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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济喜
回上海老家探亲，见到原来居住的老街上矗起了一
栋栋商品房，起了个十分好听的名称：“冠浦花园”，
然而并没有花园，只是一栋栋三十几层的高楼孤零零地
拔地而起。后来我才知道，如今的商业住宅楼与商场，
往往有一个好听的名称，这就是所谓“某某花园”、“
某某广场”，而其实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内容。至
于为什么要叫“花园”、“广场”，大约是仿效港台，
为了好听的缘故。联想到近来关于名人写书、明星效应
问题的讨论，且不说这种讨论中的是是非非，单是对这
种“名人”本身，在如今浮名成风的情境下，就很有必
要加以一番“正名”。
“名”是“实”（即内容）的反映，“名气”与“
名声”应是社会对一个人成就的公正而客观的评价。人
们一定还记得东汉末年那首“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
，父别居，高弟良将怯如鸡”的民谣。当时之所以出现
名实相背的状况，一方面固然是因了朝廷对名声的提倡
，东汉时代的察举、征辟以所谓乡闾评价为依据，于是
许多人为了捞取好名声而不惜作假；另一方面在浮华虚
诞的岁月中，社会大众早已被向声背实的通病所支配，
哪里还有头脑去分辨识察。所以后汉的那些思想家，无
不对向声背实慕名弃实的现象深恶痛绝。中国古代从很
早开始，就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
之说，认为一个人要名垂后世，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
在立德、立功与立言三方面有所成就。当然，古人所说
的道德标准与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但其中也有相通的
地方，这就是一个人的名誉与名气必须建立在经得起时
间考验的基础上，必须在真正有所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名
实相应。正如汉末一位叫徐干的思想家在《中论》中所
说“贵名乃所以贵实”，而不是单纯追逐所谓“名人效
应”。然而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文化界的“名人”
，有多少是在立德、立功与立言上做出贡献的？有些人
的名气恰恰是靠缺德炒出来的。有些“名人”在事业上
做出了一些成绩，然而其炒出来的名气却远远大于其实
绩，宛如久病之人，体不胜衣。至于文人的“立言”，
本应该像曹丕《典论·论文》所说，“不假良史之辞，
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封建社会中的一位
帝王尚且知道文章要依靠自己的功力自传于世，不要依
托权势与吹捧之辞来走红，我们今天这些号称有现代意
识的“名人”岂不是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遗憾的是，
在“立言”（即写作）领域，一些所谓“名人”依恃作
品本身出名的不多，许多是靠权势与金钱的依托而走红
的；或者即使作品有一些成就，也要依靠一帮吹鼓手来
炒作。在当今，“名人”、“明星”的日趋泡沫化已是
一个不须争辩的事实了。
再往深里追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在电子信息时代，
有相当一部分所谓“名人”，往往是占据传媒的从业人
员。由于现代电子传媒可以使一个人的知名度随着传媒
的迅速传递速成，于是，一些传媒的从业人员（大多是
电视业与电影业中人）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星即“名人”
了。“好风送我上云端”，这种“名人”与“明星”，
他们的内里往往是令人失望的。读他们的书，发现与所
谓“名著”完全是两码事，然而现代人的向声背实的病
态阅读心理，早已使他们陷入了一种明知是泡沫也要去
狂吞的阅读怪圈之中。因而这类本来价值不大的书越出
越欢。电子信息无节制的膨胀，造成了传媒称霸，“网
络为王”的局面，人的个体判断力在电子信息的压迫下
，反而日渐萎缩，社会上形成了以耳代目，人云亦云的
趋同心理。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问话：
“最近你看了某某书没有，听说这本书很火。”于是一
些人依据周围人的推荐去看这本书，如若看了之后发现
这本书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好，他们往往没有勇气去
与时尚抗争，而是会反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的欣赏水平
跟不上时代，出了毛病？同时别人往往也会指责他的鉴
赏水平不合潮流。在现代电子传媒时代，时尚的压力太
大了，它可以摧毁人们的个体性与自信心，使人身不由
己地加入其中。其实，越是在别人一窝蜂地赶时髦的时
候，就越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力。《世说新语·文
学篇》记载，东晋一位叫庾仲初的文人摹仿汉代《两都
赋》、《二京赋》一类京都大赋，写了《扬都赋》，经
过名士庾亮的推举，于是人人辗转传抄，一时为之纸贵
。独谢安不以为然，批评它“屋下架屋耳”，是摹仿古
人的一种没有出息的作为。这件事说明谢安不愧是一位
真正有个性、有独立见解的名士。
由此，笔者不由得想到，在我们这个嘲笑英雄，缺
少真正名士的时代，却又“名人”如过江之鲫，比比皆
是，这倒底是正剧呢还是闹剧，抑或是一幕真正的悲剧
？
《人民日报》（1 9 9 8 0 3 2 0 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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