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龙藏》绝版刷印

仓库内，清代木经版得到妥善保存。

补刻经版。

印刷车间内，工人们将拓印好的纸张从木经版上揭去。

装订车间内，工人们将拓印好的纸张进行吹配。

　　本报记者 李洋

　　《大藏经》是佛教传入中国1700多年以来全部经典的总集，又被称为“一切经”。中国最后一次官刻汉字《大藏经》完成于清乾隆年间，因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被称为《龙藏》。

　　就在大兴区一处库房中，《龙藏》正经历着其诞生近300年来的第四次大规模刷印。此后，近8万块原始雕版在经过文物部门定级后，将被封存起来。这一次刷印也就极有可能成为《龙藏》的“绝刷”。

　　清点排序

　　近8万块经版丢了一万毁了一万

　　2008年的一天，京郊一处文物库房，何唯良透过窗户偶然看到了无数从地面一直垛放到屋顶的木雕版。它们总共有数万块，是清代《龙藏》的原始雕版，静静“躺”在这里，已20余年无人问津。

　　梨木雕版每一块都是75厘米长、25厘米宽、5厘米厚，正反两面满布拇指盖大小的浮雕文字，积年浓墨的浸润使木版乌黑古朴，散发出难以言说的神秘气息。

　　今年54岁的何唯良是北京市文物局下属企业——北京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负责人，《龙藏》雕版的保存现状，让他忧心不已，他于是开始奔走呼吁。2009年，受北京市文物局委托，邦普公司与首都博物馆一起，开始对《龙藏》原始经版进行清理、修复、补刻、刷印，并建立数字化档案。

　　“一开始，我们都傻了眼。经版原来垛着放，这次上了架才发现，其中长毛的、糟朽的不少。而且版片排序早就乱了，哪一块和哪一块挨着完全不知道。”何唯良求教专家后得知，《龙藏》收录的1669部佛教经书一共分为724函（一函内有10卷书）。这724函是按照《千字文》来排序的，比如版上刻着“天一·一”就代表“天”字函第一卷的第一块经版。要给经版排序，就先得把《千字文》背诵得滚瓜烂熟。“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这竟是开启与《龙藏》对话大门的一把钥匙。

　　不得已，邦普公司经理韩崇起先找来30多位工人，人手一份《千字文》，要求大家两周内必须背熟。于是，食堂里、走廊里、甚至厕所里，都会遇见工人彼此考问《千字文》上下句的情景。两周后，随手拦下一位工人，随口起一句，他竟然都能对答如流。

　　光会查点还不行，一块经版重约4.5公斤，工人们还要把它们从架子上搬下来，登记后再放到准确位置上。他们在没有窗子、樟脑味冲天的文物库房里，一天往返数次，也不是件容易事。韩崇起总共组织了近百人的清点队伍，三人一组，一人查看版号排序，一人电脑登记，一人搬运。大家还摸索出一些小技巧，多年未清理的古版上已积累了厚厚的泥土灰尘，再加上字都是反着刻的，很难一下子辨认出来。因此，清点员们就用小块宣纸把版片号拓下来，再拴在经版上，方便查对。

　　整整14个月，清点队伍才终于将《龙藏》家底查清楚。但这最终的成果，却让大家兴奋不起来。原始的79036块经版中，目前剩下69410块，有9626块不知在什么年代丢失了，而且带图画的40多块经版无一幸免全没有了。现存的经版中也有近20%约一万块，要么因重压被磨平，要么曾遭水淹糟朽到很难分辨出字迹，甚至被人为用刀重重划上了大叉，已无法刷印了。

　　首次补刻

　　国家非遗传人挑战

　　顶级木版雕刻

　　历代盛世都有修补经版的传统，今天对《龙藏》的保护也必定要补刻缺失经版。

　　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等单位专家组成的《龙藏》保护学术委员会认为，《龙藏》的特色是校勘精、工艺精，其中工艺精指的是清代木版雕刻工艺已达到历史最高峰。《龙藏》经版不仅扉画精美细腻，版上雕刻的欧阳询书体也秀美大方，能保留笔锋等细节，非一般工匠所能为。

