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1955年生，廣東佛岡人。北京廣播學院廣告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際廣告協會中國分會個人會員、中國廣告主協會專家委員會委員。 1972年高中畢業，在《廣州日報》編輯部擔任文字記者工作。1978年至1982年，就讀於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編採專業。1982年畢業分配到中央電視台專題部工作。1986年到日本自費留學，主攻傳播學、廣告學、媒介產業等，1989年4月畢業於日本一橋大學研究生院，獲社會學碩士學位。1990年底回國，在北京廣播學院任教。代表著作有《中國廣告活動實証分析》、《現代廣告戰略》、《中國廣告表現透視》、《廣告觀——一個廣告學者的視點》、《報紙廣告策略個案分析》等。1997年獲“優秀留學回國人員”光榮稱號，1998年經人事部批准為“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

黃升民：現在從負零開始

有一類人，他們似乎能比其他人更敏捷更正確地看出被隱藏和混淆的現實，他們更多地生活在自然的真實的世界中而非活在一堆人造的概念和別人對他的期望之中，他們對未來的預測的准確率似乎總是較常人更高。在廣告學界，黃升民顯然是同類專家中的翹楚，可就是這樣一個知名學者卻屢次地聲明自己是一個農民，做的是最基礎的事情。他的個人經歷在外人看來是不合情理的，他卻說，一切都是順其自然﹔他還說，現在從負零開始

  我們的許多“刻板成見”都在這次輕鬆的訪談中被消弭了，一些在我們眼中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原來是可以從另外的角度去看，我們深感，現在從負零開始，創業無窮期賦予人的力量——黃老師的過人之處也在此，就像他所說的，人應該有獨立人格和獨特思想。

“一家好報社，頂一所好大學”

劉晉鋒：您怎麼會在高中畢業后就直接到了《廣州日報》社擔任文字記者工作？

黃升民：因為1972年我高中畢業，正是中國比較動蕩的時候。1972年時候學校通知我們准備參加高考，因為有高考恢復的可能。但是后來又是反擊右傾，就取消了高考，當時報社需要人，學校就把我推薦過去。《廣州日報》的總編輯林裡是新聞界很有名的人，他有個思想：新聞系遠不如報社自己培養的學生，他寧願從高中培養，於是找了15個高中生直接上報社，這15個人是由一個軍代表從廣州各個學校裡找一些比較好的學生進行考試。我的班主任是廣州很有名的作家，他推薦我去與軍代表面談，軍代表要我把平常的作業拿過去給他看，看完之后他什麼話也沒說就走了，接著我們就去了報社。

我們當時去的15個人都是17、8歲，加上后來又去的總共有19人，去了之后也不是說要當記者，隻知道要到報社工作了，做的是最基層的工作。林裡的思想很有意思，第一個是用高中生，師傅親自帶徒弟培養﹔第二個他認為一個報社不存在高低之分，你必須對最基本的流程熟悉。我很認可林裡的這種思想。

所以我們進報社的門是從廚房的門進去的，要賣早點，做飯，還有的人是做排字工、鑄字工、電板工……三個月之后，轉到干校對、發行，我當了兩個月排字工。從廚房、排字、賣報紙之后是做算是辦公室工作的校對，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在每個部門都輪了一遍。半年之后，招來的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坐在一個房間的前面，后面都是各個部門的主任，宣布哪個人到哪個部門，這時我們才真正進入編輯部。我和六個人到了青少部，那時候《廣州日報》出了一張小報紙叫《青少年報》。到了報社工作就開始跟組長，跟老的記者，又在裡頭干通聯這些跑腿的工作，其實我覺得這種訓練是很傳統的，但是訓練也很嚴格。等到我們開始寫稿的時候，一開始寫得很短，都改得很厲害，我們叫做改得隻剩下標點符號。用什麼樣的稿紙，什麼樣的抬頭都很講規矩。有一次我寫急了，把稿紙倒過來寫了，寫后給組長，他一看就扔了，扔掉之后我隻有揀起來再改，所以那時候寫完之后經常要評稿。雖然是四人幫時代，但是要求還是滿嚴格的。報紙的採訪、評稿要求是最嚴格的，對於一個記者的訓練是很好的。在5年的過程裡，逐漸從採訪到寫小消息，逐步地到寫長消息，直至寫專欄，我后來就是寫專欄，這個特別鍛煉人，你需要不斷地補充新的知識，這時就會有你自己的自修，因為那時候正是文革時期，大學的學習很不正規，而且我們也沒有什麼學習進修的機會，主要是靠圖書館，在報社的五年看了很多的書。所以我認為一家好報社，頂一所好大學。

