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阎雷
三江侗族妇女的肩上,一个篮筐一个娃(1989年)
云南元阳梯田(1993年)
人物名片
阎雷(yan layma),1962年生于法国。1985年他以自由摄影师身份来到中国,从此开始了近30年的中国拍摄之旅:4本中国专题的摄影画册——《KALTEX在中国》(1987年)、《歌海木寨》(1990年)、《壮丽的中国》(1995年)、《中国》(2003年),60多个关于中国的摄影报道,60多万张关于中国的照片。
2013年6月22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让人想起这块宝藏的最初挖掘者、一个拍了中国近30年的法国人——阎雷。
20年前,他来到元阳与在此世代居住的哈尼族人生活了6个月,完成以《山的雕刻者》为名的一部电影、一本画册,第一次将哈尼梯田介绍给世界,被欧洲媒体评为“1993年度新发现的世界七大人文景观之一”。
如今已鬓生白发的阎雷说,他50年的生命历程可以用3种动物来概括:虎、蝴蝶、龙。他属虎,他要用一生去抓蝴蝶,他要拍中国这条巨龙很多年。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我再也不会害怕远方的路
1.
阎雷出生于法国西北与英国隔海相望的半岛——布列塔尼,算是法国地方特色的民族聚集区,他的祖先布列塔尼人以脾气倔强、喜欢离家出走著称。阎雷小的时候,还能在村落里看到妇女们穿着黑色缎子作底、面饰天鹅绒带子和金银花边的服装。多年以后,当他来到中国的西南边陲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那黑缎子民族服饰立刻让他对这个陌生的山区倍感亲切。从此,中国这广袤大地上的民族特色,便仿佛冥冥之中的召唤,让阎雷心驰神往,乐此不疲。
如果说法国是艺术家的天堂,那么阎雷的家之于他就是一座得天独厚的艺术宝库。家里有个大大的仓库,里面装满了画册、油画、雕像……妈妈经常站在窗边,捧着调色盘手挥画笔创作;父亲则坐在工作室里专心致志地雕琢修刻;而小阎雷则拥有无限的自由。他用6岁小孩所有的好奇翻看、触碰、随心所欲地游弋在这个琳琅满目的仓库中。他发现他喜欢油画明艳色彩的搭配,他喜欢人像雕塑若有所思的表情,他喜欢光线……
因为喜欢光线,每个跟父母郊外出游的周末都是他翘首以盼的节日。有一次父母带着他到离家不远的森林中露营,小阎雷一个人走远了,无意间竟看到一个赤裸着身体的老爷爷,旁若无人地采集地上的植物。
“你为什么不穿衣服?”
老爷爷转过头:“我们都属于大自然,和地上的花花草草、树上的昆虫一样,在大自然里是不需要穿衣服的。”
后来,阎雷和老爷爷成了朋友。这个60多岁的生物学家带着7岁的小阎雷一起光着身子在森林里、在海边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老生物学家教阎雷一一认识森林中的植物和动物。而阎雷第一眼就迷上、一迷上便一发不可收拾的,是蝴蝶。
黄的、白的、蓝的、花的……每一只蝴蝶在他眼里都堪比翩翩飞舞的天使。他要捕捉蝴蝶,开始自学蝴蝶科类知识,发现全世界上万种蝴蝶中,最大的展翅可达20多厘米,最小不过才1厘米,而蝴蝶再美丽也只有短短10天生命。于是阎雷又学习保存蝴蝶的方法,自制药箱,把抓到的蝴蝶放进去能保存一百年不变。
当年那个林中捕蝶的少年现已两鬓白发,但每到一个地方,他仍会兴致勃勃地寻找蝴蝶。至今,已经收集了近三千只蝴蝶,他还计划办一个蝴蝶博物馆。
捕蝴蝶、看蝴蝶、集蝴蝶,如果不出意外,全情投入于蝴蝶的阎雷会像林中的老爷爷一样,做一名生物学家。但似乎更广阔的天地正要向他打开。
12岁那年,喜欢四处旅行的一家人远赴埃及,阎雷再次震撼了:原来跨越海洋的另一头,竟存在这样一片古老而原始的大陆。他们的祖先在四千多年前就用巨石建造下这般壮丽的人像和建筑。于是这个早熟的男孩站在金字塔下,对父母说:“我要用一生去旅行!”
