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在錢鍾書先生和他們的獨生女兒錢媛相繼去世后，以九十多歲的高齡，寫出了家庭回憶錄《我們仨》。我迫不及待地等著拜讀，不僅因為錢先生是我從青年時代就景仰的大師，而且我還幸運地與錢先生有兩面之緣，又通過幾次信。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這一生，如果有這麼兩次與敬仰的智者談話，所願已足！”

　　“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誠心”

　　八十年代初，我在上大學期間開始接觸錢鍾書先生的著作，先是《圍城》，再是《管錐編》，對先生的博學睿智佩服得五體投地。1990年，我在舊書店淘到一本徐燕謀先生在四十年代末編寫的英文散文選讀，書前有錢先生的一篇英文序言。我知道，錢先生和徐先生是幾十年的老朋友，徐先生的舊體詩集也是錢先生作的序。當時我正在編《文匯讀書周報》，就央求徐先生的學生陸谷孫先生翻譯這篇文章。陸先生一口答應，但要我先征求錢先生同意。我冒昧寫了一封信到社科院文學所轉錢先生。過了幾天，收到錢先生的回信，信中說：“我少年所作小文，均不值保存，自己亦早忘懷。承寄示一篇，不過其中末例。似不必勞谷孫先生大筆?譯，所謂‘割雞焉用牛刀’。貴刊並無‘稿荒’之患，何至出此填空補白之下策！？”

　　第二年下半年，我約請上海師范大學的林子清先生寫了一篇回憶錢先生在暨南大學時期的文章。為了慎重起見，我把校樣寄了一份給錢先生，請他定奪。錢先生在回信中說：“子清同志此文實可不寫。盛情可感，而紀事多不確實，或出記憶之誤，或出傳聞之誤。遵命刪改一下，請子清同志過眼，並請他原諒。回憶是最靠不住的，我所謂‘創造性的回憶’。子清同志是忠厚老實人，對於暨南同事中的‘人際關系’實況，不甚看透，故把詹、李、方的話也刪掉了。”

　　所謂“詹、李、方”，指的是文中提到的當年暨南大學的教師詹文滸、李健吾和方光燾。錢先生在校樣這一段的旁邊批道：“都似可刪。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誠心，徒扯篇幅。”錢先生不僅把林先生的文章刪去五分之一，還在很多段落旁作了批注，如林先生說有一次他看到錢先生在讀《胡適文存》，讀得哈哈大笑。錢先生刪去這段話，在旁邊寫道：“恐無此事，《胡適文存》我在中學時閱過，到六年前才查一句引文。”后來我把錢先生改定的校樣給林先生看，林先生扯著大嗓門說：“我可以對天發誓，錢先生那時看的肯定是《胡適文存》！”盡管如此，我還是尊重錢先生的意見，把那段刪了

　　“天才也不如28歲”

　　錢先生有一次在電話中對一位求見的英國女士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但是下過《管錐編》這樣一隻金蛋的“母雞”，誰又能不想見呢？

　　終於讓我逮著一個好機會。1991年秋天，陸谷孫先生主編的《英漢大詞典》出版了上卷，因為書名是錢先生題寫的，所以我就自告奮勇向陸先生提出，給錢先生送樣書。憑詞典這塊“叩門磚”總可以叩開三裡河南沙溝的錢家大門了吧。

　　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錢先生答應召見。約定時間，我捧著詞典來到錢先生家。出乎我意料的是，錢先生不僅沒讓我難堪，還特別熱情把我拉到沙發上坐下，問我多大。我說28歲。錢先生馬上說：“奧斯卡·王爾德說過，天才也不如28歲。”我后來查了不少王爾德的書，也沒找到這句話。但我當時就覺得錢先生讀書多，學問好得不經意間就會溢出來。

　　錢先生捧著《英漢大詞典》，夸陸谷孫先生了不起，可以和薩繆爾·約翰遜媲美。有一篇文章提到錢先生曾把約翰遜的那本詞典翻爛了，他說：“我怎麼看得到那本詞典？不過，約翰遜的詞典編寫得很有趣，如‘枯燥’這個詞的例句就是：編詞典是件枯燥的事情。”

