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那年夏天我帶著《生命之舞》，到了山東的一個山溝裡小住，於是，普列漢諾夫、胡塞爾、柏格森、弗洛伊德、羅素等等一大批人文科學家好像都來到了我的這間小屋，圍在我地身旁，七言八語地開了腔，談論著各自的思想、信念和哲學，模模糊糊地連他們的面容好像我也看到了。

觀察：
我喜歡創新，辦刊寫文章，我從來很難盲從別人，並不是有意的，而是不由自主的。因此引發了很多挫折，有時還很嚴重，但是說也奇怪，打擊剛剛過去，話音還在耳邊響著，心裡還憋得不舒服，腦子裡又在轉悠著關於學術和辦刊的想法。

建言：
這是一種空前大規模的社會信息傳播活動，它必將推動傳播學向邊界不清和多元共生的方向進一步發展。傳播學將廣泛地與其他學科相整合，特別是與經濟學相整合。

論點：
有人說我是堂吉訶德，我沒有堂吉訶德那樣偉大，但是在自不量力固執堅持方面有些像堂吉訶德。有的學者這樣鼓勵我說，做學問就是傻子的事情。

個人簡介：
1937年4月出生於山東萊州，1963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高級編輯。曾經長期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機關工作，1982年調入北京廣播學院，1986年主編學術刊物，1991——1997年主編《現代傳播》，實踐“開放創新”的辦刊思想，著力提倡學術批評，組織了幾次重大課題的學術爭鳴，使該刊物在學術界享有盛譽，有力地推動了新聞與傳播學研究的發展。           


朱光烈：做學問就是傻子的事情

認識朱先生，那是四年前曾經有幸聆聽過先生的一場有關“記者文化素養”的專題報告，頗受啟發，從此對先生有了一些崇敬和景仰。苦於自己的才疏學淺，在這隨后的四年裡未敢與先生有過聯絡，但我常常在閑暇時間找來先生的文章細細品味，也常尋思尋找一個機會拜訪先生。

2003年初春，在朋友的力薦下，終於有機會在先生的寓所整整長談了兩個上午，頗感欣慰。朱先生曾經說過，他很狂妄，然而在一介書生面前卻並非如此，顯得謙遜、豁達﹔他又說過他很自卑，然而從他的言談舉止中卻表現的非常自信、剛毅和骨氣。在先生的簡陋的寓所裡，牆上的一幅對聯：“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引起了我的興趣，也從這開始了我們的談心。


屹立寒冬梅獨艷

方德運：朱先生，我曾經看過您的簡歷自述，您1963年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后分配到中央黨政機關工作，1982年調回北京廣播學院，1986年開始主編學術刊物《新聞廣播電視研究》和后來的《現代傳播》，就是在從事學術活動的時間裡，您的工作在社會上發生了影響。這麼大的一個人生轉向對你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朱光烈：這個轉向是我努力爭取來的，這與我愛好有關。在1986年以前我搞了近二十年的機關工作，那麼長的時間的工作總讓我覺得不太舒展，上司也不太喜歡我，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我愛說點新話，人家說我驕傲。從那以后一邊主編學術刊物，同時搞一些科研，這個全新的工作使我在業務方面比以前舒展多了，而且有點漸入佳境之感，看書看報，與人聊天，聽廣播，看電視，各種各樣的想法，各種選題隨時隨地地迸發出來，可以說我有寫不完的題目。

1986年剛剛轉到廣播電視研究領域的時候，我曾經對一位新聞學教授說過，我在一年之內不會寫文章，先把他們的研究成果好好讀一讀，然后再開始自己的研究。但是我三天兩頭就發現一些問題，有所發現就會去思考、聯想，一進入這個狀態，文章就不能不寫，這個一年之內隻讀不寫的計劃也就忘記了。

