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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訶德》何以成為世界最佳?
尹承東 
  2003年11月06日17:11 【字號 】【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諾貝爾文學院等機構評選《堂吉訶德》為世界最佳小說。本報特約尹承東先生撰文,分析它廣受青睞的原因,介紹中國翻譯家和出版界數十年來對《堂吉訶德》譯介的樂此不疲,並特別推介孫家孟先生嘔心瀝血,新譯精出的這版《堂吉訶德》。 

  不久前,在諾貝爾文學院和瑞典圖書俱樂部聯合舉辦的一次民意測驗中,來自54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位作家推選《堂吉訶德》為人類史上最優秀的虛構作品。根據5月7日公布的民意測驗結果,塞萬提斯17世紀撰寫的這部作品,輕而易舉地榮登榜首,得票率高達50%以上,把《追憶逝水年華》的作者、得票率第二的普魯斯特遠遠甩在后面,同時也使其他文學大師們的鴻篇巨制黯然失色,包括荷馬的經典著作和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納以及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於同一天在諾貝爾文學院為瑞典文《堂吉訶德》新譯本舉行的發行儀式上,為譯本作序的尼日利亞著名作家奧克斯頗動感情地說:“人生在世,如果有什麼必讀的作品,那就是《堂吉訶德》。它不僅故事講述得神奇精彩,語言也十分淳朴。”而積極參加民意測驗的著名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更認為塞萬提斯是“拉美文學之父”。 

  這裡提出了一個問題:《堂吉訶德》何以受到這些文學巨匠們的青睞成為世界最佳作品呢? 

  中國學者的分析

  我將這個問題通過電話提給了三位西班牙文著名學者:兩個《堂吉訶德》譯者: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董燕生教授和南京大學的孫家孟教授﹔一位西班牙文翻譯家和評論家:北京大學的趙德明教授。他們都對我不吝賜教,坦誠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董燕生教授:《堂吉訶德》之所以成為世界之最,是因為它提出了一個人生中永遠解決不了的難題: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就這麼一句話。 

  趙德明教授:我看原因有三:第一,人類從精神層面上總有一對矛盾:理想和現實。這是第一位的。《堂吉訶德》利用文學形式將這對矛盾揭示得深刻而生動,可說淋漓盡致,使得每代人都感受到果真如此,予以認同。第二,從藝術角度講,塞萬提斯通過《堂吉訶德》的創作奠定了世界現代小說的基礎,就是說,現代小說的一些寫作手法,如真實與想象、嚴肅與幽默、准確與夸張、故事中套故事,甚至作者走進小說對小說指指點點,在《堂吉訶德》中都出現了。第三,塞萬提斯早在17世紀就寫出了《堂吉訶德》,可說他是現代小說第一人,正因為他是第一人,所以他的《堂吉訶德》對西班牙文學、歐洲文學,乃至整個世界文學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孫家孟教授:一部經典著作,永遠給人以不同的感受,給人以新的啟迪。不同時代的人,不同生活經歷的人,不同人生理想目標的人,都會有著不同的理解。所以,這樣的作品,不僅當時會被譯成多種文字,而且隨著時代的演進,不斷會有新的譯文出現,這就是作品的生命力所在。而《堂吉訶德》正是這樣一部作品。 

  塞萬提斯寫《堂吉訶德》時,為的是反對胡編亂造、情節離奇的騎士小說及其在人們中造成的惡劣影響。本打算寫成幾個短篇故事,后來寫著寫著,他把自己的生活經歷和人生理想都寫進去了,思想內容越來越豐富,人物形象越來越現實,直至描繪了西班牙社會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成為我們了解和研究西班牙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風俗習慣的一部百科全書。 

  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中一方面針砭時弊,揭露批判社會的丑惡現象,一方面贊揚除暴安良、懲惡揚善、扶貧濟弱等優良品德,歌頌了黃金世紀式的社會理想目標。所有這些,都是人類共同的感情,它可以穿越時空,對每個時代,每個民族,都具有現實感。相隔四個世紀之后,仍感動著每一個讀者。因而,這部作品被世界54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名作家推選為最優秀的經典文學名著第一名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看,三位教授的分析結合在一起,也就是完整的解答了。 

  不錯,正是由於《堂吉訶德》這種無與倫比的文學價值和久遠不衰的廣泛影響,所以,在我國,跟其他一些國家一樣,《堂吉訶德》的新譯本總是不斷出現。在孫家孟教授藝術珍藏本問世之前,西安外語學院教授唐民權先生於2000年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堂吉訶德》譯本﹔在孫家孟教授的譯本問世后不到一個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著名西班牙文翻譯家張廣森先生(又是一個大手筆!)的譯本。就是說,到目前為止,《堂吉訶德》的中文譯本已逾二十種之多了。而且,最近筆者又得到確鑿的消息,有的出版社又在醞釀再譯《堂吉訶德》了。真可謂說不完道不盡的堂吉訶德,譯不完的《堂吉訶德》,一座永遠挖不完、採不盡的文學富金礦。 