这不是一句戏言,阎雷将用生命去实践,直到现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大陆,弥漫着嬉皮士的洒脱风潮,“Hitchhiking”(搭顺风车去旅行)成为年轻人自由探险、挑战生活的潮流,他们向往放荡不羁、漂泊与丰富奇幻的旅途。而尚处青春期的阎雷已经迫不及待要出走,要旅行!
第一次,他的目标是搭车从西班牙环游到葡萄牙。15岁的阎雷与三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分成两组,查询路线,背上背包,向公路上往行的车辆竖起拇指(国际搭顺风车手势),挡道拦车、夜宿村落。很快,两年的时间里,他利用假期游遍了西欧大多数他想去的地方。
16岁那年,他与同伴坐飞机到美国,要像杰克·凯鲁亚克在自传小说《在路上》所描述的那样搭车横跨北美。一路风光、一路人情、也一路惊险——在加利福尼亚一条高速路上,他们伸手拦车,停下一辆破旧老福特,走出一个面露凶光的青年男子,男子手持3寸多长的刀子逼他俩脱下背包并交出身上的所有财物。正当刀子逼近,路边又停下一辆吉普车,好心的路人大喊呵斥“嘿”,情急下男子抢了背包火速逃离。后来,当地警察、广播站纷纷赶来,节目组还专门为两位丢失行囊的背包客现场播报,引得人们慷慨解囊。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们竟然得到了比带来的还多的捐助。
说到这里,51岁的阎雷一脸童真,呵呵的笑声似乎带他回到那天不怕地不怕的16岁。他说:“从那次以后,不管我想要去哪里,我再也不会害怕远方的路!”
最初的梦想成为最终的家
咖啡馆外的望京区有着都市的高楼耸立却少了车水马龙的喧嚣。阎雷喜欢这儿,喜欢这儿的安静,喜欢这儿离798很近。他有空就到好友那日松(著名策展人)的映画廊喝杯茶、聊聊天。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年前他和中国妻子在此安了家。
谈及妻子,原本还在倒时差而略有疲惫的阎雷,微微扬起嘴角:“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她以前是个外交官,现在教中文。我们在一起很好,很想要一个小朋友。”人家都说法国人浪漫,阎雷却故作谦虚地说自己很老套:“我们去柬埔寨海边拍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见父母,给她看我收集的蝴蝶,讲蝴蝶的故事,当然少不了一颗大大的戒指!”
以前,阎雷每年来中国两三次,后来呆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几年则是每年回法国两三次。而阎雷与中国的缘分,来自于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梦。
16岁的阎雷完成了他横跨北美的壮举“凯旋而归”,3个月后却发现自己有些不对劲儿。整整6天,无论躺在床上如何催眠,就是无法入睡,只要一闭眼,黑暗中就出现莫名其妙的画面。他在这些混乱而毫无逻辑的画面中,分明看到自己背着相机,去到一个叫中国的地方拍照,那里有很多人,截然不同的面孔。直到现在他仍不明白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但是一次又一次,重复的画面让他相信这是神明对他的召唤。
这一年,刊登图片版的《国家地理杂志》在法国出刊,而中国正迈开对外开放的步伐,开始向世界发放个人旅游签证。即使对遥远的东方国度一无所知,阎雷已下定决心,要背着相机去梦指引的地方拍照。他把这个被看作荒唐的计划告诉好友,那个长他15岁的精神病医生没说支持也没说反对,而是帮他找到进修中文的巴黎东方学校,送给他一台当时最新款的胶片相机。
阎雷从此边学摄影边进修中文。1982年,他首度来到台湾。他的台湾同学根据音译给他起了“阎雷”的名字。从此这个地道的中国名字一直伴随他游荡中国。“台湾老是下雨,而我喜欢光线。”阎雷嘟囔着。
“但我一来到中国大陆,便毫无理由地爱上她!”
