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现象”发人深省

　　“59岁现象”的实质是，公权力的非公共运行，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

　　一个理性的社会，公权必须有一定的程序操作规范，如果容忍或助长公权滥用或私用，其后果将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在权力之外，构建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监控和规范权力的运作方式，使掌权者不能贪，无疑是反腐败的一条重要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指出，当前中国腐败案件“59岁现象”显著，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今后反腐败斗争需要加大对干部任免的监督，力求避免“金钱政治”、“裙带政治”等的危害。

　　“59岁现象”，在政治领域中俗称“最后捞一把”，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根据中纪委监察部公布的案件数据，被查处公职人员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39岁；其中，51-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59岁现象”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某种权力或者利益的丧失，引起心里的不平衡，部分官员价值判断力丧失，道德责任感缺失。认为“权力即是金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并心存侥幸，幻想着“只要屁股擦干净就不会出事”，为谋取私利而知法犯法。更有甚者，现在“59岁现象”逐步演变成“新59岁现象”——“恋岗症”，腐败人群逐步年轻化，一些较年轻的领导干部滥用公权力谋取私利。

　　一个理性的社会，公权必须有一定的程序操作规范，如果容忍或助长公权滥用或私用，其后果将不言而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研究了很多松散的个人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的基本规律，其核心内容是集体行动及其相关的“搭便车”现象。当个体理性与组织规则或公共规则发生冲突时，个体机会主义行为就有可能出现，只要违规的收益大于成本。如果个别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开始即得到严厉惩罚，使之违规行为得不偿失，那么违规者本人在以后行动中打消机会主义念头，而且其示范效应会震慑其他有机会主义念头的人。反之，如果个别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总获得宽恕，他总能在违规中获得额外收益，其他理性人会效仿。党政官员违纪和腐败行为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很复杂的心理行为，他们在犯错误、犯罪过程中除了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在主观上起作用外，心理因素方面的作用也同样不可低估。从这个意义上说，公职人员的违法违纪和腐败行为，都是其心理上产生了障碍，是在其自身错误心理支配下实施的自觉行为。

　　“59岁现象”的实质是，公权力的非公共运行，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尼斯坎南曾经列举了一个官僚人员可能希望达到的目标:“薪金、职务的特权、权力、公众中的声誉、部门的产出、庇护人的身份、管理部门的自豪感和作出改变的自由自在感。”因此，对于公权而言，要利用不同效用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关系来设计激励和约束机制。在正面激励公职人员的同时，同步提高腐败行为博弈成本、心理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笔者以为，在权力之外，构建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监控和规范权力的运作方式，使掌权者不能贪，无疑是反腐败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个社会主体的运行，不能自我保证永远驶于正轨。所以，社会需要一套严密有力的监督机制。换言之，对应于权力运行的权力监督也需要形成体系，方能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从理论上说，外部监督的成本小于内部监督，制度化监督的成本小于随意性监督。人民监督政府在建设民主社会中之所以有非常的效力，原因不在于它本身的直接力量，而在于一种无形的间接力量。这种力量虽然不像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法律权力那样直接，但是它能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压力，它是一种道德的力量，逼人就范。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