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從那篇文章我開始知道什麼叫做學問——學著去查資料，學著闡釋理論概念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看了好多書，文章被寧老師改了N遍，可以說是苦不堪言，但直到最后發表的時候寧老師還是很不滿意。

觀察：
因為這是第一次用文化人類學的方式來看中國新聞改革中觀和微觀層面特別鮮活的一些場景，以前一不小心就過去了，但是每天觀察每天記錄，給自己設問，盡量從現實的新聞實踐場景中尋找答案。這真的是很艱苦但很有價值的工作。

建言：
記者每天面對信息的採集、加工、生產和擴散，他作為主體判斷要比其他行業的比重大，這就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客觀中立。但客觀中立又是一種目標，一種專業理想，一種我們可以無限努力、朝這個方向去走又永遠達不到的一種境界。

論點：
我還真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尋求到樂趣，思維的樂趣，那種找到証據的樂趣，和解決問題的樂趣。


個人簡介：
陸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傳播媒介與社會研究所”所長。主要教學領域：廣播電視節目構成，廣播電視新聞理論與實踐，電視編輯，國際傳播。主要研究領域：中國傳媒改革，傳媒生態，傳媒產業，新聞專業主義，新聞生產過程。主要學術兼職：中國新聞教育學會傳播學研究分會秘書長。學歷：1991-1994年，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1985-1987年，在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研究所獲法學碩士學位，1979-1983年，在華中理工大學自動控制與計算機工程系獲工學學士學位。主要學術經歷：2003年，奧地利薩爾斯堡研討班成員﹔2002年，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訪問學者﹔2001年，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英語與媒介系訪問學者﹔2000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1998-1999年，美國南加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學院富布萊特高級訪問學者﹔1997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訪問學者。主要學術成果：電視時代——中國電視新聞傳播、當代廣播電視概論。主要論文：成名的想象：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WTO與中國廣電業的市場重組等。


陸曄：想象與追問

採訪陸曄老師花費了不少時間，一開始先是在北京的本書主編聯系陸老師，陸老師婉言相拒，出於古道熱腸，加上學術專業主義精神，她推薦我們採訪幾位海內外學者，等到這幾位學者順利採訪結束，她還是猶豫。最后，隻好動用了其中的學者三番五次說服了她。


誤打誤撞進了新聞圈

  施?：你現在從事的是新聞學方面的研究，一個典型的文科領域，但你在大學時候學的是工科，是什麼原因使你進入到現在的領域裡的？

陸曄：我是高考恢復后第三屆的大學生，也就是所謂的“新三級學人”。因為很偶然的機會，選擇了華中理工大學的計算機工程系。大學四年，我一直保持著嚴肅的工科學生和想入非非的文學青年之間這麼一種狀態。畢業時候面臨的選擇就是從哪兒來回哪兒去，如果分配的話，我就得到地處貴州的一個飛機輪子制造廠，去當一個助理工程師。不過有另外一個選擇——當時華工要創辦新聞系，方向是科技新聞，希望老師既有一定文字基礎，又受過工科的訓練。我就被這麼被選中了，自己又不想回到山裡頭去，那就留校吧。當時放棄了專業也就痛悔了一陣子，不過很快就覺得新的專業也挺好的，就這麼誤打誤撞進了新聞隊伍。
 
 施?：聽起來充滿了偶然，你當時對新聞沒有什麼基礎，是怎麼開始新聞之路的？

陸曄：確實是很偶然的因素，學校也考慮到我當時沒有什麼這方面的經驗，就先安排到媒體實習，其實幾乎就是全職在媒體工作。我先到湖北省人民廣播電台做編輯，之后到湖北電視台新聞部做記者，整整一年的時間。回來后又有個機會到北京廣播學院進修。當時廣院還算藝術類院校，有很多機會到處看電影，聽講座，自己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學文科比學工科有意思多了，也輕鬆多啦，早知道當時高考就報文科了。不過話說回來，和一起進修的老師們相比，我也感受到壓力，因為自己畢竟不是本專業科班出身，就決定考廣播學院的研究生。
 
