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树下的院子（名人故居）

郭沫若故居书房一隅

　　罗雪村绘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抬头一看，没错，大门上悬挂的匾额题着：“郭沫若故居”，遒劲的正楷，略带飘逸，原来是邓颖超先生的手笔。周恩来夫妇与郭沫若北伐前就是战友，故旧题识，颇为相宜。

　　故居的正门离北京前海西街南口不远，路口停着一溜儿的三轮车，车夫都着黄衫、扎裤管，不经意间让人以为误入了骆驼祥子的世界。他们揽客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想体验东方情调的外国游客，常去的地方则是恭王府，或者后海，这里只是个起点。要不是街中间那块巨大的照壁，掩映在槐树丛间的郭沫若故居很容易被忽略。

　　从朱红色的大门进去，迎面是一座小山丘，上面满是稀稀疏疏的树林，喧嚣便被挡在了外面。庭院里的树则更为高大，深秋时节，树叶都落尽了，只剩下粗硬的枝干，如硬笔书画，映在天空的蓝底上。几个红透了的柿子，从东北角透出来，让人觉得这到底还是幅水墨，想到郭沫若与国画家傅抱石的交游，这种玄想似乎也不为过。

　　故居的主体是园子北边一栋完整的四合院，两进的院子，坐北朝南。门楣上也有题识，是成仿吾的字，成仿吾与郭沫若的渊源更深。留日时期，郭沫若倡议成立文学社团时，成仿吾与郁达夫都是主要支持者，后来创造社成立，郭沫若以极富时代色彩的新诗引起文坛轰动，《女神》也成为五四时期新诗的标志性作品。郁达夫以自叙传小说获得读者青睐，而成仿吾则以批评见长，三人曾被称为创造社的“三板斧”。但这里的题字较为朴拙，看来壮士暮年与少时狂放究竟不同。

　　院内颇清静，时有鸟鸣。建筑则白墙灰瓦，朱漆柱廊，因有回廊环绕，故布局较普通四合院紧凑。正房是会客厅，桌椅依旧，让人想象着郭沫若与外宾谈笑的身影；客厅东接郭沫若的办公室，书柜依西墙而立，南面靠窗是书桌，或许就在这南窗下，郭沫若写成了《李白与杜甫》等晚期主要著作。天井较大，整个院子因而显得疏阔，院里有两棵西府海棠，秋实满枝，有的已经熟透，红黄相间，算是与院外的柿子树遥相呼应。

　　后宅是起居室，这里也有个小院。院中的苗圃兼做菜园，平时会种些瓜果，或许正是在这里，郭沫若参与了家庭的“工业生产”。据郭沫若的女儿郭庶英回忆，在肥皂供应短缺的年代，他们曾尝试自己制作，“在加热的牛油中，不停地滴入火碱NaOH，一边搅拌一边滴，使油碱完全融合，冷却后形成肥皂。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干过。”想来，较之前院的酬答往来，郭沫若在后院里的日常形态应更丰富吧。

　　从四合院出来时，不经意看到西边的一幢两层洋房。尖尖的屋顶，白色的窗棂，圆形门廊，颇有欧风，在外紧贴着故居的围墙，颇为突兀。距离之近，应是这宅院的一部分无疑，但却在围墙之外。只得请教这里的工作人员，幸好遇到李晓虹和李斌两位旧识，经他们介绍，才知道这栋洋房和四合院原本是一家，小洋房为王稼祥居所。但如此迥异的风格，还是让人疑惑。

　　原来，郭沫若一家是1963年移居此处的，这之前曾先后作为蒙古国驻华大使馆和宋庆龄的寓所。而这个院落的历史却要久远得多，这原是和珅的花园，后来成为恭王府的一部分，作为草料场和马厩。辛亥之后，王府后人将其卖给中医老字号“乐家老铺”作为私宅，现在的建筑格局便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由乐氏兄弟规划建造。乐氏兄弟中的乐达人，既通中医，又曾留学英法，精通西学，宅邸也因此呈现出兼容中西的气象，这倒与郭沫若的气质极契合。