王永亮：那可否類推：說一家好的廣告公司頂得上一所好的大學廣告專業？

黃升民：這個可以這麼說：一個好的公司，一個好的機構，它真的能夠起到一個大學起不到的作用，因為工作是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有工資，物質上可以自給。另一個它是不斷補充你的知識，讓你可以提高。拿了錢你不會有提升，這樣的工作是不理想的，如果光是學習沒有錢也是不行的，若兩者結合起來比較好。我做過報社也做過電台，也做過電視，從業務提升來講，我認為最能鍛煉人的是報社。這裡面涉及到訓練的問題，應用性的東西單純從課堂上解決不了，但是光靠現場解決，可能要走很長的路，兩者結合起來最好，既有理論上的引導，然后自己在實踐上有檢討。

作為一個系，一個專業，你必須給這個系一個定位，如果它是學術性很強的基礎學科，比如哲學系、中文系那你就必須按照學術的規律去訓練。但是即使到現在，廣告研究也很淺，因為廣告的東西很難深起來，這是事實。廣告系、公關系都是應用性很強，那你就必須根據應用性很強的規律來安排這個課程。所以我們在廣告系，把實踐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人才的知識結構和應用部門是很有密切的聯系，我們也有調整，應用部門對市場、經營、媒體的管理都是馬上要應用的，我們就是從這個方向培養人才。經過很嚴格的學術訓練的人是做基礎理論研究的，但在廣告學界，大量需要的都是應用性的人才。那麼你的師資配備、科研題目、課題選擇就會往這個方向傾斜。　　

王永亮：1978年至1982年，您就讀於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採編專業。開始是在平面媒體，后來怎麼會選擇到一個側重廣播電視媒體的學校讀書？

黃升民：因為我在報社工作了五年，應該說做得也不錯，而且也寫小說和散文。但是到了1977年，特別是我們這代人是命運轉折的一年。以前是領導叫誰上大學誰就去，現在那時候上學的沖動不是很強。到了1977年恢復高考，可以自己選擇，大家都很踴躍。我那時候正好是22、3歲，報名之后隻有很短的時間復習，大概是一個多月。我當時做了五年的記者，很想到外地去採訪，但那時候報社條件很差，不允許我們跨省去採訪，上北京採訪更不可能。我當時隻是想去個遠的地方上大學，也不是我非得要做新聞。我開始報的是吉林大學，但別人說廣州人到吉林生活習慣會不適應，接著我又報了中山大學，朋友說你報中山大學沒意思，不像上大學。正好我哥在清華大學，他說那你在北京選一個吧。那時候人大還沒有招生，有一個合適的就是北廣。北廣是什麼，我當時也不知道，隻是看到北廣有個編採專業，我做了五年的記者編輯，應該是比較對路。1978年的2月底到北京，3月1號開學。選擇北京廣播學院其實十分偶然。

“要培養獨立人格和獨特思想”