 施?：1985年你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研究所的研究生，那段經歷給了你什麼樣的影響？
陸曄：在廣院的研究生經歷對我來講很重要。在那裡，我喜歡上了紀錄片，第一次看到了《60分鐘》的節目，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那時候恰好是北京思想文化界最活躍的一個時期。我讀大學特別早，又是工科學生，在文化方面基本上沒有什麼觀念，這就相當於一下子就把自己從原來特別狹窄的一個小圈子，放到一個藝術氣息特別濃厚、思想特別活躍的環境裡頭。我開始讀很多書，接觸到不同的人，包括現在講起來特棒的那些同學。那時候也開始對電視實務感興趣，在中央電視台實習，做場記，在當時情況下，有點做片子把心做野了那種感覺。
 
 施?：那后來又怎麼想著讀博士了，是想進一步在學術上有所發展嗎？

陸曄：怎麼說呢，從廣院畢業后，我必須按委托培養的協議回華工教書，主要是廣播電視概論和實務的課程，有時候也回北京在電視台打打工什麼的。到了1991年覺得這麼一份教書的工作做了很多年了，有點沉悶，也有點厭倦，覺得缺少更大的發展空間。曾想過去電視台，系裡不放，也想過出國，托福沒考好，就想，那就考博士試試看吧。當時壓根沒想著以后做學問，就是想離開，換個環境。

 
從復旦開始的學術之路
 
 施?：你1991年考到復旦讀博士，當時覺得讀博士和以前做的學問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陸曄：當時復旦新聞學院隻有兩位博士生導師，我的導師是寧樹藩教授。其實自己以前根本談不上做過學問，一到復旦就發現讀博士比碩士難多了。特別是碰到寧老師就傻眼了，從什麼是新聞，為什麼有新聞自由開始——不知道，就看書去，還要念循環日報，讀梁啟超的言論，而且同班三個人都很牛，隔壁住的幾個中文系的歷史系的博士生也很厲害，總之我受了很大的“驚嚇”，覺得應該開始好好讀點書。
 
 施?：寧老師以研究中國近代新聞史著名，你覺得他給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陸曄：我讀博士期間的第一篇文章，是《美國新聞業客觀性法則的歷史演進》，是寧老師的課程作業。在此之前沒有寫過嚴肅的學術性文章，頂多有一點經驗性的總結文字。從那篇文章我開始知道什麼叫做學問——學著去查資料，學著闡釋理論概念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看了好多書，文章被寧老師改了N遍，可以說是苦不堪言，但直到最后發表的時候寧老師還是很不滿意。

我的一個學弟曾用“山高水長”來形容寧老師的治學風范，我想，從寧老師身上學到的首先是學術態度，這比教會我具體的東西都要重要。做學問的時候，你採取的是一個客觀立場，不為任何功利的目的，做這個研究最終目的不是為了發表，是為了尋求問題的解答，同時這個問題的解答也會對觀照中國的社會現實、觀照中國媒體的現狀，能夠有一定的意義。其次就是學問應該從特別基礎的一個東西做起，搞清楚最基本的概念。比如我寫的那篇文章，什麼叫客觀，從哲學意義上怎麼解釋，新聞行業約定俗成是怎麼解釋，理念上是怎麼回事，操作上又是怎麼回事，在美國又是怎麼一點點發展過來的，中間有沒有經過一些變化？不能想當然地說我認為是這樣，一定要有材料。寧老師不斷地問，你這麼說，有什麼証據？我如果寫一句話，因為什麼什麼樣，所以就怎麼怎麼樣——他就會問你憑什麼就說因為所以，有什麼証據？這對於多年來沒有受過正規學術訓練，也從來不知道學術是什麼的人來說，這個過程特別重要。我還真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尋求到樂趣，思維的樂趣，那種找到証據的樂趣，和解決問題的樂趣。
 
