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骨干为何参与反蒋？

李安定

　　1936年的“两广事变”是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对抗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一大历史事件，最后以陈济棠的下台、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妥协收尾，然而在这样的历史大轮廓下，一些小人物的踪迹和起伏，也颇为耐人寻味。

　　就在两广事变当年，蒋介石的学生兵——156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向他们的校长上书，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然后大部分人都投向了桂系。然而，历史似乎越久越迷离：1964年的香港杂志《春秋》登载三篇观点截然不同的文字，对参与上书蒋介石的个别人的动机，有着令人大跌眼镜的解读。今天我们且随相关专家来进行一番揭秘。

　　文：刘黎平

　　图：gettyimages

　　反蒋版本1

　　民族大义+杀兄之仇

　　1936年6月27日，156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向蒋介石上书，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在这封信中，赫然写着李新俊和赖慧鹏的名字。而这位李新俊身上很有文章。他是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北伐时曾在叶剑英麾下工作，后去日本明治大学，专修政治经济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国，担任防空学校政训处长。

　　1932年2月，蒋介石从徐州返回南京后，着手成立秘密政治组织“力行社”，又称“蓝衣社”，即后来军统组织的前身。力行社成员不多，想要加入得由蒋介石亲自批准，而李新俊就是其中一员，当时他的职务是组织处的处长助理，而戴笠是特务处处长，郑介民是特务处处长助理。

　　从这个任命来看，李新俊应该是和蒋介石走得比较近的人物，为什么后来又发生上书对蒋介石呛声，乃至投奔桂系的事件呢？

　　赖慧鹏的后人赖兰珍在《搏击在历史风浪中的父亲——纪念先父赖慧鹏逝世十周年》里写道：“他目击蒋介石顽固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方针，弄得国事日非，外侮日迫，甚为反感。”

　　而更为切肤之痛的原因是：李新俊的胞兄李安定遭蒋介石杀害。

　　李安定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曾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少将主任，1934年2月任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兼闽东区保安司令、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特务团长。李安定本人是蓝衣社福建负责人。但据戴笠的情报，李安定和蒋介石的政敌李济深走得很近。赖兰珍的文章说李安定反对国民党政学系的陈仪在福建贪污亲日，遭到蒋介石通缉。李安定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只身前往南京投案，然而却于1934年6月27日被蒋介石下令枪决，而且还安了一个很难听的罪名：“贩卖鸦片罪。”下场也很凄惨，匿棺于荒野。

　　李安定的死，对李新俊打击很大，赖兰珍的文章里说李新俊一提起蒋介石就有“汉贼不两立”之势。李安定被枪杀后，李新俊当时在香港，主持对两广的策反工作。1934年，赖慧鹏也被蒋介石派遣到香港和李新俊一起工作。恰好李安定是赖慧鹏所尊敬的上司，1932年，李济深被软禁在南京鼓楼，赖慧鹏还专门和李安定一起偷偷去拜访李济深，可见二人交情不一般。据赖慧鹏和沈奕巨所著的文章《挚友李新俊先生回国观光前后》称，李新俊和赖慧鹏去见了李济深，并且听了李济深的“教示”。

　　李安定匿棺荒野

　　1936年6月初，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出“冬”、“支”两电，要求蒋介石抗日。李济深授意李新俊、陈超和赖慧鹏联络了156名黄埔同学签名，于6月27日发表《致校长蒋介石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直接指责蒋介石要对国家的损失负主要责任：“党国无穷之损失，而为钧座（蒋介石）一手造成者也。”甚至将他们的校长等同于历史上向契丹称臣的石敬瑭，说他卖国：“世传钧座甘心卖国，秘密承认广田三原则，空穴来风，不为无因。”

　　当时广州、香港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蒋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他密令追杀为首者。这时李济深已入南宁主持工作，闻讯立即告知李宗仁，李电令驻港办事处主任王逊志妥善护送被追杀者入桂，李新俊、赖慧鹏、赖刚等黄埔反蒋军人秘密乘轮船到越南海防，经越南进广西避难。

　　此后，李新俊在广西龙州任行政专员，一直不敢轻易离开广西，一直到李宗仁担任民国代总统后，他才在南京现身。李新俊很受李宗仁、白崇禧的器重，官至广西省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