1985年,阎雷正式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拍摄之旅,北京的四合院、遛鸟儿的老人、骑自行车的人流、灰蓝的服装……新鲜的事物仿佛奔涌而来的潮水。而几乎没见过外国人的北京人又何尝不是带着孩童般的好奇打量路上这个“怪模怪样”的老外。阎雷喜欢彼此的新鲜,他住在四合院里,常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挂上两个相机,慢悠悠地走街串巷,时而停下来端起相机“咔”来一张。老友那日松说,他把拍到好照片叫作“砰”,如果哪天拍到了一个“砰”,他马上会兴高采烈地告诉朋友们,要是没拍到,他就一句话都不愿意说。
30年的旅华经历早把他锻炼成一个中国通。他跟路边摊贩讨价还价,打车时一边指导一边“威胁”司机:“慢慢开,不然我要罚你的钱!”有次下馆子,服务员以为他听不懂中文:“来了个老外,咱宰他一顿!”阎雷扬声说:“你才是老外!”
谈话中,阎雷说得最多的是“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文化”,但很多中文他看不懂,如何去理解中国文化?
“用眼睛观察!”他指着自己的蓝眼睛,这双深邃而明亮的眼睛,饱览全世界80多个国家,却频频驻足中国,不舍离去。或许阎雷难以用汉字去诠释他对中国文化的领悟,但他身体力行去经历土地和理解土地上的人:看清晨公园里遛鸟儿的老大爷,三赴武当山与山里孩子练武术、学道义,收集了一吨多的画册在家……
最高处的降落——10年躁郁症
很快,自由摄影师阎雷在中国拍摄的照片进入国际视野。人们通过《国家地理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报纸杂志了解中国。当阎雷越是深入中国,就越发现这片土地所蕴藏的艺术养分。
为了拍摄侗族民风,他先后3次深入广西三江和贵州黎平。
1989年,阎雷第一次来到三江,“鬼呀!害怕!他们看到我就跑,问我是不是从月亮掉下来的!”一辈子都没迈出山区的侗乡们好奇地摸着他的头发和皮肤,后来又热情地把他请到家中。阎雷天天挂着相机在村子里转,住在乡民的木楼房里,看侗族姑娘在家中刺绣,看小伙儿子们收稻谷,听咿呀婉转的山歌。
他顺手翻开图册中一张风雨桥:“为了拍这风雨桥,我一口气跑了差不多两公里!”照片中几缕金黄的光线从空中斜射,照在古朴的风雨桥上,桥下是正忙着晾晒稻谷的妇女小孩。原来那天阎雷在外采风,恰逢层云遮日,他断定阵雨可能要来了,妇女们必带着老小去收谷子。他想,日光斜射的风雨桥一定别有风味,于是一路狂奔。
这次采风完成的专题画册《歌海木寨》立刻引起轰动,吸引众多人类学者和游客前往。9年后,阎雷再次来到村子,乡亲们翻着“老朋友”带来的画册爱不释手:“这是谁?这是李家的娃仔吗?这不就是你咯?哎,这老伯已经去世了,这个小妹仔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这时,阎雷就抽着烟坐在一边,微笑地看着老乡。
阎雷正满腔热情地在中国,捕捉一个个美丽的故事,命运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阎雷说:“为了中国,我疯了。”
1998年,原本一心筹划武当山拍摄的阎雷却总是无法集中精神,连续十天睡不着觉,情绪时高时低,亢奋时脑中涌出千百想法,低落时则抑郁苦闷到产生自杀的念头。阎雷在焦躁的痛苦煎熬中被告知他患上了躁狂抑郁症。狂躁与抑郁就像钟摆一样交替发生,病因不明,但却偏爱极富创造力、爆发力的艺术家,许多名人如梵高、舒曼、费雯丽等伟大艺术家都患有躁郁症。
“我不得不回法国接受治疗。这个病需要静养,有时候情绪很高,有时候很低,但只要状况稍微好一点,我又拿着相机跑出去了!”他放不下武当山,十年前第一次来到武当山就为树林中舒缓而泻的阳光所倾倒,加上太极武术、道家经说,这不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粹?所以2001年又跑了回来,但他服用的药物没有将病魔控制,6个月的武当生活里有一大半他都陷入狂躁与抑郁无法自拔,更谈不上拍照。
再次离开中国回到法国的阎雷,并没闲着。2004年10月,阎雷在巴黎卢森堡公园策划了名为《巨龙108像——20年摄影中国》的露天影展,集结自己游历中国20年的摄影作品,108张1.8米×1.2米的巨幅相片沿公园的栅栏排开,生动而直观地展现了中国的山川河流、民族风情、城乡变化。开幕式当天,他的大型画册《中国》也在全世界6个国家首发,首印数量达到75000册。