 施?：除了寧老師之外，你覺得復旦還教給你什麼？

陸曄：當時對我影響很大的還有李良榮老師。他當時剛從美國回來，在他身上有幾個東西到今天仍然在對我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很敏銳，他對媒體現實保持高度關注和洞察，而且概括能力特別強，總是能從一大堆雜亂無章的材料中看到特別本質的東西。我覺得這東西是學不來的，但可以自己去體會，可以要求自己努力去做。寧老師的嚴謹質朴和李老師的敏銳洞察，寧老師的沉靜細致和李老師的鋒芒畢露，這兩者之間的碰撞與綜合，我覺得很幸運碰到他們這樣優秀的老師，那時候博士生又很少，他們可以把全部的心力花在幾個學生身上。從內心來講，我覺得李老師也是我的導師，雖然沒有這個名份。在這樣的環境裡頭又有一些特別好的同學，本院的，其他院系的，都很富創造性，再加上復旦的各類講座，每天都在接觸新的東西，每天在面對新的事情。

 
另一條道路：做電視的誘惑
 
 施?：你的博士論文是關於中國電視改革的，和寧老師的研究領域可謂是沒什麼相干，這是否因為你對電視的一貫熱愛？

陸曄：我選這個題目，一是因為我自己做過電視的背景，二是我真的喜歡電視。當時我收集了中央電視台第一期開始的電視研究雜志，做訪談，我想很多人可能記不得一個可憐巴巴的學生為了收集資料不斷泡在那裡。寧老師說，你一定要做具體的調研，我把上海電視台多少年的串聯單翻出來，做抽樣，手寫的東西，一條條全部抄下來，回來做分析。那時候開始學著用SPSS做統計，以前哪用過啊，隻能不斷地去看英文的幫助。
 
 施?：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你想過是留下來繼續做學問，還是到電視台去工作？

陸曄：當時我在博士論文后記裡寫了一句話，現在看起來自大得讓自己臉紅——我和中國電視同步成長——但當時確實覺得那十年就是我自己成長的一個過程，同時也是中國電視業發展的一個過程。而且就在做論文的時候，我還同時在上海東方電視台報道部實習，雖然隻是一個小實習生，能參與的事情很有限，但能夠經歷一個電視台從籌備到開播的過程，能夠感受到那種工作狀態，而且當時的部門主管給我們很多機會去獨立地做節目。那真是很寶貴的一個經歷。電視一直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另一部分，以前在廣院學過的那些關於紀錄片、關於深度報道的東西始終在心裡，我那時想做中國最好的採訪記者，想進電視媒體工作。可惜不巧我畢業那年東方電視台沒編制，就留在新聞學院了。
 
 施?：不過你想做電視的心思一直沒歇過吧？

陸曄：確實如此。我1994年留在新聞學院以后，在教學之余一直參與一些紀錄片的制作。1997年我有機會參與上海電視台《新聞觀察》欄目的創辦，在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的新聞理念比以前成熟多了——自己第一次站在中國社會發展大的背景下，開始追求一種新聞理念。同時，我和《新聞觀察》的同事們在理念上，都相信可以實行規范化的運作方式，期待能夠把節目做得更加專業化，同時也能對中國社會和媒體改革都產生一定的影響。說實話，隻有自己去操作一個節目，才知道什麼叫客觀立場，什麼叫記者的職業角色，還會去思考自己和報道對象、消息來源的關系，自己和媒介組織的關系，學會怎麼把理念的話語變成可資持續循環的實踐形態。
 
 施?：你拿過好幾次中國新聞獎和上海新聞獎，這些獎項對現在從事學術的你來說重要嗎？

陸曄：我覺得，得那幾個新聞獎對我很重要。一般人都認為在大學裡做學問的人都做不了實務，我不認為自己是個異數，但覺得隻要給我機會，在新聞實務領域同樣可以發揮得很好。更重要的意義在於，當時和《新聞觀察》的同事們在很自覺地嘗試一種更專業的電視新聞操作方式，包括採訪方式、結構新聞的視角，包括如何處理多種消息來源之間的關系，包括事實陳述——新聞與評論分開，又能在電視的形式下有機結合。今天我和一些學者談起新聞專業主義，一些人認為那根本不可能實現，我不說什麼，但自己在心裡說：在新聞界我嘗試過，做過，雖然持續時間很短。現在仍然有很多新聞界的同行在繼續嘗試。而且，如果每一個記者都能這麼努力的話，這樣一種理念應該有更多成長的機會。