　　为了找到雕刻高手，邦普公司团队奔赴山东杨家埠、江苏扬州、河北武强等中国木版年画主产区，连陕西宝鸡专门续刻家谱的作坊也没漏掉。2010年7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武强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武强年画博物馆馆长马习钦，就这样被寻访出来。

　　“保护团队带来一幅图，比一般年画大出四分之一。”马习钦所说的这幅图正是《龙藏》每函第一卷引首的扉画《释迦牟尼说法图》，这也是《龙藏》中最大的一幅画，是在一整块经版上雕刻而成的。画面上有75个人物头像，每个人物五官清晰，表情神态各异，其中十余个全身人物像更具有“吴带当风”的飘逸和洒脱。马习钦刻了近40年木版年画，还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河北师大美术系学习，却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木版雕刻。

　　“民间年画通常线条粗犷、简练，远比不上这张图的细腻、流畅。”马习钦说，人物的眉须也就头发丝粗细，眼珠等五官处落刀时差半毫米，都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表情。而且，细密的线条不敢刻太深，怕不结实影响刷印；又不敢刻太浅，怕刷不了几张就磨平了。种种微妙让他这位国内顶尖高手拿捏起来也如履薄冰。马习钦用自己收藏多年的老梨木，花了近6个月的时间，才雕刻出第一块《释迦牟尼说法图》雕版。仔细对比存世的《龙藏》初印本，他的雕版刷印出来的效果几乎可以乱真。由于这幅扉画在每一套《龙藏》中要出现724次，其雕版也成为刷印频率最高的。现在马习钦已雕刻了4块这样的经版，雕刻时间也缩短为4个月一块，而他力道深厚的刀法则令每一块经版可以刷印近千次，大大超过了预期。

　　就在马习钦补刻《释迦牟尼说法图》时，保护团队发现很难找到原始雕版的梨木。《龙藏》始刻于雍正年间，雍正皇帝曾广泛征集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梨木板，且每一块不能拼接，这要求梨树的直径在1米左右。可如今，很难找到如此规格和数量的梨树。这时，中国林业科学院伸出援手，其科研人员对原始经版的密度等特征做了检测，对照各种指标找到一种产自巴西的花梨木作为替代品。

　　好不容易凑齐了经版，补刻文字时又遇到了问题：要不要手工补刻？“坦率地说，手工刻当然能保持木版的古风原貌。”马习钦说，可一块纯字的经版上面光是正文就有17行25列，《龙藏》在雍正年间开刻时动用八百刻工，历时6年才全部刻完，如今熟练工也要一个月才能刻出一块来。“现在如果全部手工刻字，根本找不到那么多好工匠，也没有那么多资金，靠我们几个刻几十年也刻不完啊。”马习钦说，最后大家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进行补刻，即采用电脑雕刻机刻出字形，再用人工修饰笔锋及细微处。

　　寻找初本

　　5部初印本才凑齐刷印底本

　　对照什么版本来补刻经版，是个学术性选择。心气儿颇高的保护团队决定比照276年前的初印本，将《龙藏》补刻成最初的样貌。可是，初印本恰恰是最难寻找的，这并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是因为乾隆皇帝曾分别于乾隆30年、34年、41年下旨，共撤毁了《龙藏》的800块经版和其对应的近百卷典籍。就拿涉及经版最多、多达60余卷的《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来说，这部书由晚明著名文士钱谦益所作，但钱谦益先降清后又秘密参加反清复明活动，这让乾隆认为其著作不配留在《龙藏》里。因此，钱谦益著作对应的660多块经版被全部铲平，已颁发给全国各地寺庙中的初印本里的文章，也都被找出来销毁了。后来，武则天、明永乐皇帝等前朝帝王撰写的文章也都被乾隆撤毁了。在皇家的威严下，曾收藏初印本的寺庙无不遵旨毁书。