方德運：朱先生，搞機關工作一般是跟各色人等打交道，而學術研究卻又需要長時間坐“冷板凳”，這樣大的轉折，起初您不感到寂寞嗎？

朱光烈：（笑）幾年前有位朋友送我一套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巨人隨筆》，那年夏天我帶著其中人文科學家卷《生命之舞》，到了山東的一個山溝裡小住，白天那裡的人們都出去工作了，我一個人在那間小屋裡打開了這本書，從頭讀了起來，於是，詹姆斯、普列漢諾夫、胡塞爾、柏格森、弗洛伊德、羅素等等一大批人文科學家好像都來到了我的這間小屋，圍在我地身旁，七言八語地開了腔，談論著各自的思想、信念和哲學，有的風趣，有的明快，有的則是深沉﹔時而平實，時而異峰突起，使人拍案叫絕。模模糊糊地連他們的面容好像我也看到了。其中詹姆斯的《博士巨怪》寫道，由於美國大學教師的錄用必須有博士頭銜才行，導致了很多不合理的事情﹔靄理斯的《生命之舞》中寫到了一個連拼音都拼不對的人，更沒有閱讀過必要的文獻，他關注科學隻是業余的，專業科學家會對於他嗤之以鼻，但是他對於科學具有非凡的見解，靄理斯認為他才是“真正的科學家”，原因是他對於那些才開始或還沒有引人好奇的事物具有沒法滿足的好奇心。這兩個人的“議論”尤其使我手舞足蹈了起來，於是我就把當時的所感所想寫了出來，以《巨人沙龍旁聽側記》為題，文章中還把我的小屋子裡的這種熱熱鬧鬧的虛擬情景寫了進去。我感到極大的滿足，那麼多的“巨人”，他們中大多數已經到了彼岸世界，現在不約而同地都來到了我這個不起眼的小屋，與我一起議論風生，是何等難得，何等熱鬧，哪裡還有什麼寂寞可言，在此，寂寞已經消失。在我的讀書和寫作過程中，經常有這樣的感覺。我想許多讀書人都會有這類體驗。我們面對著的世界具有無窮的奧妙，我們永遠無法窮盡對於它的了解，我不是佛教徒，我想我們對於它的有限的了解的主要途徑是讀書，這是一種永遠興趣昂然的、不斷地滿足好奇心的生活，與寂寞並不相干。

王永亮：朱先生，您作為研究傳播學和文化學的學者，從20世紀90 年代中期起您幾乎每年都提出過新的見解像1994年發表傳統媒介的“泡沫”論﹔1995年提出了“文化就是力量”的口號﹔1996年提出“離散－整合”的現代社會發展的總趨勢﹔1999年提出人文主義是未來教育的基礎的預測﹔在電視傳播領域的“畫面為主”批判以及“聲畫結合”批判論等。在新世紀之交您又提出了傳播學將與經濟學和其他學科合流的預測，現在又聽說您對什麼是新經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並在研究新經濟帶來的生產方式革命和道德革命問題。以上這些論述都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有些還引起許多的爭鳴。人們普遍認為，新的發展趨勢是很難看清的，改革出新也是具有風險的。請問是什麼讓你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有那麼多的創新成果？

朱光烈：我想這與我的身世有關。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家境比較貧寒。父母雙親去世的早，生活十分艱難。從幼年開始，在我的生命裡一直有一種揮之不去得淡淡地悲情，我的性格比較軟弱，但是現在看起來，在軟弱的背后我還有一種獨立的個性。這種悲情使我總是向往社會的美好，但是社會給我的卻是不斷的打擊和磨難。我曾經被打成反革命，差一點一命嗚呼﹔度過那個特殊的時代之后，磨難還是不斷地發生。我在人際關系中十分愚鈍，還總是想標新立異，而且口無遮攔，有什麼想法就說出來，言不及義，往往使別人不快，許多磨難由此而來。我要說的是這些遭遇沒有使我走上反社會的道路，反而使我具有了一種伴隨終生的人文關懷。在我的研究中，這種人文關懷引導著我。可以看到，我的許多發現是關於美好的社會發展趨勢的發現，這裡有我的主體投射。還有好奇心，也在每時每刻地影響著我的研究。愛因斯坦十分強調好奇的，好奇心是最好的老師﹔而宗教哲學家赫舍爾則強調苦難的意義，正是苦難釀造了思想。對於我來說，苦難和磨難促使我總是想一些對於我來說力所不能及的重大社會問題，所謂宏大敘述。