 
跳出一個又一個圈子
 
 施?：1998到1999年，你在南加州大學做訪問學者，這段海外治學經歷對你今天的學術研究來講意味著什麼？

陸曄：那次南加州大學富布萊特訪問學者（Fulbright Visiting Scholar）計劃，給我定的方向是媒介管理。那時有足夠的時間，足夠的衣食不愁，在那種狀態底下，開始關注一些自己原來不關注的話題，並對美國的媒介體制開始有一個相對比較清晰認識——看聯播網和地方台，去洛杉磯時報等媒體訪問，對媒介與社會、媒介與技術的關系，對影響媒介的因素，包括媒介體制、國家政策、媒介環境、社會變化、經濟發展等等，有一個感性的認識，當時這些對自己內心沖擊是很大的。又有機會參加了國際傳播學會（ICA）在舊金山的年會，后來給國內的學術期刊寫綜述時，可以說是強迫自己去關注別人的研究，還得對別人的研究做出判斷，再回過頭來反觀中國，由此也開始對美國的傳播學研究有了一點概括性的了解。
 
 施?：這段經歷放在你的學術生涯裡面，可不可以看成是一個轉折點？

陸曄：我其實有過很多個可以被稱做“轉折點”的階段。事實上，在我博士畢業留校后，有兩三年參與復旦發展研究院《中國發展報告》的寫作，有一些機會可以和王滬寧、俞吾金、姜義華這樣復旦不同學科的“大腕”在一起工作，自己的眼界開始離開電視之外，從中國媒體改革的領域進入到一個跟中國社會變革和發展有關的場景裡面。后來有機會去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有機會去美國做訪問學者，又有機會從跳到西方的話語裡面，跳出了站在我自己的知識體系、教育背景和研究角度看中國媒體和中國社會這樣一個話語，開始進入一個更廣闊的領域，也越來越體會到什麼叫學無止境。
 
 施?：你現在做中國傳媒生態和社會轉型的研究，是不是那時候就種下了種子？

陸曄：我以前關注比較多的是微觀的電視節目運作，操作層面的東西。在美國訪問期間，經常會碰到這樣的來自不同的學者和記者的提問：你怎麼看待中國媒介與社會轉型的關系，與中國改革的關系。后來去明尼蘇達大學訪問，請李金銓教授幫我開一個研究者必讀的基礎書目，他就反問我，你自己到底想研究什麼東西？這也使得我去思考今后一段時間的研究方向和領域。其實我去訪問CBS的《60分鐘》，關注的是新聞專業主義在商業化運作下的影響，和我做過的有關客觀性的研究是有相關性的，也和我在《新聞觀察》的實踐是有相關性的，這些構成了我在媒介與社會這一研究領域繼續深入的基礎。許多學界的朋友給我很大的幫助和鼓勵，香港中文大學陳韜文教授就說：你處在一個最好的位置——一個變動的社會，一個變動的傳媒系統，你自己有媒介的經驗，同時你又有興趣。就這樣，開始了有關中國傳媒改革和社會轉型的研究。