　　到哪里去找完整的初印本呢？

　　天无绝人之路，北京白塔寺传来了好消息。根据北京市文物局的记载，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白塔寺的白塔曾遭到破坏。1979年，工人修塔时，惊喜地发现塔刹里存有一部《龙藏》典籍。因为这部《龙藏》是乾隆18年时就封存在塔刹内的，这才躲过了后面的劫难。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塔刹扁平，存放在这里的经书都没有函套和护板的保护，再加上塔刹漏雨，全部724函中只有500多函保存完好。受损的经卷有的已经板结成砖头一般坚硬，根本无法揭开书叶。而受损部分中就包含了钱谦益著作中的10卷。

　　2011年底，眼看春节将至，《龙藏》的保护团队还在心急如焚地寻找初印本。这时，他们已经根据故宫内务府记载的初印本流向和寺庙的寺志等线索，前往苏州、武汉、福建、五台山等全国十余处被认为有可能有《龙藏》初印本的地方一一查看过。“有的地方去看了才知道不是初印本。即便是初印本的，要么缺上百函，要么缺页缺册，尤其是钱谦益的著作，找不全。”何唯良在多方询问后，得知沈阳的慈恩寺或许有一部初印本。2012年春节前夕，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副研究员何梅、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李际宁等专家赶往沈阳。

　　“我虽然研究《大藏经》，但也从未见过《龙藏》的初印本。”何梅说，大家都充满了期待。80多岁的觉明师傅是专门看管藏经楼的师傅，也是慈恩寺中唯一有藏经楼钥匙的人。“这是我们寺一代代传下来的清乾隆那会儿的经书。”尽管知道来的都是专家，觉明师傅还是忍不住要介绍一下镇寺之宝。登上藏经楼二层，推开房门，眼前是满满一屋普通办公用的木质书柜，里面就码放着《龙藏》。专家们直奔他们要寻找的钱谦益著作。“令人惊讶，钱谦益的著作这里全都保留了。而且，初印本栏线整齐、扉画精美，字迹清晰。”李际宁说。

　　沈阳的冬天滴水成冰，但为了尽快将珍贵的初印本扫描下来，保护团队春节刚过就又登门造访。“藏经楼里根本没有电源，不得不从几百米开外的地方接线过来。”何唯良回忆，为了保护初印本，保护团队带去的是一种先进的滚筒式扫描仪，又专门制作了薄薄的透明保护板夹住《龙藏》书叶，保证这些古籍不会直接接触到扫描仪。

　　最终，北京白塔寺、沈阳慈恩寺、武汉归元寺、苏州西园寺、首都图书馆共五家单位的藏书，才凑出了一部完整的《龙藏》初印本。而查缺补漏、扫描各家原件，耗时整整两年。

　　刷印装订

　　上千次试验恢复失传手工艺

　　“用棕毛刷蘸上一得阁的墨汁刷在木版上，铺上宣纸，压实，再揭开，什么都没印出来，宣纸还是白的。”现在想起第一次找来同时代的木版试验刷印时的情景，邦普公司生产负责人汪克模还心有余悸。“当时大家全都慌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墨汁再浓一些，上墨的次数再多一些，再试，还是不行。

　　汪克模说，其实刷印古版的原理与今天刷印木版年画基本是一样的，但又有很多独特的工艺和流程。古版不上墨，也许问题就出在木版的年代上。根据史书记载，《龙藏》每隔几十年需要刷印一次，主要是起到晾晒、清理、滋养经版的作用，这是保护《龙藏》行之有效的方式。如此说来，几十年才能沾一次墨汁的木版需要一个对墨汁的适应过程。保护团队先是为木版增加湿度，化解积年沉墨形成的保护膜，之后就开始研习墨汁的奥妙。市面上的一得阁墨汁所含胶质较多，这样刷印时容易粘住宣纸。反复试验后，一得阁为《龙藏》特配了一种墨汁，不仅稀稠度适中，还增加了更多冰片和薄荷，刷印出来的书籍带出一股芳香气味。就连刷印《龙藏》所用的宣纸，都是安徽泾县特供的。这种宣纸脱去了植物果酸，可以保存得更久。