劉晉鋒：1982年畢業分配到中央電視台專題部工作，1986年到日本自費留學。31歲的時候，做這種選擇是出於什麼考慮？

黃升民：和當時上大學是一樣，人不能在一個環境老待著。我1982年到台裡，先是在《電視周報》，到周報的原因是因為我上大學之前做過五年的報社記者。后來我又調到中央電視台專題部搞紀錄片，第一個節目就是《唐蕃古道》。我當時是編輯，負責文字採訪，王嫻是我們組長，還有張文達、丁廣師，都是現在社教中心的這批人。我在電視台專題部一干就是好幾年，做少數民族節目，主要是在青海、甘肅這一帶。干了三年，都基本上是野外生活，從西安出發一直到拉薩。但是當你不斷做重復性工作的時候，就會感到應該到大學充充電，但考國內研究生不如出國外讀書。那時出國潮流剛剛開始，南方的人比較多，我在南方的朋友有不少出國，北方也有一些。我當時主要是想換個環境，因為沒出過國，當然想去看看。很簡單，因為已經31歲，不很年輕了，而且也成家了，想出去了就去看看之后就回來，沒打算常呆。當時黃惠群當台長，她說你簽一個字，給你停薪留職一年。

到了日本，我也不清楚我去那讀什麼。當時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到英語國家，一種到日語國家，就報了兩個大學：一個是洛杉磯分校，另一個是日本大學藝術部，兩個大學都來了錄取通知書。大學的時候，因為別人都在學英語很棒，我的英語在我們班排的比較后，我就學日語，我們班沒人學，我就第一。到美國大學學習的話，我的英語還差一點，日語有點自信。我妹妹那時候在加拿大，她說你不要來美國，你英語不行，還是去日本吧。后來我就選擇了比那兩所學校更好的東京大學。

王永亮：去了日本，是怎樣選擇攻讀社會學碩士生的呢？

黃升民：我真正介入廣告行業的時候是在留學的時候。我是1986年去的日本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由於這所大學的氣氛我不是太喜歡，覺得老師對學生有點太冷漠了，或者是自己感到很難融合進去，而且東大的專業是強調純粹的理論，我希望應用比較強。最重要的是我在東京大學是自費，我一到日本就要開始打工。日本的國立大學非常難考，我后來報考的一橋大學是國立大學，住宿費非常便宜，而且它的商學很好。同去的留學生都不敢報考。揭榜那天，我很猶豫，因為來去的路費很貴，而且我也並不是很有信心。后來得知我考上了一橋大學，與我同住一個公寓的同學都認為我是在吹牛。很快，我就與東京大學脫離了關系轉到了一橋大學，這學校商業氣氛很濃。一橋大學那個地方很強調跨學科的東西，而且比較強調應用，也就是實証研究，我的指導老師山本武利很有名，現在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大教授，原來是商學院畢業的，同時也搞新聞學、廣告學、社會學方面的研究，他也比較強調實証研究，我跟著他在日本做過比較多的課題，比如消費者研究、企業的廣告經營問題的研究，還有媒介的研究，在那個時候也一直在做。我在那裡讀了兩年，拿下了碩士學位。

王永亮：你在日本這幾年最大的收獲是什麼？

黃升民：我的導師山本老師當時和電通的關系不錯。電通要研究一些消費者的廣告意識，把這些研究交給我的老師做課題，我幫老師來完成，幫他打下手。當時我是做計劃，做方案，接著去實施，很多實施是在中國實施的，也和中央電視台裡的人合作，也和人大、復旦還有其它大學合作。像美國、香港大學，真正的研究生生活就是這樣的，做一些實証研究，做一些個案分析，並不是我們現在想象的不斷上大課。我是在做的過程中，才算是真正比較系統地接觸廣告，我覺得自己在方法上自己學到了，從管理上也學會了。我從1972年就到報紙工作，對傳播、新聞等等，操作層面比較熟悉，理論方面也學過，但沒有太深的研究。在日本可以很系統地、完整地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在一橋大學還有一些好處，就是企業的資料比較豐富，數據特別詳盡。這一點對我后來做《IMI消費行為與生活形態年鑒》很有影響。另外，因為我自費留學的，到日本的第一天就開始打工了。從我高中畢業后在報社工作，然后到學校，然后到電視台，都算是體制內的人。每個月有工資，有福利，有洗衣粉，有手紙。但是到了日本，突然什麼都沒有了，真正成為了一個社會人，這時就必須非常獨立，但是也非常自主，這是最大的收獲。我覺得做學問也好，做事也好，獨立人格和獨特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個東西，很難做事情。

