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在葆：狂草里有颗赤子心

　　走进杨老的工作室，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即被满挂于墙上的书法字卷震住了，那汪洋恣肆的书法似瀑布般排山倒海，似乎要将人呑入其中。琳琅满目的纸墨笔砚和各种书法书籍堆满了整个长长的书桌和屋子四周，唯有茶室墙上一张两年前拍摄的风采依旧的艺术照片，那俊朗的形象透露出的演艺风味，让人忆起当年银幕上那叱咤风云的硬汉形象。

　　银幕硬汉演为心性

　　1954年，20岁的杨在葆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在离开安徽家乡时，母亲不理解儿子的选择：“孩子，你干吗非要去当个戏子呢！咱当个医生、老师不好吗？”“娘，我不是当什么戏子，我是要当个演员。演员和老师一样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传播真善美、揭露假恶丑的艺术家。”杨在葆回答母亲。从此开始了他永不言悔的艺术人生。

　　1958年，杨在葆接拍了他的第一部戏《疾风劲草》，导演是谢晋。从那时起“杨在葆”这个名字便与“硬汉”这个名词形影相随了。无论是《血，总是热的》，还是《从奴隶到将军》，又或者是《年轻的一代》、《原野》、《代理市长》、《红日》等等，杨在葆几乎从来不曾改变过自己的戏路，一直在演绎着各种各样的硬汉形象。要么撼动人心，要么真实自然；要么积极向上，要么豪迈阳刚……银幕第一硬汉形象无人撼动。银幕之上，他总是借影片中主角之口将他深入骨髓的爱国情怀张扬地表达出来，如在1998年《昨日的承诺》中借赵汉青之口扬言：“收受贿络的人都是挡路的狗，要过去就得喂，喂好了你叫他干啥就干啥！”交谈中，杨在葆多次声情并茂地背诵他饰演的那些爱国主义电影里令人荡气回肠的台词。其中他清晰回忆起的1985年由他执导并主演的《代理市长》中一段发人深省的独白，贴切地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执念：“人民的生活过得凑凑合合、缝缝补补，惨的不是他们，是我们政府，是我们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是我们这些受人民信赖的党！”

　　飞扬狂草笔走意形

　　他是叱咤当代中国演艺圈几十年的老前辈，然而，退休之后的杨在葆却几乎于银幕之上了然无声，他选择了在书法艺术的象牙

　　塔里安享晚年。

　　之所以选择书法并非突发奇想，杨在葆向中华工商时报记者解释道，他从上小学就开始描红，从柳公权的《玄秘塔》开始，后来逐渐过渡到行书。但学习行书他没有直接学习王羲之、王献之，而是先学了一段时间米南宫的《十七帖》，后来转入张旭和怀素的狂草。杨在葆对于晚年书法的创作很是感激，他说：“感谢书法给了我又一个学习的机会，让我在现在这个年纪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让我还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杨在葆回忆起当他还是一个演员时，白天工作很忙，他就只能在晚上写字，经常是写得正酣时已至深夜，不得不停笔休息。而周末则是杨在葆最为高兴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通宵达旦地苦练书法。在杨在葆的书房里放着100多本字帖，他随手抄起一本就会读上半个小时。他说：“我学书法是没有老师的，古人留下的这些精美字帖就是我的老师。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很多字帖是随身带的，白天拍戏累了一天，晚上打开字帖细心琢磨。”

　　退休之后的杨在葆已很少参与演艺圈的事，全身心地投入于书法创作中。因为在这位满身正气的老前辈的眼中，现在的演艺界已经被低俗文化污染了，“我不愿意参与污染人民的事，我不愿意当那个帮凶”。虽已年老但却仍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傲骨截然的他只好转战书画界，在这里，他才能寻觅到一方心灵的净土抚慰自己不屈的灵魂。

　　相对于其他书法形式，杨在葆更加偏爱酣畅淋漓的草书。他说：“直抒胸臆的草书就像我的为人，耿直、口无遮拦的！”说完还自嘲似地笑起来。几十年的演艺生活亦为他的书法创作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生活气息，使得杨在葆对于书法的表达理解得更加透彻。

　　渗入骨血的爱国情怀和张扬个性，使得杨在葆的书法狂放不羁。采访中，杨在葆拿出一幅书法作品让我们欣赏，那是2007年他在三亚参加一个笔会时，面对广阔的蓝天和海洋，他胸潮澎湃挥笔而就：南海惊涛燕池波，收容五指缓缓磨。踢倒东郊椰树王，扯片蓝天书几多。那胸怀天下的诗句和天马行空的书法将两者之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令人观之回肠荡气。他的这份豪气与张扬贯穿着他的整个人生，不论是演艺事业还是书法生涯，他都将这份自信与爱国豪气深深地镌刻在他的生命之中。

