳的武侠作家金庸。

　　决赛在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的辩论队之间进行，辩题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复旦一方为反方。这场赛事如此激烈，以至于杜维明在赛后进行点评时，称其“常有排山倒海，甚至咄咄逼人的气势”。尤其是在后半程的自由辩论环节，双方短兵相接，妙语频出。

　　“如果我们不造一架风车，您哪有机会当上堂·吉诃德呢？”提起二十年前“我方辩友”反诘“对方辩友”的这句俏皮话，当年担任复旦大学代表队总教练、65岁的俞吾金教授至今仍乐不可支。他评价说，当年复旦包揽了团队冠军和最佳辩手两个大奖，可谓绝响。

　　在那场比赛中夺得最佳辩手的，是当时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蒋昌建。在激烈的鏖战中，他从容地以顾城的名句作为结束陈词，“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博得现场一片掌声。

　　经过那一役，蒋昌建和他的队友一战成名。如今身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的他，虽然自称早已“回到学术的小圈子”，但有时仍会接到来自社会上的邀约，请他担任客串主持人。在他看来，参加国辩带给他的最大改变，是在读书的方法和倾向方面，有了新的思考。

　　在俞吾金的印象中，那场比赛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此后几年复旦的生源都特别好，“他们觉得复旦会给学生以机会。”而他本人则被国内很多大学请去办讲座，“讲座的名字就叫‘辩论的艺术’，话头挑起来，能讲整整四个小时。”

　　那一年，辩论成了最时髦的话题之一。社会上涌现出各种名目的辩论比赛。导演英达拍摄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也有一集专门拿辩论来说事。第二年的央视春晚上，老艺术家赵丽蓉等人表演的小品《吃饺子》，则上演了一幕“除夕该不该吃饺子”的辩论。

　　“我预料到这个节目会火，但没有想到能火到这个程度。”央视制片人潘跃是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中方导演，此后他曾以总导演、制片人等身份参与了七届国辩，他见证了国辩初次亮相便跃上巅峰的奇迹，却也陪伴其走过了此后长达二十年的漫漫下坡路。

　　1999年的“国辩”，是潘跃自认为举办得最成功的一次，其精彩程度甚至超过了“狮城舌战”，却没能再现万人空巷的场面。此后，国辩的收视率开始下滑。2003年的国辩，除决赛外，其他场次的比赛一律安排在央视一套非黄金档播出；自2005年起，国辩索性彻底退出央视一套。至此，国辩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

　　辩手

　　举校体制下的输与赢

　　“狮城舌战”，复旦大学辩论队一共三轮比赛，每场比赛四位辩手的发言时间加起来也不过20分钟，但其背后的人力与物力投入，却是十分惊人的。

　　1993年3月，复旦大学接到当时国家教委的一纸命令，指派其代表中国大陆高校参加首届国辩。当时距离比赛仅有大约5个月的时间。在这5个月当中，复旦几乎是倾全校之力进行备战——教练暂停教研工作，选手暂停课堂学习，一起封闭集训，十名博士生陪练，几十位学科权威轮流讲座，上百本经典名著快餐式灌输，可谓是“魔鬼式速成培养”。

　　此后，这种上级主管部门指派、被点名高校举校备战的做法，几乎成了惯例。

　　“当时国内队伍参加国辩，多少有点像体育比赛里的举国体制，而不是职业联赛。”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周玄毅曾作为辩手参加2001年的国辩，后来又作为教练参加了2010年的国辩，他感慨说，无论是学校，还是辩手，“都是压力山大，很被动。”

　　但是，并非所有被点名的学校都能如愿夺冠。1997年的国辩，首都师范大学代表中国大陆高校派队参赛，却意外输给马来亚大学。有出版社为那一年的国辩编了本书，叫做《梦断狮城》，直到现在，当年的首师大代表队总教练杨生平仍然认为，这个书名有失公允。

　　杨生平透露，首师大此前没有参与辩论比赛的传统，但那年5月才被教育部门指派参加国辩，8月就要奔赴新加坡，准备时间只有短短三个月。决赛失利，外界一片质疑，首师大给出的解释只有四个字——“遗大投艰”。这个生僻成语的意思是：交给重大而艰难的任务。

　　当时在很多人看来，教育部门指派首师大参赛，这种做法本身就令人费解，夺冠失败更是凸显了这一制度的缺陷。这件事情促使央视于1998年推出了全国大专辩论会（简称“全辩”），以此作为国辩的选拔赛。但是，当时国辩已经渐失光彩，各大高校对全辩的兴趣自然也不比当年。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学府都不汲汲于此，复旦在“狮城舌战”之后也偃旗息鼓。