 
“深描”轉型期的中國媒體與從業者
 
 施?：可不可以這麼說，美國的訪學經歷改變了你的研究興趣和領域？

陸曄：從美國回來后，有關廣電產業和具體節目的研究也在繼續，但是現在確實在研究重點上有一些改變，在比較宏觀的廣電產業研究上面還花了些工夫，但在具體的節目研究上花的時間是越來越少，主要是和“廣電節目構成”課程結合比較多，如果有心得也會寫些小文章，像給《南方周末》寫關於情景喜劇、60分鐘、真人秀什麼的，但不太奢望把它們往理論上提升。關於中國媒介改革，我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就花了不少力氣，后來做過一個關於上海媒體改革的社科研究項目，包括行業結構、節目、國際化和從業者四個部分。有關從業者那一部分做了調查，自己覺得裡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東西，而且是個挺中觀的層面，不像節目那麼微觀，又不像行業結構那麼宏大。2000年作為合作者之一，與香港中文大學潘忠黨、陳韜文教授共同進行有關“中國媒介改革”的研究，在合作研究的過程中我學到很多東西，研究方法的初步訓練，理論視野的拓展，更重要的是潘忠黨教授在理論和操作兩方面近乎於苛刻的認真態度讓我體會到做一個實証學者會有多麼辛苦。當時參與項目執行的還有好些復旦和人大的研究生，深入到不同的媒體進行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歷時半年多﹔后來我自己開始整理這些資料，一共花去一年多的時間。到了現在，不少參與過這個項目的同學還會寫EMAIL來，說懷念那段時間，因為這是第一次用文化人類學的方式來看中國新聞改革中觀和微觀層面特別鮮活的一些場景，以前一不小心就過去了，但是每天觀察每天記錄，給自己設問，盡量從現實的新聞實踐場景中尋找答案。這真的是很艱苦但很有價值的工作。
 
 施?：之后成文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成名的想象》吧，我覺得這個概念提得特別好，有點出乎意料又切中懇綮。

陸曄：我們試過用制度變遷、媒介生態變化等概念來解釋，討論幾次不能很充分地達成共識，隻好又回去重新讀書。開始動筆時我們找到了一個特別好的概念，就是“成名的想象”。剛開始時，我們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在關注所謂名記者的變化：中國歷史上的名記者象范長江邵飄萍，新中國的名記者穆青等等，但到今天就不一樣了，名記者的內涵就不一樣了。我們發現，首先是名記者成名的場域不一樣，比如《東方時空》的白岩鬆和當時《新聞調查》的制片人夏駿就不大一樣﹔再比如《北京青年報》寫“絕對隱私”的安頓，她很有名氣但她是嚴格意義上的記者嗎？這都是很多無法界定的東西，並且還有一個更廣闊的領域——成名不僅僅是一個名記者的問題，而且是許多年輕記者的問題：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名記者，什麼樣的記者是成功的記者？這裡關系到媒介角色、社會功能、新聞生產過程等等非常豐富的內涵。我們就運用“成名的想象”這樣一個有彈性的概念，不是去看記者或者是名記者到底是什麼，而是新聞從業者怎樣想象自己的名望，而這種專業名望的想象當中包含了幾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在裡面建構的話語，從而影響到微觀的新聞實踐行為和實踐的過程。
 
 施?：你們的項目採用了田野調查等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論文的寫作形式也與常見的形式有許多不同，就我所知，論文宣讀后的反響並沒有期待中的熱烈？

陸曄：第一次在會上宣讀是在蘭州的“華文傳播和華夏文明研討會”，陳力丹老師給了較高的評價，但也有很多人覺得……怎麼說呢，大家可能還不太習慣這種研究方法和行文方式吧——你花了一年的時間就整出這麼點故事？也有人提出置疑，就是所謂的普適性的問題——你舉了那麼多例子、那麼多人的故事，到底是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或者說，代表性到底有多強？后來我就一直強調說，其實我們用這樣一種方法並不是想得出一個概括性的結論，而是我們希望能夠增加在這個領域裡研究的厚度。比如，我們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尋求到一些微觀實踐活動的實際場景，用這些場景做一些分析，從理論上來做一些判斷，但並不意味著離開了這些場景，這些東西還管用。問題就在於文化人類學本身並不像量化研究那樣，需要表明多少百分比的人是什麼樣子——它本身不擔負這樣一種功用。它的價值就在於“深描”，就像格爾茨在《文化的闡釋》中論述的“厚重的描述”，從而提供一個比較容易進入的場景，在這個場景中看問題可能會有不一樣的視角，可能會得到不一樣的有可能更豐富的結論。
 
