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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冤枉胡適?
——關於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開除胡適風波
王錫榮
  2004年02月12日09:02 【字號 】【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1932年12月18日,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發表成立宣言,成員還有楊銓(杏佛)、魯迅、林語堂等。隨即開展了一系列營救政治犯的活動。1933年1月17日,上海分會成立,宋、蔡、魯、楊等九人為執行委員,楊銓為總干事﹔1月30日,北平分會成立,楊銓到會講話,胡適、成舍我等九人為執行委員。次日,楊銓和胡適代表同盟視察北平軍人反省院政治犯。2月1日,宋慶齡在民權保障同盟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簽發了中共地下黨員劉尊棋揭露北平軍人反省院黑暗的控訴信,胡適獲悉后十分反感,認為這份材料有偽造之嫌。接連寫了兩封信給總盟,認為那信是偽造的,批評總盟不慎重。之后又公開發表談話,表示自己並不贊成同盟“無條件釋放政治犯”的原則。對此,宋慶齡和蔡元培兩次致電胡適,指出這一談話違背同盟宗旨,要求胡適公開更正。胡不予理睬,總盟即於3月3日召開執委會,議決開除胡適,后又於3月18日召開總會全體大會追認此決議。 
            宋慶齡冤枉胡適?——關於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開除胡適風波
 
  翻開《孫中山宋慶齡研究動態》2003年第2期,讀到邵建的《胡適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開除始末》和陳小雅的《宋慶齡開除胡適》兩篇文章,拜讀之后,不禁為兩位作者的大膽而驚出一身冷汗。因為,胡適當年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開除的歷史真相,本來是很清楚的,並不存在什麼爭議,可是在兩位作者的筆下(兩位雖然觀點不盡相同,但也大體相近),這事顯得扑朔迷離,而更驚人的是,他們居然認為這事是出於宋慶齡對共產國際的“亦步亦趨”,而由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一手制造的假材料所造成,令人大跌眼鏡。 

  兩位翻案者認為:當胡適和楊杏佛等視察了北平陸軍反省院之后,上海方面民保總盟發表的一份據說發自北平陸軍反省院的政治犯的控訴書,卻說那裡有嚴刑拷打的現象,這份材料有偽造之嫌。當胡適指出后,宋慶齡的解釋與胡適“對不到一起”,之后,上海方面的蔡元培、楊杏佛實際上向胡適承認了錯誤﹔當胡認為同盟不應該以“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為宗旨時,宋等即指責胡公開反對同盟章程,並開除胡適。其中,史沫特萊指手畫腳,甚至有“領導宋慶齡”的腔調。翻案者認為,今天看來,胡適“對於民權運動‘性質’的界定是科學的”,如果同盟能夠正確地吸收胡的觀點,並調整與胡的處理方式,或許同盟的命運就不是短命的半年了,甚至“中國也早已不會是這樣的中國”,這真是從何說起! 

  事情究竟是怎樣的呢?如果二位說的是實,則無論我們如何客觀看待,如何轉換視角,而宋慶齡冤枉胡適違反同盟章程的結論,是鐵板釘釘,無可辯駁的了。何況還可能有弄虛作假之嫌,更不用說種種極“左”之病了。這已涉及宋慶齡、蔡元培、史沫特萊及楊杏佛等歷史名人的人格,故更不能不細加辨析。 

  

一,誰說了謊?


  翻案者認為:胡適在1933年2月3日和5日收到兩樣東西,從而認定上海方面發表的所謂“政治犯”的控訴信是“捏造”,這一判斷是可信的。這兩件東西,一是韓麟符的求助信,“他已經在反省院關了兩年多了,如果有拷打,他在信中完全可以以實相告”,二是《世界日報》轉來的李肇音的信,居然假借胡適的名義,顯系偽造。因而,上海總盟發表的控訴信也是偽造的。造假的人究竟是誰呢?陳小雅認為,有可能是同盟“自己人”所造,而史沫特萊造假的嫌疑最大。其根據是什麼呢?是對史沫特萊給胡適的信與“托名信”作的“親子鑒定”,認定:“李肇音的‘托名信’與史女士的信具有類似的性質——它絲毫不理會別人會‘存疑’,一如她絲毫沒有考慮別人讀她信的想法﹔它忽視胡博士的‘名譽’,一如她忽視‘程序正義’﹔她客觀上是要把發表的名譽‘強加’於人,一如她要把發表的‘結果’強加於人”。由於她的“道德脅迫”,逼反了胡適這位同盟中的“盧俊義”! 