我喜歡創新，辦刊寫文章，我從來很難盲從別人，並不是有意的，而是不由自主的。因此引發了很多挫折，有時還很嚴重，但是說也奇怪，打擊剛剛過去，話音還在耳邊響著，心裡還憋得不舒服，腦子裡又在轉悠著關於學術和辦刊的想法。


開出一片新天地

方德運：從1986年起您就開始主編《新聞廣播電視研究》，1991年開始以副主編的名義主編《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5年改名《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直到1997年。在這7年中，學報實現了歷史上的根本轉型，在境內外產生了強烈的廣泛的影響。請問其中關鍵的原因是什麼？

朱光烈：學報的成功可以用“開放”二字來概括。所謂的“開放”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個就是拓寬辦刊所涉及的領域，從單純的“機構內”的傳統廣播電視研究轉向了多學科研究，包括傳播學、社會學、接受美學、人類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綜合研究，我們把這些叫做現代文化研究﹔第二就是作者隊伍的開放，我們基本上打破了學報的發內稿為主的傳統做法，實行學院內外來稿並重的用稿策略。在這種策略下，我們在學院外吸引了了一批作者隊伍。先是吸收了一批朝氣蓬勃的、充滿思想活力的年輕的專家、學者，譬如李彬、黃旦、單波、周軍等，后來又有李慎之等一批著名的老學者加盟﹔第三是研究方法和文章體裁的開放，實行多元化。在研究方法和文章體裁方面，學報實行多元共生的策略，既脫離了傳統的“新華體”或“記者式論文”，也沒有完全倒向西方主流的學術規范，我們發了很多闡釋性文章，甚至於一些隨筆，追求靈活並且突出可讀性。

王永亮：在“開放”、“創新”思想的指導下，在您和您的同仁們的努力下，1994年學報調整了學術定位，由傳統的廣播電視學刊轉變為以廣播電視為中心的現代文化學術刊物，在今天看來具有開創意義。解放后，中國新聞與傳播的教學科研已經形成了不言自明的不成文法，那是很強大的。請問你們為什麼要實行突破？

朱光烈：這與我們對時代的感悟有直接關系。《現代傳播》是中國新聞與傳播學術刊物中的一員，傳統的新聞學術刊物以應用為主，致力於黨關於新聞與傳播的政策研究和基本上屬於操作層面上的業務研究，是新聞與傳播實務機構的一部分。這種研究是必要的，也應當是大量的。

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人類有兩種生存環境——自然的和文化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在現代社會裡人類越來越遠離自然環境，越來越依賴文化環境。而文化環境中又以傳媒文化對人的影響最深。而研究這些問題顯然不能在以應用為目的的“機構內”完成，它必須依靠“機構外”研究。這種機構外研究不追求立竿見影的實用目標，所關注的是人類的處境和未來，它是一定意義上的文化研究，目標是積累人類的學術和思想成果。正是這種認識促使我們沖破藩籬，走一條寬闊的文化研究發展之路。當然我們的這種改革也考慮到我們是高校學報，它的文化定位應當是精英文化，不能類同於新聞界業務指導刊物。

方德運：談到了高校學報。據說教育部文件裡規定，高校學報應以發內稿為主，那你們為什麼要發那麼多的外稿？
 
朱光烈：這裡有個認識問題，在我們看來學術活動發展史是一部不斷開放和不斷整合的歷史，發展到今天，學術活動已經高度社會化，學術刊物是最經常的、效率最高的、影響最大的社會化渠道，它不需要承擔學術活動全部過程的任務，隻負責選編、發表現成的優秀科研成果，輕裝上陣，連綿不斷，對最新科研成果反應迅速。根據這個基本看法，我們有個明確的認識，認為某些規定是不合適的，它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學報作者不分內外，一視同仁，是學術刊物社會位置、社會職責所決定的。