劉晉鋒：在您留學期間，日本學者在社會發展中，起怎樣的作用力？如何實現？至今有無改變？

黃升民：學者對於社會有很大的作用，我覺得這個話都是自己給自己說的。農民、工人也對社會有很大作用，畢竟學者代表知識分子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和社會相對有一定的距離，比較睿智、有自己的看法、比較冷靜。這對於社會是很重要的，有時候代表社會的良心、覺悟。日本的經濟條件比較成熟了，學術環境比較好，它可以更有一個環境生存。中國的學者早幾年還很忙於為生存奔波，到最近幾年，中國的知識分子參與性特別強，干預社會特別強，比起日本的學者好像作用更大。日本的學者對社會有一定的距離。在日本我跟了兩個老師：一個是山本武利，另一個叫佐藤毅。山本老師對商業、產業很熟悉，也會買點股票，對商業、廣告並不排斥。佐藤是山本的師兄，屬於社會批判的老師，他經常說山本是個庸俗經濟學的教師要我們保持批判的態度，我參加這兩個教授的研究課，跟著山本學會很多商業操作的東西，包括怎麼分析消費者，看廣告，看商業，當時的商人怎麼做買賣，怎麼掙錢。同時，也向佐藤毅學習批判這些庸俗經濟學的東西。

劉晉鋒：您回來之后為什麼沒有重回到中央電視台呢？

黃升民：我是在36歲的時候回國，也就是1990年底，過了四、五年。但當時正好是1989年，國內的形勢不是很清楚，就在老師的幫助下又呆了一段時間，然后就回來了。回來的時候有兩個考慮，一個是到北京廣播學院，一個是回到台裡，還是做記者、編輯，因為我是學廣告、產業和傳播，覺得自己學的很多東西和台的很多東西不是很合拍，當時台裡所有人都認為我肯定回台裡。但我想了想，還是學校好一點，學校比較自由，時間比較多，而且我所學的東西當時在台裡不怎麼用得上，所以我選擇了到北京廣播學院當老師。

                 “我一直都說自己是一個農民”

劉晉鋒：用GOOGLE搜索“黃升民”，顯示979項搜索結果，比其他廣告界知名學者的搜索結果要多，可見您在公眾心目中更多是作為廣告學方面的專家。您認同嗎？

黃升民：專家這個名號都是別人給你的。我一直都說自己是一個農民，就是說我在不斷地工作，不斷地挖掘，去培育這麼一群勞動者。廣告界實在是太匆忙，沒有人願意做冷僻的理論研究，也沒有這麼多人耐得住寂寞，而我隻做了一些屬於基礎性的東西。

其實我們剛開始主要是考慮生存問題，我們正在做廣告學院大事記，大事記應從哪兒算起，我們認為成立學院應該算一個。很重要的還有一個是在1992年的時候，寶潔公司請我們做派發，派發60萬份潘婷樣本。派一個掙1毛幾分，當時我們就動員兩個班的學生，有一個班跑掉了，最后我就動員我們班的學生：我們都已經接了這個任務了，如果我們派發不到戶，我們就拿不到錢，派發到了拿到錢就是我們自己的錢，反正我死你們也死，我們一起把它做完。當時學生很感動，於是開始干。這三、四十個學生，加上后來雇了一些其他大學的學生，轟轟烈烈把這事情做完了，做完拿到錢干什麼？他們有班費，就是到其他系“買課”，想過英語四、六級，當時的英語隻開兩個學年根本不夠，學生想強化學習，所以和外語系去簽約，請英語老師講課。當時學生還想上計算機的課，上統計分析的課然后搞市場調查，因為文科計算機隻有四十個課時不夠，那我們又簽了一門計算機的課。后來有廣告公司的老板感動了，送了一台286的電腦給我們，讓學生很激動。人民日報有位記者，當時對這件事很敏感，就寫了一篇稿子，叫《潘婷換電腦》，於1992年7、8月份的時候登在了《人民日報》，就講學生如何勤工儉學。這個事情對我們專業有很深的文化影響：好多事情你必須靠自己，靠一種創業精神。后來又不斷接受社會的課題。開始我們做廣告、企業活動，后來媒介來找我們，就開始做媒介。