　　爱国忧思言为心声

　　银幕之上杨在葆是顶天塌地、爱家爱国的“硬汉”，银幕之下的他，无论是书法作品还是艺术生命的追求，亦是不屈的铮铮铁骨。采访中，他对当今社会艺术环境的忧患以及那振聋发聩的言语，令人深思。

　　杨在葆说，作为从新中国成立一路走过来的人，他见证了中国多个时代的发展历程。他提出，现在中国社会的诟病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良好成就的同时，文化发展却远远没有跟上经济的步伐，当代中国文化缺失的现状让人痛心：“环境污染、食品污染有方可治，有法可循。但文化污染、灵魂污染隐藏很深，这可不是十年八年就能治理好的，而它的危害却是根本的！”

　　从盛年之时影片之上金戈铁马气贯长虹到晚年之后挑灯看剑梦回军营的抑郁踌躇，从50岁到70岁，整整20年，这位硬汉，这位银幕英雄，为了心目中的艺术，再没有接演过一部电影。他义愤填膺地说：“不是我不想演，我做梦都想演戏！有不少人曾找到我，但那些媚欲低劣的剧本，那些没有正义的角色，我能演吗？我绝不能成为精神污染的帮凶！”“一个人对自己认准的事、认准的道理不能坚持、不敢表达，活着还有意思！”他对艺术的这份责任和坚持感动了一批人，过去在香港拍戏时，香港某演员对杨在葆的执着表达了深深的崇敬，自惭形秽道：“你们是搞艺术的，我们只是混饭吃的。”

　　尽管已至耄耋之年，杨在葆仍非常关注着时下社会新闻，近些年发生的一些令人发指的社会惨剧使他再次含泪重申文化的重要性：“汽车误撞人之后见不死竟下车再捅几刀、口角发生后竟摔死无辜小孩、偷走人家车发现车上有婴儿竟然掐死！这一系列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事件，为什么会在当今的我国出现？难道仅是我们的经济落后、社会不发达吗？不是！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现在的文化已经不是迷茫了，整个文化处于堕落的状态！有很多人在社会兴起的不良文化、不良价值观的影响下，已经跌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什么事都敢干出！这些事的发生绝非偶然，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的领导人警醒吗？”

　　谈到时下提倡的“中国梦”，杨在葆说：“中华民族最大的梦想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现在的中国，迫切需要一个伟大的文艺复兴！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不能让灵魂迷了路！”他呼吁社会民众关心国家文化艺术，批驳现在横行的低俗文艺，倡导重塑优良传统文化的地位。

　　杨在葆认为，中国经济复兴的开端也即是中国文化开始衰落的预兆。改革开放追求经济进步，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虽然使得中国在经济开始复活、迈入节节高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杨在葆回忆道，在改革开放不久之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理发剪的”的情况，人人追求个人财富的增加，却忽略了文化的重要性，人的精神开始堕落。在他看来，“衡量国家的好与坏不在于财富，而在于人民的福利”，有些国家做得好，文

　　化指数亦会增加；有些国家做得不好，人民幸福指数、文化指数就非常低。与众不同并不能为错误找借口，人民的幸福与尊严实现与否才是衡量的客观标准。

　　杨在葆在浊浊众生中忠诚的遗然于世，坚持着文化的底线，一如既往谢绝那些他认为缺乏生活基础和只为搏眼球的角色，谢绝那些商人重金请他做广告。他说：“人生就是一幅自画像，关键的几笔不能画歪了，不然就不好看了。文艺作品应该弘扬民族优秀的精神，而不是一味追求金钱。”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年将80的杨在葆希望他的爱国梦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影响更多的人。谈到个人梦想，杨在葆说道，能够在剩下的健康之年遇到并再拍几部有震撼力的剧本，“把昨天的良心话说出来”，是他有生之年最迫切的梦想了。

　　在采访的最后，杨在葆甚至“倚老卖老”，用洪亮的声音笑着说：“我80岁了还不敢说真话啊？还要等到几时？”

　　杨在葆，1935年6月生于安徽省宿州市，中国当代著名表演艺术家、导演。中国影协第四届、第五届理事，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

　　1959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后任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1965年起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曾在《红日》、《从奴隶到将军》、《血，总是热的》、《原野》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电影中饰演重要角色，因成功塑造一系列正气硬汉形象而家喻户晓，并获第四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七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退休后主攻书法艺术，成就备受瞩目。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