　　俞吾金认为，复旦在首届国辩中取得的成绩已是巅峰，后来的队伍即使做到最好，也未必能拿到此前的荣誉，“这个挑战可能引起后面人的沮丧。”他的这番话，不仅解释了复旦选择“隐退”的考虑，也点明了其他高校对国辩难再全情投入的原因。

　　在和国内高校打交道的过程中，潘跃特别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想赢怕输的“包袱”特别重。“作为媒体，我们觉得国辩首先是个电视节目，并不见得你赢了就什么都有了，就成为985或者211名校了，也不意味着你输了天就塌下来了，但大陆高校把这个比赛和学校的荣誉、名声结合得太紧密了，完全超出了学校所能承受的范围。”潘跃一针见血地说。

　　辩题

　　与社会现实渐行渐远

　　李焱是一家媒体的评论部负责人，他对历届国辩的辩题进行了一番梳理：1993年，“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1995年，“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1997年，“真理是否越辩越明”；1999年，“美是主观感受还是客观存在”……越到决赛阶段，辩题就越抽象，“前两轮还会有涉及艾滋病防治、国际互联网管制的现实命题，到了决赛，基本上就以纯理论为主了”。

　　如此“阳春白雪”的辩题，与二十年前的时代语境有着潜在的联系。蒋昌建回忆说，当时青年人接受信息还不像现在这么迅捷，社会现实中一些问题虽已存在，也还没有形成社会议题，反倒是一些形而上的命题更能达成共鸣。“社会对于大学生的定位仍然是天之骄子，他们讨论些抽象的、宏大的命题，看上去很合时宜。”

　　1999年的国辩决赛，郭宇宽是西安交大队的二辩，为了“美是主观感受还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他和马来亚大学的辩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逼得对方问出“你觉得我究竟美不美”，一时成为笑谈。但是今天回顾往事，他不禁自问：“这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主办者们也在试图让辩题更加现实一些。李焱曾参与了2004年全辩的策划工作，那一年的决赛辩题是“生之恩重于养之恩，还是养之恩重于生之恩”。其实，这道题的原型非常具体，“一个被抱养的小孩，要不要认回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最后却变成了一道没有生活基础的题目，甚至就连那年担任评委的余秋雨都很直接地指出，这是一个“虚假的题目”。

　　近年来，“名人隐私权要不要保护”，“公共场所要不要全面禁烟”，“怎样看待人肉搜索”，类似这样与时事贴合密切的辩题，也曾出现在国辩中，但是并未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思考。而2007年的国辩以“西班牙斗牛要不要废除”为辩题，虽然现实具体，却与中国社会无关。

　　潘跃承认，在央视这样一个大平台上讨论社会问题，就传播效果而言是有顾虑的。毕竟，一些社会性话题并不适合让大学生汪洋恣肆地辩论争执。但他同时指出，大学生们更多是在理论和阅读层面纵横驰骋，“即使把出租车调价这样的现实问题交给他们，他们还是会从书本里找例子，辩不出社会感。”

　　时隔二十年，俞吾金明显感觉到，国辩已经与当下的社会语境脱节了。今天的人们，不仅已不再关注那些抽象的宏大命题，甚至对辩论本身也已经产生了倦怠。“和20年前相比，我们现在越来越专注于一种喜剧精神，而辩论体现的是一种悲剧情怀，要为了理想和目标而奋斗的情怀，喜剧追求的是调侃、轻松、幽默和笑声，也就是说，目标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了。”

　　辩变

　　精英游戏难讨娱乐欢心

　　从1999年起，国辩的赛制形态悄然发生变化。那一年，辩论中的第四辩手被取消，改成了“自由人”。此后，历届国辩的赛制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2007年，国辩的名称被改为“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还增加了所谓“互换立场”环节，令人难以理解。而比赛实况在电视上播出时会被剪短，更不利于完整表达。李焱当时觉得，“电视台已经不太想搞了。”

　　2011年举行的上一届国辩，赛制问题终于引发了猛烈质疑。那次比赛，周玄毅率领武汉大学队参赛，但他愕然发现，这场比赛竟然已不存在“队伍”的概念。按照新制定的规则，优胜一方只有一名辩手晋级，和其他晋级辩手重新组队继续辩论，直至最终产生一名最佳辩手。“这已经不能叫做辩论赛了，只能当成是一档娱乐节目。”周玄毅说。