　　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木版刷印师傅们也被请来了，可他们刚一上手也不顺利。“《龙藏》经版比一般木版大，刷慢了，后面还没着墨呢，前面刷完的地方已经干了。”汪克模说，后来大家发现要想快速使上劲儿，工人们必须站着刷，把胳膊抡起来。就连宣纸要怎样铺在经版上都探索过很多方式。最后，汪克模摸索设计出一种纸张架子，刷印完的纸张从经版上揭开后可以自然垂挂在架子上，而等待刷印的宣纸就在经版前方，伸手即可抻过来，大大优化了刷印流程。

　　中国古籍分为经折装、卷轴装、筒装、蝴蝶装、推棚装等，《龙藏》是最传统的经折装，可是经折装的装帧工艺在我国已基本失传。一块经版上雕刻了5折内容，它们要怎么折叠才是正确的顺序，大家一开始也弄不明白。好在保护团队里的李东川曾经参与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次《龙藏》刷印，他千方百计在山西临汾寻访到了当时负责折页的一位叫勾文兰的女工。“现在还有人干这个？”勾文兰第一次听说有人在生产经折装的书籍时很惊讶。她欣然来到北京，凭借记忆恢复了折页方法：单号经版刷出来的纸要从第三折和第四折之间的缝隙开始折页，双号经版刷出来的纸要从第二折和第三折之间的缝隙开始折页。这样才能保证折出的折页彼此连缀不断，汇成一卷书。

　　吹配等装帧工艺，也是经折装特有的。折好的书页叠压在一起，必须在页口横断面上吹一口气才能把它们分开，方便配纸成书，否则靠手一张一张捻，可就费劲儿了。

　　2010年5月，第一块原始经版“孔十·三”号被搬出严密看管的库房，正式开始了试刷。经过13个月、上千次试验、摸索，到2011年6月，各工序进展顺利，《龙藏》开始了大规模刷印。

　　时至今日，《龙藏》已刷印近百部。与此同时，所有经版的数字化整理登记也在进行。待数字化工程结束后，北京市文物局将对这批经版做文物定级并封存起来。有专家透露，《龙藏》经版的价值绝对可以被评为国家特一级文物。

　　观点

　　保护《龙藏》不妨学学韩国海印寺

　　受访者：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李际宁

　　现在对《龙藏》木版的清理和补刻只是保护的第一步，接下来，得有专门机构、专门场所、专门人员来保护这些木版。保护并不是指有人看守、有人值班就行，而是要时常清扫、晾晒、通风。木版印刷书籍的木版到底该有怎样的保存条件，世界上也尚无标准。我们不妨学学韩国海印寺的做法，这里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藏经版殿，保护的也是一部汉文《大藏经》的木版。

　　海印寺所存“高丽大藏经”是1237至1248年由高丽王朝雕刻的，其经版参照我国宋代官刻《大藏经》，共有8万块之多。海印寺的藏经版殿，设计成可以自然通风和调节温度、湿度的空间，700多年来一直将经版保存得非常完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部《大藏经》还曾经刷印过一次。如今，藏经版殿已成为韩国文化观光旅游的热门景点，上世纪90年代还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其实，不只是木版印刷的木版，对于我国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都应该以文物的眼光给予重视和保护。什么时候我们全社会对文化遗存的重视程度，达到可以令旅游的人们都想来看看，借此了解我们的文化，那才是真重视这些文化遗产了。

　　链接

　　《龙藏》

　　《龙藏》本名《清敕修大藏经》，刻于1733年至1738年，是我国最后一部官刻《大藏经》。一部完整的《大藏经》上共有7600多万个汉字，总重量达360吨。《龙藏》共收录1669部佛教经书，其中还包含了元、明、清历代高僧大德的章疏、论著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龙藏》经版是我国仅存的汉文《大藏经》经版。它诞生后首次刷印了104部，之后在光绪年间刷印过少量，此后在民国和上世纪80年代末，又都各刷印过几十部，到此次刷印前还不足200部。

　　此外，我国第一部官刻《大藏经》是宋代的《开宝藏》，此后虽各朝代都有编辑出版，但多为民间发愿。官刻《大藏经》除《龙藏》《开宝藏》外，只有一部《永乐北藏》了。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