  譯不完的《堂吉訶德》 

  提起堂吉訶德,大概連我國的小學生都會認識那位瘦骨嶙峋像根高梁杆兒似的游俠騎士,那位奇想聯翩的紳士,因為他那滑稽可笑的身影在電視、電影、戲劇、芭蕾舞等諸多藝術領域中處處可見。至於我國《堂吉訶德》的讀者,似應該是以億計了。在中國如此,在西方,鑒於地域和文字的關系,就更是如此了。根據上世紀90年代中期來自世界各國不完全的統計,《堂吉訶德》已用70種文字出版了兩千多個版本。像英國倫敦的大不列顛博物館的圖書館,一家就收藏有兩百個版本,除了西班牙文版本之外,還有另外27種語言的版本。就中國而論,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出版《塞萬提斯全集》之際曾有一個統計:從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林紓、陳家麟合譯的兩卷本《魔俠傳》算起,至1997年,共出版了18個不同的版本。除《魔俠傳》外,還有:《吉訶德先生傳》(傅東華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吉訶德先生傳》(傅東華譯商務印書館,1950)、《吉訶德先生傳》(伍實譯作家出版社,1954)、《吉訶德先生傳》(沙克萊改寫本)(劉雲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吉訶德先生傳》(沙克萊改寫本)(常楓譯香港僑益書局,1959)、《唐·吉訶德》(第一、二部)(傅東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1962)、《堂吉訶德》(上下冊)(楊絳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堂吉訶德》(冰晶編譯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1981)、《堂吉訶德》(薩克雷縮寫本)(羅其精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堂吉訶德先生的冒險故事》(薩克雷改寫本)(陳伯吹譯上海少兒出版社,1981)、《堂吉訶德》(墨西哥納瓦羅改寫本)(張世春、殷國義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堂吉訶德》(縮寫本)(徐少軍縮寫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唐吉訶德》(陳建凱、郭先林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堂吉訶德》(董燕生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堂吉訶德》(屠孟超譯譯林出版社,1995)、《唐吉訶德》(劉京勝譯漓江出版社,1995)、《堂吉訶德》(少年版)(楊絳譯劉強縮改明天出版社,1996)。199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塞萬提斯全集》則選用了楊絳女士的譯本。上述譯本,在楊絳女士1978年的版本問世之前,該都是由英文版本轉譯來的,所以在傳達原意上,不管譯者的外文水平有多高,不管他們的中文表達能力有多強,自然和西班牙文原文都是有距離的。就是說,從楊絳女士開始,中國才開始真正從原文版翻譯《堂吉訶德》這部世界名著了。 

  從上述材料不難看出,1995年是《堂吉訶德》翻譯大豐收的一年,在短短的十個月的時間裡,居然連續出版了四個譯本,可謂是《堂吉訶德》翻譯之花爭奇斗妍的一年。而這四個版本,自然是各具特色,相得益彰。不過,說實在話,我最感興趣的還是我的老師、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生導師、我國西班牙語教科書編寫者之一、西語界公認的西班牙語專家董燕生教授的譯本。董教授贈送給我了他的譯本,我也便認真地閱讀了老師的譯本,實在受益匪淺。第二年,我和董教授又一同去韓國出席亞洲西班牙語言文化學者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並且同住一室,有幸親自向他討教《堂吉訶德》翻譯的學問。董教授是個爽快無私的人,對學生向來誨人不倦,幾個夜晚的聊天,把他自己兩載嘔心瀝血翻譯《堂吉訶德》的艱辛和奧妙之處,或曰他的匠心獨運之處,兜底兒掏給了我,以致當時我在經過慎重思考(這種思考包括回憶閱讀一些其他中譯本的印象)之后,臨時決定在我的題為《西班牙文學在中國》的論文談到《堂吉訶德》在中國的翻譯概況時又加進了兩句話:“董教授的譯本不能說是十全十美的,但上下左右全面衡量起來,我認為至今是最好的中文譯本,至少是最忠實的譯本。”后來又讀到董教授寫的關於翻譯《堂吉訶德》的長篇文章,聽到西語界同行們的反應,我就更相信了自己判斷的客觀與公允,因此后來我一直非常推崇這個譯本。當然,勿需說,我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我讀孫譯《堂吉訶德》 


  不過,有一件事我卻是估計錯了:我認為董教授的譯本出現之后,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會再出現新譯本了。因為照我的觀點,好的文學作品,尤其是經典著作,多出幾個譯本是無可非議的,但起碼的標准是“后譯”必須超出“前譯”,也就是貴在“超越”,或者自己有別人所不具有的顯著特色。據我的了解,在我國西班牙語界,面對董燕生教授的譯文,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 