 施?：這與傳統的傳播學量化研究實在是相去甚遠，你怎麼看待這種研究方法帶來的主觀性問題？ 

陸曄：當然和傳播學量化研究相比的話，這種研究方法主觀的東西其實是挺多的，作者本身也是在這個場景裡頭，你也有你自己的參與和判斷。但是我覺得這沒有關系，因為我們本身就是置身在中國媒體改革過程中的，這是我們不可能完全被置換掉的一個角色，就象我們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觀念，是我們所有研究活動的底色一樣。而且我們在長達半年的參與觀察中，體會特別深刻的一點就是，新聞記者在整個新聞實踐活動當中，作為一個主體其實具有非常多面性和復雜性的：他可能在這個場景裡頭呈現出來的是這種面貌，但是換了一種場景，他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種面貌。這種東西你要是用其他的研究方辦法，肯定是把這種多面性和復雜性全部抹掉，我們就想呈現出那種更豐富的動態的那種過程，或者說，微小的實踐過程。同時在這樣一個研究裡，我們並不想得出這樣的結論——全部的媒體、全部的記者是什麼樣子﹔我們隻想讓大家看到這樣一種豐富性、復雜性，以及這樣一種所謂動態的過程。而這動態的過程所呈現出來的，可能比一些高度抽象的結論清楚得多，同時它對整個中國媒體改革過程來講，無論是被記錄被分析還是被保留，都更具有這樣一種歷史性的價值。
 
 施?：我注意到你現在做的有關職業理念和社會轉型的項目，更多用的是問卷調查這樣的量化研究方式，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的結果有什麼差異和關聯？

陸曄：每種研究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我們之前採取田野調查、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方法，得到的是某一類的材料，后來我們想在整體的層面上做一些描述，就選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把更具普遍意義的問題提出來。現在問卷還在處理，但我覺得這其中許多東西可以和參與觀察得到的東西相互印証。比如說，新聞生產的過程，到底有哪些因素對它產生影響？我們在《成名的想象》中描述了很多故事，比如說一個實習生怎樣從得到一個選題，到去採訪，然后向不同的人請示請教，最后到文章發表——這個過程就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消息來源、主管領導、各種人都會站在他們的立場，對它產生作用，在這個具體的場景裡頭看到的是非常缺乏共識的、每天都在商量、討論，每天根據不同情況都在變化的過程，包括在新聞價值的判斷上缺乏足夠共識。這次問卷也設計了同樣的問題，一抽象就會發現從問卷裡看到的共識、對新聞價值的認知其實還是挺高的。這恰好呈現了社會轉型期一個很大的特征。任何一個行業在正常的狀態底下，它都有一個代代相傳的規范，問題在於我們現在處於一個變動的過程裡頭，不是因為我們不明白這個道理才把沒有事情做到位，而是因為每天現實都在變化，不知道把抽象的大道理和具體微觀的實踐怎麼結合，也就是用新聞價值觀來指導具體的業務實踐。比如說，“9·11”事件，在每個人看來肯定是新聞價值最高的，但那天中央電視台就是沒反應嘛，那怎麼能怪記者呢？
 
 施?：看來這樣的研究僅僅是打開了一個有意思的缺口而已，你打算怎麼繼續這方面的研究？

陸曄：我會繼續關注從業者和媒介組織這個領域，因為傳媒在社會變化的過程裡面起的作用確實非常重大，雖然它也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媒介組織本身，從業者本身，他們對新聞社會功能的認知，以及他們對媒體角色的認知，是主觀地能夠把媒體推到什麼方向的一個因素，這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關注得還不夠。我會盡量把這些因素和媒介的公信力結合起來考察，比如媒介專業組織和專業從業人員的關系，在具體媒介實踐操作中他們所取的價值取向，包括他的態度、認知、面臨的矛盾和沖突，究竟對媒體公信力在社會公信力建構方面會起多大的作用。這可能是我在很長時間內都會盡量去嘗試的一個領域。