  這些說法,委實武斷得可以!由史沫特萊受同盟的委托寫給胡適信中的口氣比較強硬,居然可以得出與李肇音的“托名信”具有類似的性質!她的信口氣再不妥,也完全不存在虛假的問題,李的信再假,也不等於強加於人,怎麼能扯到一起呢?況且,反省院政治犯的控訴書,由史向同盟提交,也並沒有任何可疑之處。因為,史沫特萊當時是宋慶齡的英文秘書,由她提交完全正常,由她出面寫信也完全正常。她提交會議的時候(25日),胡適等還沒有視察反省院,根本不存在造假的問題。后來的事實証明,寫此信的實有其人:是劉尊棋(見《人民日報》1981年度報告所載劉尊棋:《慶齡同志,感謝您的救援》。胡適自己在給人的信中提到視察時所見的“劉質文”就是他)。其信為1月10日所寫。雖說劉尊棋后來的說法有些細節(如說楊向他核實情況)難以確証,或者說某些地方與事實有出入,卻也沒有更有力的証據來推翻他寫信的基本事實。至少,這信是他所寫,已無可辯駁。這就有力地打破了“偽造”的指責。時過70年,翻案者明知結果,卻來討論此信的真實性,真不知是什麼意思。 

  其次,即使是李肇音的信,雖說假借胡適推薦的名義顯然愚妄,但不等於其信的內容不真實。從“實証”的角度看,可以從兩個方向假設:一種可能性是捏造,從內容到寄信人、地址全都是假的,胡適和現在的翻案者都持此看法﹔但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即李信的內容是真實的,但倘就以他本人的名義要求《世界日報》發表,該報未必肯發,如果他為了爭取刊登,而假借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會長胡適推薦的名義,以圖順利發表,也就不奇怪了。因此,不能因為假借了胡的地址,就認為一切都是假的了。 

  誠然,當時總盟也認為李肇音托名信的出現是嚴重的事,所以會有緊急的長時間的討論。很顯然,同盟內部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但討論之后,還是取得了共識:上海方面在沒有與胡適等視察者溝通的情況下發表政治犯的信,可能未必盡當,但胡適的反應也顯然過分了,尤其是他把矛頭直指宋慶齡,還誣枉宋慶齡及史沫特萊“以一二人擅用總會名義”,是有悖事實,也是同盟所不能接受的。但鑒於胡適當時的情緒,也不宜遽加指責。為防僵化,所以才決定由蔡元培等出面向胡適婉轉地作了解釋,並表示“故此文若不宜由本會發表,其過失當由本會全體職員負責,決非一二人之過,亦決非一二人擅用本會名義之結果”(2月13日蔡元培、林語堂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187頁),翻案者認為這就是認錯,其實,是誤解的。這封回信的措辭是很有分寸的。首先,它說的是“若不宜發表”,並不等於認定不宜發表﹔其次,它著重強調的是:發表這信是同盟總部“全體職員”的集體決定,決非胡適所指責的那樣系“一二人擅用總會名義”。蔡等這樣說,顯然是出於緩和關系的考慮。事實卻並不一定像胡適所說的那樣,也不一定像翻案者所想象的那樣。后來的事實証明,第一,這封信是真實的﹔第二,總盟不想把內部矛盾暴露出來,希望維護團結。如果說,總會委婉地表示了“不宜由本會”發表,也不等於確認它是假的。蔡、楊是顧全大局,不糾纏於小節,才這樣表示,而宋慶齡面對胡適顯然誣枉的尖銳指責,也沒有作出強烈反應,這都是“君子風度”的表現。而胡適,人常以“君子風度”譽之,但這回卻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君子風度”,不但不接受蔡、楊的解釋,反而借題發揮,發表了與同盟宗旨相悖的言論,似乎有心要把事情搞僵。 