“很成功,不赚钱无所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要拍中国很多年!”为表彰阎雷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2005年法国总统希拉克特地向他授予骑士勋章。
我只拍我认为很美的故事
直到2006年,医生终于找到适合阎雷的药,只要按时吃药就能控制病情,正常地工作生活。但这身不由己的8年让阎雷仿佛经历了一场浩劫,“浪费时间、金钱、精力……我无法去别的地方拍照。”他望了望窗外阴沉的天空,“这样的天气会让我压抑、痛苦,甚至想结束生命。”病情好转后,作为治愈躁郁症的典范病例,他写成并出版了《曾经骑着暴风骤雨的我》一书,描写自己的患病经历和感受,让更多人了解躁狂抑郁症。
又经过两年的医疗观察,重获自由的阎雷第一要做的——背起相机、回中国。
他有好多计划。目前正在筹划出版画册《今天中国》,展现近两三年中国飞速发展的风貌变化,不仅包含他本人的照片,还有集结了14个国内外知名摄影师的作品。他还想写一本书,名叫《30年拍摄中国》,记录他在中国的旅行脚步。他没忘记武当山,已经完成了电影剧本的写作,他要拍一个外国人与武当师傅的故事,他还想拍摄北京厨师、侗族建筑、西藏信徒等中华文化的系列短片……
“或许我也应该感谢这个让我抓狂让我深夜痛哭的病,它夺走我很多,也给我灵感,让我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想法。我总是在做梦,梦指引我到下一个地方拍照。”这个“梦”并不单指睡眠中的梦,而是在他脑中突然迸发,让他怦然心动、浮想联翩的向往。
一张张翻看阎雷的照片,仿佛是沿图重温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在新旧对比中让人幡然领悟变化的细节:赶马车的农民与他身后工厂烟囱冒出的翻腾浓烟;古色古香的玲珑塔与直上云霄的中央电视塔;进城打工者茫然的面孔……难怪业内人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外国报纸杂志上的中国照片,大部分都是阎雷拍的。这种拍摄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
正如摄影师翁乃强所认定的“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照片才有生命力”,阎雷要极力用相机抓取的,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和冲突。上世纪80年代,他曾借机到朝鲜参观拍照,这次经历让他深深铭记要利用相机抓取不断流逝的时光记忆。他坚信这些画面会成为时代变换中表现节点的一抹痕迹。
他的照片中还暗藏着中国审美艺术的韵味。其中一张摄于绍兴东江边的是他的最爱:白雪纷飞、轻舟漂过,对岸苍松古亭。“这是我对中国水墨画的理解。”1996年,他从广州沿海北上途经绍兴,宁静悠远的东江携着江南水乡的柔情,淌过阎雷的心坎,一场大雪立刻催生出他的灵感,阎雷拿着相机在湖边跑了两个小时,拍完两卷胶卷,之后立在江面,泪流满面。
我们很难将阎雷的拍摄风格简单归类为写实摄影、风景摄影或人物摄影,他的照片包含这些内容却又不仅仅只是这些。那日松说:“或许称地理题材拍摄更确切。”阎雷说:“我不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也不自称艺术家,我只拍我认为很美的故事。”
为了追寻和捕捉美丽的故事,他从不吝啬他的耐心,观察、触摸、经历一方水土一方人,并乐在其中。为了拍窗口里探头人,他在楼下足足等了一天;为了拍摄哈尼族生活,他先后4次到云南元阳,住了接近6个月;为了拍摄故宫,他在附近租房住了3年。阎雷,一个敢想敢做敢尝试的人,他20岁那年说服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私人秘书,进入总统官邸爱丽舍宫,拍摄总统的个人生活达一年之久,成为法国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摄影家。
阎雷说,从孩童时像自然主义者一样在森林中赤身裸体,他就注定追求不受束缚的生活。从拿着相机到中国拍照那天,他就彻底与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无缘。他形容自己20岁就开始过着60岁退休之后的生活,“我从来没有老板,没有公司,我想拍哪里就去哪里,很自由,很喜欢。”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