　　那一年，錢先生已過了八十，但精神矍鑠，毫無老態。記得我們談話時，有郵遞員送挂號信上門，錢先生忙著找印章，奔進奔出，異常靈活，根本看不出是個八十歲的老人。那天我帶了《圍城》等幾本書請錢先生簽名，錢先生一一題詞簽名蓋章，又送了我一本《人·獸·鬼》和《寫在人生邊上》的合集，但聲明這本書他並沒有同意再版。

　　“索稿校稿，大似美婦人不自己生男育女”

　　從北京回上海后，我恭恭敬敬地用毛筆給錢先生寫了一封信，寄了幾張我給他們拍的照片，也提出邀請他們為“讀書周報”寫稿。沒幾天就收到錢先生的回信，夸了我兩句后說：“具有如此文才，卻不自己寫作，而為人作嫁，隻忙於編輯，索稿校稿，大似美婦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當接生婆（舊日所謂‘穩婆’）。但是我們已無生育能力，孤負你的本領，奈何奈何！”

　　因為那次去北京時帶不了太多的書，我又給錢先生寄了幾張紙，請他簽名后貼在他的其他幾本著作上。錢先生簽名后馬上寄還，用毛筆附了一封信，說“右拇仍倔強，如老殘游記所謂夾生魚翅也”。

　　沒多久，我看到報載北京某作家准備寫錢鍾書傳，據說得到錢先生本人首肯。我對這位文化人印象不佳，就寫信給錢先生直言我的看法。錢先生回信說：“此事並非我‘首肯’，隻仿佛文革時挨斗被迫‘低頭！’。他向楊絳軟磨，通過內線，又來軟磨我。湖南土諺：‘烈女怕纏夫’，我勉強消極地由他去干（與積極地支持或許可還有區別——天主教Casuistry最講究這一點）。反正有另外兩位好事者已寫成我的傳，其中一位還請我在南京的堂弟鍾韓審看修改過后，送南京文藝出版社（向我要照片，我才知道，嚴詞拒禁，不知有效否）。我已成為一塊腐爛的肉，大小蒼蠅都可以來下卵生蛆，也許是自然規律罷。謝謝你的關注。”到今天，錢先生的傳記已出版了多種，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中評《顧亭林年譜》時說：“昔人謂作譜之才，須與其人相稱，誠知言也。”這位文化人一直沒有寫成錢鍾書傳，看來他還是有自知之明的。

　　那陣子，我買到幾張榮寶齋印制的水印信箋，請我認識的文化人寫字留念。我也寄了兩張給錢先生和楊先生。但錢先生回信說：“我本不善書法，前幾年面軟主意不牢，應人之請，胡亂涂抹。冥冥之中，已遭天罰。三四歲來，右拇痙攣，不能運用毛筆，多方醫療，勉強可以鋼筆作字。足下書法娟秀，而要我獻丑，以弗洛伊德潛意識論深求之，不免居心殘忍！故我若應命，便為足下增添罪過。寄紙太精妙，若涂抹壞了，是我暴殄天物﹔若沒收了，是我貪黷人財，左右都是罪過。故謹璧還，彼此都清清白白，無可非議。一笑。”楊先生在信末附言：“我完全同意錢鍾書的話。”

　　求字碰壁，也在意料之中。這之后，我錢、楊兩位先生那裡還碰了好幾次壁。1992年底，我與幾位朋友籌劃開一家小書店，我想如果能請錢先生題寫店名招牌，一定能增色不少。抱著不妨一試的心情，我給錢先生寫了一封信。不久接到錢先生的回信，信中說：“奉來信，又給我這個老東西以表現牛性的機會了！上次你寄紙請我寫字，我因七八年來右拇指不便運筆，敬謝不敏。為朋友交情，不肯獻拙﹔倒為‘企業’的‘生意經’寫招牌之類，那是‘賣友’、‘賣錢’，雙重出賣。這是一。我字本不好，七年來因上述緣故，更謝絕了什麼成都草堂、南京夫子廟、我故鄉勞什子的紀念館之類題詞寫聯。若看你大面子，一開此例，何以為絕呢？這是二。

　　對不起，又使你碰了個軟（硬？）釘子。你記住，我是像GeotheFaust裡的那個魔鬼，對什麼事物都說：‘不行！’‘不對！’的。”

　　有一回，我看到《隨筆》刊登了楊先生為新出散文集寫的序言，就給楊先生寫信，希望能先發表幾篇未刊的文章。楊先生正病后療養，由錢先生代為回復：“零星轉載，大似舊戲中角色未出場先唱一句，官僚未上堂先咳嗽三聲，已成時流慣例。愚夫婦素無此排場，偶然被編者強自專擅，實乖本願。”又說：“足下雅人，‘無一點塵俗’，何必蹈報人補白常習，出此下策！‘所請不准’，正是另眼看待也！”