  其實,當時監獄究竟有無酷刑,不僅魯迅,蔡、楊等無不認為當然,即使是胡適,他其實也是心知肚明的。我一查《胡適來往書信選》,卻就有了令人吃驚的發現:就在當時,他收到的信,並不是兩件,而是有好幾件。除了韓麟符、李肇音外,至少還有四封,卻是每封都明確說有酷刑!人們來看幾封:1月24日,千家駒致信胡適說: 

  近數年來,國民黨執政之結果,青年冤死與莫須有之“反動”罪名下者不可以數計。在獄中有十三四歲的青年。慘遭種種非刑的拷打,度著比地獄也不如的生活……(中冊第158頁,黑體為引者所改,以代著重號,下同。) 

  2月2日,被關押在北平軍事委員會軍法組的北大旁聽生楊韶秀致信胡適說: 

  學生……十二月九日晚,因政治犯嫌疑被捕,一周之中展轉三處,嚴刑加身,強迫成招。……(中冊第173頁) 

  如果說,這還都不是講反省院的,那麼下面這封卻正是講反省院的。胡適等視察反省院后五天,2月4日,被判無期徒刑、關在反省院的周默秋(他是胡適在視察時與胡適談過話的)躲在被窩裡寫信給胡適,說: 

  自從那天和你見面之后,即想寫信給你,可是我們是不許有筆墨的,……如果我們在監房裡被搜出了筆來,我們是要受嚴重的處罰的。……先生,你得救我呵!非人的生活,真過不下去呵!受審時,我捱了三次酷刑,……看看吧!每天十二時,何時不有青年學生被拷打的哭聲!那個刑場裡不有青年學生的熱血?(中冊第175-178頁) 

  信末還特別關照:“如有來示……絕不要公開寄反省院”,可見其恐怖,也可見視察時周根本沒把要說的話都說出來。 

  還有一封未寫明時間的(應在此前后)署名關仰羽的來信,長達六千余言,詳細記述了他本人被關北平憲兵司令部十三天中遭受“酷刑拷打,慘無人道”的經歷,並請求“設法拯救無辜,保障民權”。(中冊第193-202頁) 

  這些信極其明確地指明了北平的監獄和反省院中確有酷刑!奇怪的是,胡適收到的同類信大多明說有酷刑,他何以偏偏隻選了李肇音的信大做文章,而卻不拿出千、楊、周、關等人的信來呢?誰能料到,當胡適義正詞嚴地指斥揭露反省院酷刑是作偽的時候,他家裡卻還藏著好幾封揭露監獄、反省院酷刑的信!究竟是誰在說謊呢? 

  其實,就是韓麟符的信,也說:“不過在匆忙中,特別是這樣的環境下,可惜不能說個痛快……”(中冊第160頁)這說明,胡適等與犯人的談話是在怎樣的氛圍中進行的,犯人的自由度有限得很。另外,韓本人身份比較特殊,他固然未必受到酷刑,但卻不能排除別人受到酷刑的可能性。 

  最后,即使反省院確實較少酷刑,其他監獄卻多的是。這一點胡適是清楚的,他為什麼要抓住同盟發表的材料大做文章,幾至否認所有監獄的酷刑呢?也許是因為說的正是他剛剛視察過的反省院,使他難堪了。但倘如此,便已經有失“君子風度”。其實,胡適的過度反應是有點耐人尋味的:他不是感覺被監獄欺騙而是感覺被同盟欺騙。如果胡適是站在同盟的立場上,他的正常反應應該是首先據此追問當局有無隱瞞以欺騙視察者(當局知道胡適等次日要視察反省院,當夜或次晨緊急布置,乃是易如反掌。后來楊杏佛揭露,正是如此)。而不應該輕信視察所看到的表面現象。胡適指責同盟輕信控訴信,事實証明,是他自己輕信了當局。韓麟符的信也可以表明,犯人與視察者的談話不可能“說個痛快”的。如果胡適真的是“執著於‘責任倫理’”,抱持“程序正義”,那麼他應該懂得,自己沒有看到的不等於沒有。這也是考據學的原理。再說,即使他確認該反省院沒有酷刑,也不必做出類似“窩裡反”的舉動。胡適的反應顯示,他雖然不滿於當局的一些方面,但卻不能容忍當局受到不公正指責,而對民權運動雖然表示贊同,對同盟卻不那麼寬容,令人覺得他是抓住同盟的工作漏洞,有意激化矛盾。 

  
二,胡適是否叛盟?