王永亮：在媒介產業化的研究中，您是如何理解廣告和媒介經營研究的關系的？

黃升民：做媒介也不是一開始就做媒介產業化，當時我們做營銷做得很好，從營銷的角度，講媒介營銷等等。進入90年代后期，大的媒介比如中央電視台還是維持壟斷地位，但有的媒介開始感到了競爭的壓力，廣告和發行都減少了。當時我們研究廣告不好肯定和營銷有關系，就是沒關心讀者，內容編的不好所以廣告就不好了，我們用營銷的觀念解釋這些也挺有用。比如《中國體育報》委托我們做一個研究發展戰略方案，我們對它的內部環境、外部環境進行考察，對它的各個部門包括編輯部、發行和廣告之間各個部門之間的關系銜接做了一個系統的分析，然后提出我們的建議，這個發展研究方案做得很管用。接著廣東電台委托我們做研究，我們發現原來做的東西對廣州不適用，因為廣州已經非常開放，媒介的發育很成熟，競爭非常激烈，內部管理也非常嚴謹，完全採用聘用制，商業化操作非常好，廣州電台碰到的是市場空間的問題，我們研究有一段時間比較痛苦，研究進入瓶頸時期。這時我們覺得它的出路是解決市場空間和解決資本來源。因為廣告顯然不能支撐發展。我們當時列了三個可能性，第一，就是和不同地區的同類媒體合作，與佛山電台、珠海電台變成一個環珠江城市廣播網﹔第二，因為它的編輯部很強，能不能做雜志，能不能搞電視，能不能搞報紙，如果能就把優勢順延，叫跨媒體經營，同一地區不同媒體的經營。第三，當時有一些資本，願意進入電台支持他們，我說不同行業的資本能不能進入。這三個問題就是我國媒介管理上的壁壘，它事實上是說整個管理體制要變革，因此遭到大家很多的議論。在媒介發育成熟的環境裡，不是個別的媒體自身強化經營管理能解決問題，有一個行業的利益重新調整問題。這個調整過程就牽扯到各個行業，各個媒體之間的管理格局，管理的體制等等，這個調整我們就把它叫做媒介產業化。中國的媒介產業化是中國獨特的問題，因為國際上沒有媒介產業化，都是產業了還有什麼產業化。

 “媒介產業化”這個概念並不是一種“超前”，無中生有的“發明”，它其實是對於媒介經營實踐和媒介發展的一個理論回應。媒介產業化這個議題一提出來之后，有爭論有反駁，我們開始知道得不多，因為我那個時候對國內的傳播學不是很熟悉，他們在研究什麼我也隻是偶爾關心一下。當時我們參加他們的學術研討會都比較另類，因為他們談的東西和我的關心存在比較大的距離，所以我們就很少出席他們的會議。我們做事情其實很簡單，當你在做一個研究的時候，你是順著它的規律，你會不斷地去延伸去發展，順其自然地去做。如果事先規劃好了我先做哪個后做哪個，那是主觀主義。