王永亮：你們的改革是不是有一個計劃和目標？這樣大力度的改革有沒有壓力？

朱光烈：我們當時的改革沒有別的任何刊物的經驗參考，我們誰也沒有接受過科研和編輯的訓練。我辦刊和寫文章可以套用這樣一句話：“跟著感覺走”。我極少讀國內的新聞傳播類書報刊，我主要讀的是人文社會科學類書刊，也讀自然哲學、科學史類的書刊，我的感覺大概是從這裡面來的。我們辦刊從來沒有一個計劃，規定一個目的，也沒有一年一度的選題計劃，有的是隨時的感覺和簡單的想法，更多的是一些向往。現在說起來還可以總結幾句說法，但是當時並沒有這麼清楚，這也可以算做“自然的功成”吧，如果學報改革也可以算做一個小小的“功成”的話。但是這些“感覺”偏偏“感覺”不到這樣改革可能引發的震蕩。實際情況是改革之初我們聽到的主要是贊成的聲音，后來批評的意見也漸漸地多了起來。

        
批評從我開始

方德運：聽說學報改革之后曾經遇到過激烈的批評，您能夠介紹一下人們對學報改革的批評情況嗎？

朱光烈：很多批評是積極的、有益的，但是有兩種批評是對改革的反彈的。一種批評認為改革后的學報是沒有實用價值，另一種批評認為改革后的學報的狀況是：“錯誤的辦刊宗旨，錯誤的輿論導向，有害的文化思潮，丑陋的行幫習氣”。

方德運：您如何評價這兩種批評？

朱光烈：我們的改革有一個大背景，這就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進展的背景，我們從“機構內”走向“機構外”，就是向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主流靠攏，那裡拒絕言必稱“有所用”的狹隘的應用主義，也不再把自己完全看成是官方意識形態，它的文化定位是精英的，批判的，這兩種批評顯然是從“機構內”應用的老眼光，甚至是“文革”式的老習慣看待學報改革的。我們所處的這個系統曾經是新聞傳播系統，在長期的新聞實踐中，新聞媒介的批評主要是政治批判和輿論監督，都很可怕，還有那文化大革命地后遺症，久而久之，使我們這個系統中的教學科研人員，一方面視批評為畏途，另一方面一批評起別人來就無限上綱，一棍子打死。

王永亮：一個人總願意聽好話，批評總是讓人聽起來不那麼舒服。而你在1995年的時候，專門寫了篇隨筆《批評，從我開始》，讓人感覺引狼入室、自討苦吃。當時怎麼有了那麼大的勇氣？ 

朱光烈：當然，我也是喜歡聽贊揚的話，聽到批評的話也會感到不舒服，但是，對於批評、爭鳴稿件，我是從學理上加以考據和處理的。百家爭鳴是黨的文藝方針，我們之所以歡迎百家爭鳴，不光是因為它是黨的方針，還是因為我們相信這樣一種觀念：認識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認識是一個全方位的觀照，必須從不同的側面、不同層次反復探索。在這個過程中，爭鳴和批評是常規的武器。

學術批評不是輿論力量，不完全做道德上的判斷，它是一種分析、歸納、檢驗、証偽、辯駁、爭論的過程，有些問題即使長期“商量培養”下去也難分清是非。

在我們看來，學術研究、學術刊物與編教材不同，它應當出新，而新的學術觀點往往是幼稚的，片面性難以避免，應當允許片面性的存在。一方面允許片面性，另一方面就必須提倡學術批評，兩者相輔相成，才可能推進學術的進展。就我個人講，我不怕別人批評，甚至我希望別人批評。你隻要看一下古今中外的學術界，批評比比皆是。許多大家、名家都在被批評。一個人寫文章如果別人鴉雀無聲，不是好事。反應強烈，有所批評才是正常的。