  然而我國的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畢竟是一支人才輩出的隊伍。2001年5月末,我突然接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老朋友隋麗君女士的電話,告之南京大學的孫家孟教授退休后筆耕不輟,歷時五載,抱病譯出了《堂吉訶德》,譯完后心臟病突發,感人至深,希望我能為他的這個新譯本寫一篇序。這個大出意料的電話一時讓我愣住了,繼而是激動萬分,百感交集。孫教授重譯了《堂吉訶德》?讓我這個學生輩的人為其寫序?但我還是馬上答應了隋女士:“好吧,我來試試看。” 

  我之所以不揣淺陋,貿然答應寫這個序,首先是出於對孫教授的尊敬。孫家孟教授不僅畢生從事外語教學工作,西班牙語造詣甚高,為我國培養了大批西語人才,可謂桃李滿天下,而且是著名翻譯家,尤其是被譽為拉丁美洲結構現實主義大師巴爾加斯·略薩作品的翻譯專家﹔他翻譯的拉美“文學爆炸”主將之一、阿根廷著名作家胡利奧·科塔薩爾“天書”式的作品《跳房子》,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如今他在年過六旬、身體欠佳的情況下,又反過頭來啃硬骨頭,把文字古老艱深,且已有那麼多譯本的《堂吉訶德》重譯一遍,其勇氣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可想而知了。我答應寫這個序的第二個原因,是相信孫教授這位治學嚴謹的大手筆譯出的東西,必然是有特殊價值的好譯本,是他對外國文學翻譯的新貢獻。他決不會滿足於一個譯筆平平的譯本,更不會粗制濫造。我雖然不敢妄評這個譯本跟董燕生教授的譯本孰優孰劣,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譯本同樣是高水平的,而且會各領風騷,各有千秋。 

  由於出版時間的緊迫,只是粗讀了一下孫教授的譯文,但僅僅這一粗讀,我便覺得果然不出所料,這個譯本給人以全新的感受,譯文之優美順暢且不必說,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些別的譯本所缺乏的獨到之處,或曰別的譯本由於種種原因留下的缺憾他做了完美的補充。最突出的特色有兩點: 

  首先,是它的“全”。與已出版的各中文版本相比較,這一譯本最為完整。具體地說,它增添了如下新內容:1)原版書中塞萬提斯自己寫了11首贊美《堂吉訶德》的詩,都比較艱深,其中有三四首尤為難譯。所謂難譯,就是每句話都缺尾巴,少一個音節,是為“無尾詩”。這也許就是過去的諸中文版本之所以舍棄的原因吧。此次孫教授將11首詩全部譯出置於正文之前,而且譯筆相當精美﹔2)上下兩卷都補譯了國王的出版特許、御前會議為本書的定價公文及本書勘誤之証明,這對我們了解四百年前的西班牙世風國情和世界出版史,無疑有裨益﹔3)下卷補譯了幾位審查官對本書的意見,實則是在當時情況下他們對本書的評價。孫家孟教授以權威專家的眼光充分看到了以上內容的價值,做了這些不同凡響的拾遺補缺工作,無疑將有助於廣大中國讀者對《堂吉訶德》這一偉大文學名著的理解和研究,而絕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多余之舉。首先,《堂吉訶德》的1605年第一版中把“本書定價”、“關於勘誤的証明”和“國王特許”三個文件放在書名頁(不是封面)之后,而不是作為附件放在書名頁之前和全書之后,足見作者非常重視這些文件,將其視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今天譯出來,可以使我們對作品的全貌有所了解,更可使我們了解當時的出版手續、如何保護知識產權等情況。至於那11首贊美詩,更是塞萬提斯本人的作品。當時的西班牙有一種風氣,凡是出版一部作品,作者都要請名人代撰一些贊美詩,以提高作品的身價。連大詩人、大劇作家洛佩·德·維加都未能免俗。而塞萬提斯是反對這種風氣的,故此,他自己以戲謔的手法為自己的作品寫了這些贊美詩。這一點,他在序言中都有所表述,並且把這些贊美詩放在序言之后,由此更可看出它們是《堂吉訶德》這部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完整地譯出來,從而將進一步加深我們對西班牙悠久文化的認識。 

  譯本的第二個特色是它的“原汁原味”。孫教授的西語功力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再加上他慣有的一絲不苟的譯風,這就使得他的譯文不僅准確到位,而且幽默詼諧,完美地展現了原著的語言風格和神採以及藝術魅力。最生動的例子是主人公堂吉訶德所使用的語言——他在同桑喬·潘薩和一般老百姓講話時,用的是當時的通俗語言,或曰大白話﹔而跟有身份的人或者涉及騎士道精神的時候,則用夾雜著古老語言的半文半白的話語。這使得堂吉訶德的形象極為鮮明而逼真,性格栩栩如生,躍然紙上,讀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令人拍案叫絕。例如,堂吉訶德在與人論及文武兩行之貧富時說道: 