劉晉鋒：中國現代廣告是從改革開放后20年才真正發展，廣告學已成為一門獨立發展的學科嗎？

黃升民：所謂學科建設，不排除有很多主觀主義的東西，什麼學科建設、重點學科、核心學科，這個設計太難了，人類的知識結構是復雜的，比人類基因還復雜，而現在基因圖譜還不是弄得很全，何況知識結構。所以這是相當復雜的問題。雖然我現在當了教授，也成了博導，我也跟著大家說學科重要，但實際上我也不明白到底哪個重要。我隻是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你自己所做的領域，你周圍的領域，發展到什麼程度了，關聯性如何了，哪些地方代表未來要做得更遠，你就往哪個方向發展。所以我們說我們的學科建設是依靠的我們的實踐過來的，我們做一些很基礎的東西。我們最驕傲的是《IMI消費行為與生活形態年鑒》，從1995年做到現在，現在很多大學搞MBA，搞營銷專業，但是沒有老老實實地去做這樣的市場數據庫,它們不願意做基礎的東西，隻做浮面上的東西，我說你們做市場的，做經營研究的做數據庫嗎？你不做，盡發表一些宏觀的東西，你怎麼有資格去說市場？我們做這個數據做了很多年，並把它不斷延伸，IMI消費形態的研究為教學和科研打下了一個非常深厚的基礎。第二個就是資料整理，別人都顧不上，不做或者做得很亂，我們就早點動手做，先做資料搜集，其實和做數據庫是一樣。

劉晉鋒：是《中國廣告猛進史二十年》嗎？

黃升民：那本書還沒出版，我們在做資料搜集，這個是很基礎的工作。我們用了相當大的力量來參與這件事情，走了廣東、上海、北京，採訪了大量的廣告界人士，收集了很多一線的材料。如果說學科建設，那為什麼不關注這些問題？作為學科，總得有基礎，所以我說我們是農民，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說的。作完基礎工作之后，你怎麼發表議論，形成體系，那是另一說。做媒介研究也是一樣。我們是從媒介發展、媒介經營診斷之后提出產業化概念，做了之后我們也沒有很好地去把它形成體系。1997年我去日本，我對幾個研究生說：我去東京了，你們把研究結果整合成一本書。他們不大樂意，說課題都做完了，該休息了。我說先別休息，整完之后我們就叫“產業化研究”，起碼會轟動中國好一下，他們都笑，覺得黃老師肯定在吹牛。當時這本書出來后叫《媒介經營產業化研究》。

劉晉鋒：當時就預見到了它會產生轟動？

黃升民：因為當時我們一提出這個概念，參加研討會，人家就老批評我們。我想記者我也做過了，學校我也念過了，所以他的知識有多少，學理有多少我也明白，所以我也不怕他們，決定回答他們。當時在東京做了一年的訪問學者，發現中國的媒體和國外的媒體市場是連動的，國外的媒體，國外的資本其實和中國的媒體市場有關聯，尤其在廣告這塊，影響整個媒體的管理和媒體的體制，所以我們著重研究了兩類媒介組織，一個是媒介購買公司，另外一個是媒介企業集團，就是現在說的迪斯尼集團、新聞集團，然后我們又開始研究媒介和資本，媒介和國際化的問題，在1997年、1998年，我們就出了第二本書叫《國際化背景下的中國媒介產業化透視》。接下來，研究媒介規模化的問題肯定和集團化有關系，因為那個時候涉及到既然競爭的壓力非常大，國際市場是連動的，媒介的出路很重要的，大家都會說我們要做大，要做強，要解決組織上零亂、分散的狀態，要集中我們的資源優勢，我們認認真真做了很多地方的調查，出了第三本書，叫《中國廣電媒介集團化研究》。這本書的核心問題是國內媒介在產業化的進程中，與國際資本，國際的媒介組織將如何實現交融、完成對市場的整合。但是到底用什麼方式實現集團化，集團化有沒有必要，突破口在哪裡，用什麼做集團，是用行政還是用產業的思想去做，我覺得集團化的所謂做大做強，最后還得有新技術、新的武裝手段，而數字電視就是未來的走向，於是我們又推出了《數字電視產業經營與商業模式》、《數字技術與中國廣電媒體》，我們的書賣得挺好的。所以我們想起江主席的一句話，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指引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我們做科研就是要以嶄新的知識武裝人，嶄新的理論引導人，嶄新的成果鼓舞人。所以要不斷地跟著實踐走，現在除了數字電視我們還在做諸如“中國電視劇市場研究”、“中國廣告生態環境研究”、“中國企業廣告投放研究”等等。很多的研究都是非常基礎的東西。我是這樣認為的，既然要研究市場，研究產業，那麼，就有必要在研究的起點回答一些非常基礎的問題。例如市場有多大？如何構成？交易規則如何？供給和需求是什麼關系等等。