　　見月餅徒生“眼裡火”

　　錢先生去世已四年多，回憶紀念文章發表了不少，很多作者都是錢先生數十年的老朋友或學生，自然有相當詳實的內容。我寫這篇文章，隻能如錢先生所說的日月下的爝火。但錢先生先后寫給我的十來封信，都像他的散文、他的談話那樣妙趣橫生，在此不妨多引一些。

　　有一年中秋前，我寄了兩盒月餅給錢先生，馬上獲錢先生的回信：“衰病以來，口腹之欲大減，眼饞涎滴，如高衙內見陳麗卿之徒生‘眼裡火’。兄一片美意，不料作成我為Tantalus，一笑。”但隨即又收到他的來信，說：“本想報告你，我不是聖安東尼，經不起引誘，還是吃了一個惠賜的月餅，好吃得很。但還有克己工夫，見好便收，送給我女兒的侄子等分吃了！此外，我隻吃了一個汕頭送來的綠豆月餅，也算嘗新。‘想當年’（其實是六七年前我大病之前），真有今昔之感，Coleridge詩所謂：‘WhenIwasyoung?Ah，WoefulWhen！’”“擁有那麼多宮女，可惜是個太監”

　　1992年11月，我又去北京組稿，給錢先生打了電話，希望能再去拜訪他。錢先生同意我去，但在電話中約法三章：第一，不能送禮﹔第二，不能照相，他說年輕人總喜歡找老頭子合影，把老頭子當陪襯人，他不干﹔第三，不能寫報道。我當然一一答應。

　　第二天，11月18日，我再次走進錢先生家。錢先生與我並排在書房兼會客室的沙發上坐定，問我此番到北京有何公干。我說，看望老先生。錢先生說，老頭子有什麼好看，不如看看年輕的女作家。談到《讀書周報》，錢先生說，報紙很精彩，可以看到老人的不可靠回憶，年輕人的互相吹捧。

　　那時報上正為《圍城續集》吵得熱鬧，我給錢先生看一張報紙，上面說續集曾得錢先生同意。

　　他說，這是吹牛。他給我看了一份出版社的道歉信，毀版、賠一萬三千元。錢先生也看了續集，覺得太差，讀不下去，但也犯不著為之發火。台灣一家報紙說他大光其火，所以報紙上的話都靠不住，說不定幾十年后有人會把報紙內容作史料，可見不可信。

　　我向錢先生請教他對幾個文化名人的看法。對王國維，錢先生說一向不喜歡此人的著作，在《談藝錄》中曾講到，若王國維真的看全叔本華的書，就不會用來評《紅樓夢》了。王國維從日本了解西方哲學，自比嚴復的眼界要寬，但嚴復海軍出身，能了解西方（主要是英國）哲學，已是相當不容易了。他說林琴南有首詩，寫的戊戌變法失敗后，林半夜去給嚴通風報信，讓嚴連夜逃出北京，才免遭劫難。對陳寅恪，錢先生說陳不必為柳如是寫那麼大的書。陳寅恪注錢牧齋的詩，漏注一處，即《管錐編》中引的《楞嚴經》的出典。他說陳寅恪懂那麼多種外語，卻不看一本文藝書，就像他以前說的比喻，擁有那麼多宮女，可惜是個太監，不能享受。對張愛玲，錢先生很不以為然。我說他在美國回答水晶的提問時，曾夸過張愛玲。錢先生說：“不過是應酬。那人是捧張愛玲的。”楊先生在一旁說：“勸他不要亂說話，以免被別人作為引証。”錢先生說無所謂。又說到張愛玲的祖父張佩倫，是李鴻章的女婿，打了敗仗回來，李鴻章的女兒寫了兩首詩：“基隆南望淚潸潸，聞道元戎匹馬還……”，錢先生一邊念一邊還用雙手做著眼淚汪汪的樣子。

　　對胡喬木，錢先生還是很有好感的。文革后，胡喬木問他有什麼著作，他說寫了《管錐編》，胡想看看，錢先生就挑了幾段給胡看，特別挑了談宗教的那段，覺得可能與正統看法不一致。