 
追問：媒體的角色究竟是什麼？

 施?：要追問的東西看來很多，現在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在原《廣州日報》社長黎元江被宣布雙規后，《南方都市報》和《信息時報》（屬於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出現了借此互相攻訐的情況，你如何評價這一事件？

陸曄：在理想狀態下，媒體是社會公器，所謂輿論監督也是對權力的監督。媒體從業者有便利在媒體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但這時應格外謹慎，這個聲音是否代表公眾在發言。我比較認同的態度是，當媒體在面對不同的消息來源，應該有一個以一貫之的態度，站在公眾立場上質疑的態度。但在操作上，媒體又非得有一個對新聞價值高低的判斷。南方都市報的做法如果從普遍意義上來看並沒有特別大的錯誤，但這一事件涉及到避嫌的問題，因為它和廣州日報是競爭對手，這時候它就有一個自身立場的問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個事件在媒體行業的影響力是很大的，關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一個健康的做法應該是，媒體應該反過來問，公眾對這個事情關注度會有多高，是和媒體業界關注度一樣高呢還是沒有那麼高？還有一個具體做法的問題，是著眼於這個人這個具體的事情，還是敢把它做到更深的層次——同樣的貪官污吏在別的行業裡可能沒有那麼大的社會影響力，因為是在媒體行業，帶來的惡果可能會大得多。但他們壞在他們抓住這點東西有泄私憤之嫌疑。其實在媒體不成熟的時候，互相攻擊是比較低層次的事情，也是不可避免的階段。也許對中國媒體來說，還沒達到互相尊重競爭對手、尊重對方專業成就的階段。
 
 施?：剛剛結束的伊拉克戰爭中，中央電視台的表現被很多人稱道，這是否可以被視為中國媒體走向專業化的重要一步？

陸曄：這次很多業內專家都給中國媒體以很高的評價，但我發現自己是一個典型的悲觀主義者。站在學者的立場上，如果這是一個好的方向，應該去鼓勵，希望它能夠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來——但我內心非常清楚，它不意味著任何東西。就像當年挑戰者號失事在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頭條播出的時候，學者們的評價多高啊，說是中國新聞一個劃時代的進步，以后又有多少重要的國際新聞沒有能夠在第一時間被報道。現在整整這段時間，伊拉克戰爭變成了媒體的核心議題，在它們天天報道戰爭的時候，對非典型性肺炎的報道卻是非常非常不夠的。當它想遮蔽，不想開放的時候，就可以不開放，包括那天煤礦礦難死了幾十個人，報了嗎？幾乎沒有啊，有的是很少、很零碎的一點啊。其實這就牽扯到所謂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專業理念、從業者、媒介組織這幾種力量的博弈。比較令人欣慰的一點是，對新聞記者來講，我還是相信他們內心的專業理想始終還是存在的，給了你機會，你就能往前沖。不過新聞界老等著別人給機會，本身就是很大的悲哀。
 
 施?：中國媒體和從業者看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作為一個老師，你覺得新聞教育帶給未來的傳媒從業者最重要的是什麼？

陸曄：不少人討論新聞學和傳播學的關系，我以為新聞學領域內有一個東西是傳播學或者其他學科無法代替的，就是所謂的專業理想和職業倫理的教育。西方有學者把新聞業稱為正在走向專業化的職業。從事新聞業，跟一個人的職業理想關系很大。在這一行，實踐是非常重要的，但又不僅僅是技能訓練問題。記者每天面對信息的採集、加工、生產和擴散，他作為主體判斷要比其他行業的比重大，這就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客觀中立。但客觀中立又是一種目標，一種專業理想，一種我們可以無限努力、朝這個方向去走又永遠達不到的一種境界。有了這個要求，不一定會使新聞業變得更好，但沒有這一要求，肯定會變得更糟。我還是相信，新聞教育可以縮短一個從業者在實踐中摸索的時間，還可以帶給我們新聞理念上的一些東西，而這些東西如果沒有受過新聞教育是會有缺憾的。
 
 

                             施?2003年4月16日談於復旦大學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