方德運：批評、批判一直是您學術研究和主編刊物的態度。自從學報刊登對電視劇《三國演義》的批評稿以及您的隨筆《批評，從我開始》后，學報也從此開始了它生命中的輝煌時期，針對某一話題的討論、爭鳴也是如火如荼，甚至火藥味十足。這時候社會也相應地傳出來不同的聲音，表揚的也有，批評的也有，甚至學院內部意見也不統一。我想請問您在發表那篇隨筆的時候想到這種后果了嗎？如何評價？

朱光烈：當時根本沒有想到會引起那樣的后果。隻是想新聞與傳播學術界應該展開學術批評，不能一味地去“設局做托”，為他人吹喇叭、抬轎子、奏凱歌。台灣學者杭之在《一葦集》裡說到：有一種學者沒有自己的觀點，一味地為別人說好話，隻圖在媒介上出頭露面，這不是真正的學者，而是“學術明星”。這個論述對我影響很大，當然還有一些另外的影響。

1995年學報刊登對電視劇《三國演義》的批評稿，給學報帶來了一場危機，但我們並沒有退縮。在那篇隨筆《批評，從我開始》之后，學報的批評、爭鳴的稿件迅速多了起來，還開辟了一個批評欄目和一個爭鳴欄目，專門從事批評和爭鳴。

方德運：朱先生，在您的學術著作裡提到的傳統媒介的“泡沫”論、“文化就是力量”論、“離散－整合”的現代社會發展總趨勢論，您還批評了“畫面為主”論以及“聲畫結合”論等。以上的這些觀點都引來了不同的爭鳴和批評，請問您是如何對待這些不同的意見？

朱光烈：在我簽發的關於我的文章的爭鳴稿件，更多的是對我的批評，這些批評稿件對我進一步研究極有好處，它們使我開拓了研究領域，深化了研究的深度。這些批評稿件有些是對我的“誤讀”，我也給予簽發。我發現“誤讀”是爭鳴中常見的現象，它也有價值。 


用生命去做學問

方德運：朱先生，您曾經談到作為一個新聞傳播者或者一個學者，應該是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破除“所知障”，才會煥發出巨大的創造力。請問什麼是文化素養，它與創造力有什麼樣的關系？

朱光烈：簡單而又機械地說，文化素養是由高尚的價值觀和辯証而又融通的思維方式構成的創造力基礎。作為一個人來說，要想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首先要有一個淵博而大致均衡的知識結構﹔其次在獲取各種各樣的知識之后，必須進入深入的消化過程，通過消化把隱藏在知識后面的價值觀念和辯証的思維方式吸收到自己的血液裡，儲存在自己的顯意識和潛意識裡﹔當然這種價值觀應該是高尚的、為人類獻身的，它是一種驅動力，它可以把一個人從事的事業與整個世界聯系起來，整合起來，因此這種價值觀又通向融通的思維方式，這也就是一些成大事業者往往要強調做人的緣由。

文化素養是一種很神秘的東西，其實是說不清楚的，這種神秘的東西我們平常稱它為悟性、靈感，這是一種在康德看來隻有上帝才具有的“知的直覺”，創造性與它分不開。文化素養是一個精靈，這是一種批判能力和統攝能力，它好比潤滑油，有了它知識和經驗的各種“硬件”才可能運轉起來﹔它又好比催化劑，有了它知識和經驗的各種“硬件”才可能發生“核聚變”，爆發出巨大的能量和創造出新的元素。它是后天努力學習的結果，更需要先天的基礎。

王永亮：朱先生，我在您主編的多期學報上發現，您曾經發表過一些宗教學的稿件，比如段德智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宗教學研究前景展望》（1997年1期）另外在您的文章中還經常看到“宗教精神”四個字，是不是因為像刊登這一類的文章有人就認為學報搞的是“玄學，沒有用”？您能能否解釋一下您對“宗教精神”是如何理解的？