　　不料胡喬木看了大為欣賞，全力促成出版。楊先生說《干校六記》的出版也全仗胡喬木的支持。

　　談到錢穆，錢先生拿出一本，《錢穆紀念集》，翻給我看：有錢鍾韓的題字，有錢某某的題字，沒有錢鍾書！他還說錢穆在《師友雜憶》中提到他的內容都不准確，書中說在常熟遇見他，可他從未到過常熟。錢穆有一本書的序言，是他在十幾二十歲時代他父親寫的。言下頗為得意。

　　我又與楊先生談起楊必，問是不是有人想撮合楊必與林同濟？楊先生說，沒有這回事。抗戰前，錢先生和楊先生曾與胡適在陳衡哲家有過一次Teaparty，林同濟帶著他的前妻也來，所以見過林同濟一面。我聽說楊必很喜歡讀《兒女英雄傳》，所以文筆受其影響，很流暢。錢先生說，沒聽說楊必怎麼喜歡這本書，但他卻很喜歡。

　　錢先生說自己身體不好，晚上睡不好覺，前列腺也有病。每周住兩天醫院，平時跟楊先生練鶴翔功。

　　我看到錢先生的書桌上攤著一本外文書，旁邊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著英文筆記。前一次去拜訪的時候，錢先生就給我看過他的幾本筆記，其中有一本是他文革中患病時記的，十六開的本子上大字歪歪斜斜隻記得下三四行。現在商務印書館要影印錢先生的全部筆記，應該也會收錄這一本。

　　臨別時，楊先生說，天氣陰暗，但願不要下雪。我說正盼著下雪呢。楊先生說，現在北京已沒有什麼雪景可看了。我說以前曾用雪水泡過茶，但水很臟。錢先生說，那是詩裡寫的東西，還是讓張愛玲去抒寫詩意吧！

　　楊必怎麼會向傅雷請教

　　我與錢先生就見過這麼兩次。我在上海隔幾個月會給錢先生打個電話問候，錢先生在電話中也很健談。有一次我們報上刊發了一篇枕書先生寫的回憶傅雷的文章，其中說到楊必翻譯《名利場》時經常向傅雷請教，錢先生說這是不可能的，楊必有問題總去問他們，怎麼會向傅雷請教呢？他和楊先生兩個人爭著說了很多傅雷的事。后來楊先生還專門寫了一封信，糾正枕書文章的說法。

　　1993年我再去北京，錢先生身體更不好了，隻在電話中聊了幾句。之后錢先生來信說：“愚夫婦因病（楊絳病尤復雜）謝絕人事，每周常課，惟上醫院。駕來未能見面為憾。”我在上海的舊書店裡買到一本英譯蘇東坡集，是已故英國文學專家方重先生的遺物，不知怎地流落到舊書店。這本書由英國人LeGrosClark（中文名字李高潔）翻譯，他太太配木刻插圖。據介紹，錢先生曾為此書作序，但我買的是初版本，沒有錢先生的序。我寫信給錢先生詢問，錢先生回信說：“LeGrosClark乃當時SarawarkBorneo（文來？）的Governor（英國殖民高級官），由其老友德國人（清華教授）先請我介紹，又審看譯文，為再版作序。其夫人才貌雙全，我們在英時，他們回國述職，特請我們在牛津大飯店晚飯。其弟為牛津生理學教授，亦請我們吃飯。以后又通過幾次信。我們去法國后遂失去聯系。想其夫婦皆已去世。‘李高潔’乃其自用漢名。”

　　這是錢先生給我的最后一封信，此后錢先生住院治病，也無法在電話裡交談。我過一陣子打電話去他家詢問錢先生的病情，有時是楊先生接的電話，好幾次是錢媛女士接的。楊先生不太願意談錢先生的情況，但錢媛女士談得很詳細。再后來聽說錢媛女士也因病住院。據介紹，這本《我們仨》是錢媛女士在病床上開始寫的，但僅寫了五篇就去世了。兩年后，錢先生也故世。

　　留下楊先生一人，“夢魂長逐漫漫絮，身骨終拼寸寸灰”（錢先生為楊先生構思中的小說所寫的詩句），不僅整理了全部錢先生的手稿，又接著錢媛寫完了這本回憶錄。

　　我在這裡以一個與錢先生有過短暫交往的后輩，感謝楊先生所做的一切，也衷心祝願楊先生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