王永亮：媒介產業化屬於體制改革的范疇，學者在體制改革中的職責是什麼？

黃升民：在研究的開始我是刻意回避過多地牽扯體制改革問題，體制改革不是我們的研究強項，應當是政治學、經濟學去說的話題，廣告學一般是在應用性很強的邊緣位置，但是，研究廣告總得熟悉媒介，這就成了我們接觸媒介、研究媒介的起點。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有關媒介體制方面的問題也就越來越多地觸及到，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對於整個媒介的這些年發展，我不能說是陌生的，因為我在四人幫時代做過五年記者，對報社很熟悉，到了鄧小平時代，我在大學進行正規的新聞訓練，后來又是電視電台。我也知道媒介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在1981年左右我們開了一個班上的學術研討會，當時我寫了一篇論文叫《新聞應對將來挑戰》，當時就提出黨報全部壟斷不行，必須有商業報紙。那時候的系主任聽了非常不高興地拂袖而去，認為是思想不對頭。我們是77屆的學生，思想很活躍，有很多問題都喜歡探索，而且不太在意別人怎麼看。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探索，不斷地提問，又不斷地回答，這就是所謂學者職責。媒介體制改革是非常復雜的事情，我們在媒介研究的初期隻是界定在廣告經營的范圍，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觸及到許多屬於體制方面的問題，那我們就順其自然往下走。

劉晉鋒：您身兼多職，既是老師、學者 ，又是廣告學院的院長，而且擔當著廣告公司或企業，以及媒體的顧問。作為一位擁有很多社會頭銜和職務的知名學者，您自認最主要的角色是什麼？最大的困難在哪裡？

黃升民：最本質的還是當老師、當學者。因為從日本回來，我沒有選擇去公司，我拋棄了做商人的機會﹔我也沒有回電視台，我覺得我學的知識回電視台用不上，電視台的發展有些是技術層面我跟不上，另外我想的東西它也跟不上我，所以我還是選擇了大學，一個是時間比較自由，另外自己學的東西用得上，但是你就得犧牲掉你的物質利益。最終還是選擇了教書和學術，作為學者或教師，沒有人規定你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有很大的自由空間。1991年我回到廣播學院和我離開廣播學院差不多，那時候是學校最蕭條的時候，老師也走了不少，學校的教學條件非常糟糕，廣告專業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當時我們考慮的第一個問題是生存問題。因為你作為一個負責人，你看底下的老師那麼窮，別的地方一出高工資他們就想跑，其實這種心情很難受的。學生渴望得到知識，但你連一台電腦都沒有，所以那時候我們從1991年就感到生存的危險，當時我的助手都走了，其他人也陸續地准備走，整天要考慮下學期由誰來開課。環境逼著你考慮要掙錢，做原始的積累，做一些人家能接受，自己又能做的事情。你現在可以說要用做學問用知識去掙錢，但在當時就是賣體力做低級勞動。過了生存關頭就好了，可以從從容容談學問，做課題，像一個學者了。學者的任務是什麼？是軟性的，學者的任務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有問題我們都會批評。

劉晉鋒  王永亮2003年4月30日談於北京廣播學院廣告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