朱光烈：這種批評可能與你說的有關系，但也不夠完全，可能更為主要的原因是學報從中心話題（意識形態）的研究轉向邊緣話題（多種學科的交叉）研究，由過去經驗性的微觀、具象的業務性研究轉向理論性、批判性的宏觀研究，從而讓某些人感覺不適應。

我的文章中使用“宗教精神”一詞是受愛因斯坦影響的，但是對這四個字理解有個發展過程，到現在也還不能說已經准確地理解了，或許我永遠也不能達到這一點。現在隻能說一下當下的理解和體驗。

據我了解，佛學的基本觀念是“一體不二”，就是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一個整體，分不出主體與客體、一與多、內與外、彼與此這樣一些不同的領域。在我的學術活動中，我與我主編的刊物，我與我的論文對象就是處在這種關系之中，這種關系在佛學裡又稱為“互即互入”，我對學報和我的文章有著主觀投射，於是，學報和我的文章也就具有了我的個性，我就是學報，學報就是我。我與我的研究對象也是這種關系。在學術研究中當然要尊重事實，論証嚴密，但是我們不可能嚴格地做到這一點。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以為它們可以純客觀地提供實証研究，這是不可能的，學術活動永遠擺脫不了主體精神的注入。

我辦刊物，我寫文章，就是我的生命投入、生命體驗和生命幻化。這是我與客體的“一體不二”的關系。我的研究方法也是這種趨向，這就是在我的研究中，客體也是“一體不二”的。我總是喜歡從宏觀層面上看問題，那怕是一個很小的問題，在我筆下我很樂於從宏觀層面上加以說明。綜合以上兩個方面，“一體不二”既是我的價值取向，又是我的思維方式。但是我不是宗教徒，不是和尚，我仍然是一個俗人，因此我不能完全實行“一體不二”的“宗教精神”。這是因為世俗學術發展到今天仍還是“二元論”，於是分析便成了一切學術研究的基本武器，分析是反“一體不二”的，就是把對象分成不同的要素，分別研究它的特性，然后再將它加以綜合起來，這是一個完整的學術研究過程，沒有分析就沒有整合。但是在深層思維裡，分析的時候我並沒有忘記整體，如果分析問題的時候沒有整體觀照就會流入機械論，下一步整合也整合不起來，分析是為了有效的整合，整合需要分析。深層的這種“並沒有忘記”，就是“一體不二”。在佛學看來，時間維度上的過去、現在、未來也是“一體不二”的，在日常生活中這是不可理解的。事物的發展是在時間維度上進行的，發展總會有先有后，即有“過去”，有“現在”，還有“未來”，但是如果分析不忘整合，整合不忘分析，也可以說是泯滅了“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也是一種“一體不二”狀態。

方德運：朱先生，您在《現代傳播》1996年第6期寫了一篇《主編札記?走向神聖》，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院長段德智教授讀后寫了一篇評論《中國學術未來輝煌的關鍵所在》，認為當代學者中國學者普遍缺乏神聖使命感，您的這篇主編札記指出了中國學術未來輝煌的關鍵所在。請問您為什麼這樣重視學者的神聖感，在學術活動中提出神聖感問題是不是脫離實際？

朱光烈：我的那篇主編札記是有感於湯一介和郭齊勇等教授為學報提供稿件時所表現出來的神聖感有感而發寫成的，在這篇札記裡，我以哈耶克為例，指出偉大學人追求知識賦予他的生命意義，把學術活動提升到生命層次。沒想到札記引發了段先生還有王霞的關注。段先生的評論對我的想法做了進一步闡釋，王霞對我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在我的印象中，王霞是站在禪宗觀念上反駁我的）。但是段德智和王霞都指出，學報不同於一般學術刊物，它有一種對人的關注，對生命本身的虔誠探索。以上講的這種“一體不二”的狀態，特別是主體與客體之間“一體不二”狀態，必然導致研究者的生命投入，研究過程的生命體驗和研究結果的生命幻化——它是生命之血潑洒出來的圖畫，生命之血澆灌出來的花朵。因此這種學術活動就不能不具有某種神聖感。我們每個人都有神性的一面，問題在於你是否能發掘出來。