　　蒋介石密令追杀

　　反蒋版本2

　　为向桂系邀功出卖伙伴

　　李新俊等人的反蒋事件在28年后又出现了新的“揭秘”，让人大跌眼镜。1964年11月1日的香港杂志《春秋》（第174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士心”的文章，文章名为《两广事变前后的回忆之三》。

　　该文提到，早在1932年，南京军委就派遣特工去两广地区从事地下工作。当时南下的主要负责人是赖刚、李新俊和侯志明，侯志明曾是蓝衣社的书记处助理。李新俊与赖刚负责广西方面的工作，侯志明负责广东方面的工作。而该文作者“士心”隶属于侯志明的小组。

　　该文说，广东这一组的卧底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南京方面的特工在广东的党政军学各个系统里面都安插了人员，布置了严密的谍报网。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部分成员被逮捕枪杀或流亡，其中广东某师参谋长吴沧桑因暴露身份而被枪杀于广州黄花岗。

　　而广西方面则惨不忍睹，“他们（李新俊和赖刚）竟挟着全部工作人员的名册，亲向李（李宗仁）、白（白崇禧）告密投诚。”该文称，李宗仁和白崇禧拿着这份名单，捕杀南京方面打入广西的特工。

　　对于李新俊和赖刚向桂系投诚的原因，文章提到是“亏空公帑”和受了利诱。该文又说，李新俊与赖刚也得到桂系的回报，都在桂系第四集团军里做了部队长。

　　从这篇文章来看，李新俊的反蒋动机纯粹与爱国无关，居然是为了向桂系邀功，而且还出卖伙伴。

　　辩解：并非特工 更无出卖

　　就在《两广事变前后的回忆之三》刊登半个月后，在香港的当事人李新俊马上致函《春秋》杂志，对该文列举的一些事情进行了反驳，文章名为《为“两广事变的回忆前后”一文李新俊来函更正》。

　　李新俊首先否认了自己进入广西是去从事特务工作，而是出于私人方面的抗日热情，“是以赞成抗日政策为大前提”，澄清在进入广西前就已经上书蒋介石，要求抗日。并且已经向蒋介石提出辞呈，与南京方面的关系已经撇清，不存在去卧底的事。

　　更重要的对于“亏空公帑”和“利诱”的说法，李新俊直言其“无的放矢，捕风捉影”。

　　对于出卖同伙，导致很多人被杀的说法，李新俊反驳，他和赖刚手下的工作人员全都被桂系方面量才使用，“绝无一人因此而遭受拘捕或杀害之情事。”

　　1964年12月16日，第179期《春秋》又刊登了黄旭初的文章《关于赖李入桂的真相》。黄旭初也是两广事变的当事人，曾是李宗仁时期广西省的省政府主席，该文说李新俊入桂是李济深介绍的，此前已辞去在南京的一切职务，并非以特工身份入桂，也没担任过什么旅长之类的职务，更无出卖同伙一事。

　　绑架之谜：在上海还是在衡阳？

　　“士心”的文章提到，抗战初期，李新俊曾离开广西来到上海，在上海火车站被人用麻布袋罩住脑袋被带走。消息走漏，被当时担任军委会军训部长和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获悉。白崇禧积极斡旋，救出了李新俊。自此，抗战期间，李新俊不敢离开广西半步。

　　然而，绑架案件在黄旭初的文章里却有一个版本：1939年1月，李汉魂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想学习广西方面的行政经验，于是白崇禧派李新俊等八人前往韶关。返回时在衡阳火车站，这八人被国民党的宪兵拘捕。当时白崇禧和黄旭初还在重庆出席国民党五中全会，直到2月1日才得知消息。桂系方面当即进行斡旋，先释放了李新俊以外的七人，白崇禧亲自找政治部主任何应钦活动，到2月3日，李新俊被释放。

　　黄旭初认为：抗战期间，李新俊从未去过上海，也没有被人用麻布袋罩住脑袋。

　　孰真孰假，难以确定。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各种势力比较复杂，不同派系的人对此事进行五花八门的解读，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不是没有可能。

　　记者分析

　　李新俊到底以什么身份入桂？为什么反蒋？笔者分析认为，出于抗日热情以及胞兄被杀之恨而反蒋是比较真实的，至于亏空公款，可能是南京方面所加之罪。至于李济深联合李宗仁保护李新俊等进入广西，所谓手下被桂系“量才任用”——李新俊以私人身份去广西，怎么会有手下呢？这还有待新资料来揭开谜底。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