　　这是国辩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胆的一次改变。但在辩论爱好者们眼中，这场比赛已经彻底沦为“推举明星”的选秀节目，甚至更像是“脱口秀”。在由辩论爱好者整理的“华语辩论年表”中是这样记录这场比赛的：“2011，武汉大学陈铭获本届国辩最佳辩手，但本次国辩之组织形式、赛制引起颇大争议，其华语辩论第一赛事之地位因此动摇。”

　　作为电视人的潘跃，并不赞同辩论爱好者的意见。在他看来，这场比赛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创新，只不过多了一点变化而已。潘跃抱怨说，辩论爱好者们总是以二十年前的“狮城舌战”为模板，但那种论多辩少的模式节奏相对缓慢，已经跟不上观众的需求，收视率的竞争，更是把电视人逼到了求变图存的危险境地。

　　“1993年除了辩论赛，电视屏幕上没有第二个语言节目，但以后不是这个样子，特别是《东方时空》、《实话实说》这种借鉴脱口秀的节目兴起之后，电视辩论的形态显然有些陈旧了。”潘跃说，就央视内部竞争来讲，国辩也“落寞了”。而在周玄毅看来，电视辩论的落寞更像是一种必然：“小沈阳上电视少了才值得奇怪，辩论上电视少了，其实是回归精英游戏本质。”

　　今年8月，原本应该是国辩开赛的日子，但是潘跃坦言，这场比赛已经推迟，何时再办至今也没有消息。“没关系，有时候走到了极致，陷入最低谷的时候，矛盾冲撞才会凸现出来。”潘跃说，“这时候，或许会让一种全新的节目样态蹦出来。”

　　民间辩论赛：激辩仍在继续

　　二十年前的国际大专辩论会，激发了中国人对辩论的兴趣；如今，尽管作为一种节目形式的电视辩论已渐渐淡出荧屏，但由高校和辩论爱好者自发举办的各种民间辩论会，至今仍方兴未艾。

　　9月23日，由南京审计学院君和思辩社举办的“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开始了报名工作。这项赛事到今年已是第三届，其主办者虽然是一群大学生，却面向全球华语地区开放。今年4月份举行的比赛中，参赛队伍达到了100多支。主办方还组织了一场示范赛，参赛者中包括黄执中、周玄毅、马薇薇等在国辩中获得过最佳辩手称号的前辈高手。其中，来自台湾的黄执中享有“宝岛辩魂”的美誉，而马薇薇在辩论圈的名号则是“温柔一刀”。

　　热衷于辩论活动的李焱，每年都要点评一百多场辩论赛。据他介绍，目前华语地区冠以“世界”、“国际”等字眼的民间辩论赛事，至少有四五个。而由一些辩论网站举办的网络辩论赛，因为参赛方式更加灵活自由，其参与人气也就更加火爆。

　　由争鸣辩论网主办的中华辩论爱好者联赛（CDA），今年就迎来了“幸福的烦恼”。在8月份开赛的第六届CDA上，竟然有206支队伍参赛，和上一届比赛85支队伍的规模相比，可谓“几何级增长”。为此，组委会不得不把参赛者按地域分为“西蜀”、“北魏”和“东吴”三个赛区，并同时开赛。

　　CDA的比赛是在网络聊天室里进行的，这使得赛事处处充满网络文化的色彩。各支参赛队伍的名号都有些古怪，西部群羊满地打滚队、天府小熊战队、东拼西凑战队、麦兜卖兜战队、北京理工大学舒克战队……隐藏在这些ID背后的辩手，都是各大高校里的辩论达人。

　　参加CDA比赛的条件很简单，只要有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即可。选手们也不必像电视辩论节目中那样正襟危坐，哪怕光着膀子坐在床上，也能慷慨陈词。虽然这项比赛看上去显得有些随意，但据赛事组委会主席、山东财经大学硕士生闫斌介绍，其赛事安排还是非常严格的。比如，如果有参赛队在场上明显思路混乱，未经准备直接参赛的，甚至有可能面临被取消参赛资格的处罚。

　　在赛制上，CDA部分借鉴了当年国际大专辩论会的操作模式，但其辩题风格明显有差异。“先就业后深造，还是先深造后就业”；“中国大陆是否应该对电商交易全面征税”；“‘常回家看看’入法，能否解决老年人亲情缺失问题”……在不少辩论爱好者看来，CDA的辩题“很有人情味”。

　　“民间辩论赛和电视辩论完全不一样，我比较喜欢这种松散的体制，它遵循辩论发展的自然规律。”武汉大学辩论队总教练周玄毅说。和当年参加国辩的选手怀揣着“为国争光”、“为校争光”的信念不同，如今的很多辩手纯粹是出于兴趣来参赛。而包括CDA这样的民间赛事在内，他们能够给予优胜者的，不过是一纸奖状而已。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