  在下方才論及書生之貧窮及所受之苦,然士兵是否富有呢?我等已知,士兵乃貧者中之赤貧者,所依度日之餉銀,或拖欠,或克扣,無奈之下,隻得去搶劫。然此舉既有生命之虞,亦遭良心之譴責。士兵衣不蔽體,一件滿是破洞之上衣,既當襯衣,又做禮服。度隆冬於野地,哈熱氣以御寒,然腹中空空,呼出之氣非但不熱,反而變成冷氣,對此在下深有體會。盼到黑夜來臨,則可稍解白日所受之苦——一張大床在等著他,床寬無限,可任意翻滾,而不必擔心揉皺床單。如此大床,倘嫌太窄,就怪不得別人了。受苦受難,所謂熬出了頭,也隻因戰事已起﹔且不說折臂斷腿,頭部中彈,連用來包扎傷口的舊紗布,均可被視為獎賞其軍功之軍銜…… 

                      ——引自上卷第三十八章 

  閱讀這樣的文字,實在是一種優美的藝術的享受,盡管《堂吉訶德》的中譯本已有多種,但孫教授的藝術珍藏本可謂真正的“全譯本”,是一個具有審美價值、史料價值、研究價值和收藏價值的珍貴版本,具有一種無可替代的出版價值。 

  除此之外,從圖書編纂的角度來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這個譯本,更有絢麗多彩、璀璨奪目的特色。這就是往昔的中文版本多無插圖,更談不上繪畫大師的插圖,而這次不僅有了插圖,而且數量可觀。2000年西班牙駐中國大使館在中國美術展覽館舉辦了該國世界馳名繪畫大師薩爾瓦多·達利的畫展,引起巨大轟動,其中38幅為《堂吉訶德》繪制的精美插圖,也就第一次與普通中國人見了面。為了讓讀者在閱讀中欣賞大師的這些杰作,感受圖文並茂的文學經典,多角度、多層次地品味西班牙文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在西班牙駐華使館文化處的幫助下,取得了達利基金會的授權,將這些插圖全部收入了孫教授的譯本,可謂錦上添花,珠聯璧合,為譯本大為增色。這裡我不妨引用西班牙加拉-薩爾瓦多·達利基金會的一段話:“西班牙不朽文豪塞萬提斯講述了‘奇想聯翩的紳士堂吉訶德·德·拉曼恰’豐富多彩的游歷冒險及種種不幸遭遇的故事,使這部大作很可能成為在任何時代都被最廣泛閱讀的書籍……達利作為繪畫大師,他憑著嫻熟的技藝、精心的繪制、敏銳的感覺和縱橫的才氣,使這些插圖引人入勝,具有獨一無二的藝術價值。”的確,這種名著與名畫的完美融合,在我國世界古典名著的出版史上獨開先河,也為中西兩國的文化交流留下了佳話。 

  孫譯廣受各界看重 

  孫教授的譯本在中國引起廣泛重視,得到了高度評價。我國資深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和學界泰斗季羨林先生都為這個譯本題了詞。楊憲益先生說:“……集名著、名畫、名譯於一書,為我國與西班牙文化交流史增加了新的光彩一頁……”季羨林先生說:“……新譯《堂吉訶德》,我看至少可以說是有二絕二美:西班牙世界大文豪塞萬提斯之杰作,此一絕也﹔20世紀世界畫壇巨匠達利精美插圖,此二絕也。孫家孟教授之譯文,此一美也﹔美妙裝幀和印制,此二美也。二絕二美並,本書出。”二位大師將孫家孟教授的譯本精髓之所在概括得妙不可言。 

  自然,西班牙方面也給予了這個版本特別的關注:西班牙教育文化體育部提供了經濟贊助﹔有關人士評價它為中文版西班牙圖書中最為出色的版本,並將其送西班牙塞萬提斯博物館收藏﹔出版社將此書通過我駐西班牙大使湯永貴先生贈送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后,王室總管還親自回了信。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今年5月22日,西班牙駐華大使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聯合舉辦了隆重的《堂吉訶德》中文藝術珍藏本出版發行儀式。西班牙駐華大使歐亨尼奧·布雷戈拉特、陳昊蘇會長、陳昌本副部長、柳斌杰副署長,以及著名學者季羨林、著名作家王蒙、張潔,本書譯者孫家孟教授和一批西班牙文界知名人士參加了此項活動,陣勢蔚為大觀,足見這個譯本受到重視之程度。 

  (作者為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西班牙、葡萄牙、拉美文學研究會副會長。)

    稿件來源: 中華讀書報
 

(責任編輯: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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