　　院子的南边有两三间小房子，早年或为佣人居处；东南角上，是几丛翠竹，边上堆着银杏叶。在北京，秋天赏银杏是一大乐事，此时只有落叶，看来还是错过了些什么。但树叶虽落尽，好在秋天毕竟还未完全离去，在想象中修复初秋的场景也还容易。我便顺着小道回头去找银杏。

　　其实是不用找的，是我太大意，进园时被那棵柿子树吸引去了，忽略了道旁的银杏树。这里有好几棵银杏树，最大的已合抱，秋天该是亭亭如盖了。更有意味的是，在银杏树下，有一尊郭沫若的雕像。与一般正襟危坐的塑像不同，郭沫若坐着，却跷着二郎腿，双手抱膝，头微侧，颇为怡然，似在观赏银杏，又似远眺，更像是与老友叙话。

　　银杏也是郭沫若的老朋友了。国民革命后期，蒋介石欲脱离革命政府，郭沫若因而率先发难，写下《且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旋即遭蒋政府通缉，后流亡日本，蛰居东京附近的千叶县，转而从事金文甲骨文研究。也就在这段岁月里，他在住家附近手植了两棵树，一棵是广玉兰，另一棵就是银杏。50年代他重访日本时，曾特意去看过。

　　抗战时，郭沫若在重庆，为避轰炸，居乡时家住赖家桥。院子里有一棵大银杏，郭沫若曾为之写过一篇散文，题为《银杏》：“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诗意的笔，赋予了将死之秋叶以活力，金黄的杏叶，正如樱花，以全盛迎接死亡。但郭沫若之意却不尽于此，他又说银杏超然却不隐遁，这道出的是自家心事；又说银杏是东方的圣者，中国的国树，想来是欲在炮火中寻找民族的根基吧。也是在这棵树下，他写出了《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后来他曾想两书合印，拟想的一个题目便是《白果树下书》。

　　郭沫若故居共有十来棵银杏，大部分是从西四大院胡同的老房子那边移栽过来的，但其中一棵较为特殊。这棵树来得有些偶然，有一次郭沫若带着孩子们去大觉寺玩，无意碰到了林业大学的师生，带队的朱教授领他参观，临走还送给他一棵银杏树苗。那时郭夫人于立群因病在外就医，郭沫若便将此树培植在住所旁，命名为“妈妈树”，以寄寓健康之意。这或与银杏本身的药用价值有关。银杏，又称白果，据《本草》说，“其气薄味厚，性涩而收，色白属金，故能入肺经，益肺气，定喘嗽。”看来，银杏除了观赏之用，还可入药，郭沫若虽学西医，但对白果的好感恐与此也不无关系。

　　微风一吹，顿起凉意。深秋的日子有些短促，从小山丘旁绕道而出，大门已经微闭。启开沉厚的木门，大街上已不再那么喧嚷，路人的脚步也匆匆了。“是大作家，副总理……”身边游览的三轮车倏然而过，车师傅的老北京话传入我耳中。文学与政治，这或许是郭沫若留给后人最深的印象吧。这些年对郭沫若大加追捧者有之，棒杀者有之，根由也不离此二端。在和平年代对历史人物作出道德褒贬总是容易的，只是那一代人的革命热情，或许也像深秋的银杏叶一般，容易被人忽略吧。

　　前海西街18号，是郭沫若的故居。但对于前来寻找地道北京味的游客，他们更想体验的是后海的繁华，这里只是起点。在穿过荷花市场时，李晓虹女士说，后海那家她经常去买茶叶的老店不见了，因付不起房租，只能转给做餐饮的了，她不由得感慨，“真怕哪一天，我们的城市没有历史了！”但在我看来，我们担心失落的何止是历史，还有某种精神和情怀。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