  翻案者認為,胡適反對同盟提出“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沒有錯。一方面,在此之前,同盟並未正式提出此一口號﹔另一方面,這個口號本身是錯的,胡適反得有理。同盟如果不是在宋慶齡出於對“第三國際”亦步亦趨,從而與史沫特萊“擅斷”從事,就不會那麼短命。 

  這也可謂匪夷所思。事實上,在同盟成立之初,就公開發表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宣言》(載《申報》1933年1月18日),其中提出三條宗旨: 

  (一)為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而奮斗。本同盟願首先致力於大多數無名與不為社會注意之獄囚。 

  (二)予國內政治犯與法律及其他之援助。並調查監獄狀況。刊布關於國內壓迫民權之事實以喚起社會之公意。 

  (三)協助為結社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諸民權努力之一切奮斗。 

  這裡再明白不過地提出了“釋放政治犯”,雖然沒有用“無條件”和“一切”的用詞,但看總的精神,已經很清楚地表明了“無條件”和包括“一切”政治犯的含義。一則因為“抑制輿論與非法逮捕殺戮之記載幾為報章所到之處習見。甚至青年男女有時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不免秘密軍法審判之處分。”“政治犯”已成為當權者濫施淫威、壓制輿論、任意抓人殺人的借口。二則《約法》規定的人民結社、集會、言論出版自由等權力已被無形剝奪,很多被捕者就以此被捕。其實,即使是“合法”逮捕的“政治犯”,也得不到法律保障,因此,惟有給以人生、言論自由權,方可論是非。 

  但胡適不是這樣理解。他認為,“政治犯”都是對政府造成危害的,給了政治犯自由權,就沒有政府的生存權。所以,他反對給政治犯以自由權。那麼,在他加入同盟的時候,他沒有看過同盟的宣言嗎?未必。但為什麼開始不提,到上海方面發表了政治犯的控訴材料和收到李肇音的控訴信后,卻突然倒戈了呢?邵建和陳小雅認為,是同盟的章程這時候還沒有定出來。陳小雅問道:“究竟是同盟規定‘任務’在先,還是胡適‘叛盟’在先?”好像又是宋慶齡在說謊。 

  但事實並非如此。不知兩位翻案者是沒有注意到還是故意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楊杏佛在看到胡適公開指責同盟偽造文件並表示反對“無條件釋放”原則后,立即寫信給胡適,澄清了事實,指出胡“作書時或未想及宣言”,並指出胡適的做法“必為反對者張目”,后又在報上發表聲明,強烈批駁胡適的說法,同時否認同盟“贗造文件”,指出: 

  胡氏現仍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主席,渠加入時應曾詳細研究本會始創時所發表之宣言及宗旨,其中意義包括本會之條例,今公然抨擊本會,令人殊不可解。 

  楊氏接著列舉了同盟的三點宗旨,接著說: 

  要求釋放政治犯及求民權有保障實為一事,釋放政治犯與言論、出版、機會、組織團體、自由,固出一轍。蓋政治犯之入獄者,實因力爭人民主權能發揮而所致。 

  胡氏謂政府有權保護己身之存在,而要求釋放政治犯等於要求革命自由,此不啻與虎謀皮。渠以政府譬虎,則胡氏之言論以擁護政府,則共建四點,又不啻為虎作倀而已。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則為保障人民之權利而設,胡氏謂本會應研究法律改良司法行政等事,此實為政府之責任,而與本會無關。 

  胡氏証明北平軍事監獄內並無私刑苛罰者,反為渠作者及另一會員預行通知當局之后,前往調查之結果,北平軍事監獄及中國其他監獄之人犯,曾致函本會詳述其待遇之苦楚,故公布之以喚起社會注意。即胡氏本人亦自認直接收得獄內人犯之函件,故本會公布之文件,以宣泄在華中外監獄之黑幕不可隱之事實。(見《大美晚報》1933年3月7日第四版《楊銓駁胡適函——胡謂釋放政治犯為根本荒謬之要求》) 