方德運：朱先生，您是用生命去投入研究，去思考未來。涉獵的知識也很廣泛。我很關心的是中國傳播學未來的發展趨勢，您在這方面曾經做過一些探討和研究，您能結合新媒體互聯網的出現與普及談談傳播學未來的發展情況。

朱光烈：20世紀的科學和學術向著非線性、復雜化和有機化的方向發展。社會是一個有機的全息裝置，科學和學術的這種發展與社會的發展是同步的，社會各個領域之間的關系，全球化的發展都呈現出這種方向。后現代主義最有價值的觀念甚至中心觀念是邊界不清和多元共生，所反映的就是這種新的社會發展趨勢。信息社會的到來和電腦網絡的出現，正在推動著人類社會空前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發展，乃至人們的生活正在轉移到以網絡為通道的信息傳播軌道上來，這種信息傳播是非線性的、相互交叉的和瞬息萬變的，這是一種空前大規模的社會信息傳播活動，它必將推動傳播學向邊界不清和多元共生的方向進一步發展。傳播學將廣泛地與其他學科相整合，特別是與經濟學相整合。

傳播學與各個社會領域實踐相結合的應用研究當然不可忽視，它的重要性出自於社會各個領域都需要網絡傳播的參與，傳播學必須對於這種參與分門別類加以研究。在多數情況下，這種應用研究是細化研究，它是與宏觀整合研究不可分離的傳播學發展的兩極。沒有宏觀整合研究，細化應用研究將看不清方向和失去意義﹔沒有細化應用研究，宏觀整合研究將失去基礎，這是傳播學學術建設的離散-整合道路，它將從兩個方向深入到社會大轉型發展的實踐之中，也隻有從這兩個方向同時切入才能夠有效地深入其中。

方德運：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您批判了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的機械論性質，提出了“文化就是力量”口號，北京電影學院王志敏教授評價說您提出的是一個世界級的和20世紀時代性的問題，“文化就是力量”很有可能像“知識就是力量”一樣，成為一個劃時代的命題。您現在退休在家，年事已高。聽說您這兩年還在潛心研究新經濟等問題，請問您是靠什麼支撐力量讓你繼續前行？同時談談您研究的進展情況？

朱光烈：我將迄今為止的社會概括為“物質社會”，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企業管理的“以人為本”的現象出現，表明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正在爆發一次人類歷史上不同於以前的偉大革命，它是一種漸變式的，最實在的、不可逆轉的革命，它必將引發人類社會開始進入一個空前的大轉型，將導致“文化社會”的到來，我的“文化就是力量”口號是對這個社會大轉型的概括。在以往的“文化就是力量”的論述中層次還比較單薄，目前我正在撰寫一部專著（暫定名為《論文化社會》），對這個觀念進行多層面多視角的論述，並在這個基礎上探討未來社會發展的種種可能性。

方德運：這個課題太大，您不感到過於沉重力不從心嗎？

朱光烈：這種感覺很強烈。我的研究是從新經濟研究開始的，然后需要研究許多的領域，而且還必須跟上最新的發展。飛速的社會發展和知識增加，社會發展的混亂和詭秘，以及我的知識的嚴重不足和我的身體的虛弱，每天都使我感到巨大的壓力。許多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事情了，太累，又很可能成為一個泡末。我經常處在彷徨之中，我之所以沒有放棄我的研究，首先是因為我對於我的目標的感情，它是那樣可愛，它是具有那樣巨大的吸引力，我無法放棄它﹔二是在許多次彷徨之后，我仍然相信我有所發現，我的研究是有意義的。有人說我是堂吉訶德，我沒有堂吉訶德那樣偉大，但是在自不量力固執堅持方面有些像堂吉訶德。有的學者這樣鼓勵我說，做學問就是傻子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論，有一種學者就是傻子。


方德運 王永亮2003年2月23、24日訪談於朱光烈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