  楊銓特別指出:胡適身為同盟北平分會主席,在加入同盟時“應曾詳細研究本會始創時所發表之宣言及宗旨”,這表明,在胡適決定出任同盟北平分會主席時,他已看到了同盟的宣言和了解了同盟的宗旨,胡適說“當滬會成立之時,對此問題並未規定原則”是不符合事實的。只是可能當時沒有完全領會其內涵,或沒有深思,也可能抱求同存異之想。但到矛盾一出,就覺得還是不能認同同盟的宗旨,況且“托名信”正好給了他一個極好的理由,於是趁機退出。而不管蔡、楊一再苦口婆心勸解,採取了公開指責同盟作偽的絕情方式。他採取的方式,必然得罪上海方面同人﹔但倘不如此,就將得罪當局,而他寧願傷害同盟方面,何況他認為同盟先得罪他。其實,他要求同盟作出“更正或糾正”,是沒有道理的。同盟得到犯人的控訴信,並沒有人能証明其假,因而給以發表,並不為過。要澄清,應由當局來做,而不是同盟。蔡、楊等人表示以后要“審慎處理”,是多少有些委曲求全的。還有,控訴信明明說,這些酷刑除了發生在反省院,還分別發生在各個監獄裡,胡適卻抓住“在反省院沒聽說”,“難以置信”,而實際上否認了所有監獄的酷刑,隻用“沒有意思認為……監獄狀況滿意”來搪塞,其實是偷換了概念的。胡適說:“作偽的人知道我看過反省院,故改為‘第一監獄’”,也武斷到與他的“實証”風格相去甚遠。 

  楊銓在公開聲明中特別指出,胡適証明的北平軍人反省院沒有私刑拷打,是由於胡適本人和另一會員預先通知了當局,才有后來的調查結果。早在2月7日,同盟已在《大陸報》上發表聲明,其中報道,楊銓指出“在同盟准備視察監獄之前幾天,監獄當局已經得到消息,因而預先作了布置,把真實情況掩蓋起來,這樣,委員會的視察自然徒勞無功而一無所得了”(上海《字林西報》1933年2月22日,轉引自《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190頁)對此,胡適聲明說,同盟是視察前一天晚上才決定視察,並於夜11時通知當局的,根本來不及作假,所以是總盟在虛構事實。由於這一指責事涉楊銓本人,故楊銓在看到胡適聲明的次日寫給胡適的信中作了解釋:“幾小時”誤為“幾天前”這些報道差錯都只是校對問題而已。 

  楊銓駁斥胡適對於同盟宗旨的指責,顯然是十分有力的。須知,在上海方面所有同人中,楊銓幾乎可說是與胡適交情最好的人,他既全程參與籌建同盟,又與胡適一起視察,是最了解情況的人。對於楊銓的駁斥,胡適可說是毫無還手之力。所以,他干脆來了個一言不發。直到被同盟開除。他再有一千條理由,對於人人尊敬的宋慶齡和胡適始終敬重有加的前輩蔡元培及好友楊銓的再三質問,竟然漠然置之,也是以“君子風度”著稱的胡適一生中僅見的無禮和傲慢舉動。其真解,或許倒是所謂“自知理虧”吧。 

  同盟在看到胡適已無可救藥的情況下,為免同盟聲譽受更大損害,才不得不痛下決心,開會由集體決定開除胡適。既不是什麼“追認”(全體大會說“追認”,是因為執委會已作出了決定),更談不上什麼“一二人擅斷”。 

  可見,同盟開除胡適,完全是由於胡適做得實在太過分。 

  
三,同盟究竟是否受“一二人”左右?


  按照胡適和翻案者的看法,同盟已為宋慶齡和史沫特萊這“一二人”把持。弄虛作假也都出於此二人之手,別的人都被他們欺騙了。胡責難同盟的最主要理由就是這一點。那麼,事實究竟怎樣呢? 

  無庸置疑,宋慶齡是同盟最主要的發起人和靈魂。從營救陳獨秀、營救牛蘭等開始,到發起民權保障同盟,她都是與蔡元培一起,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進同退。她雖然是女性,但無論從身份、地位及主見等方面來考量,宋、蔡兩人之間,是宋略居於蔡的上風。宋對蔡極為尊重,但蔡對宋更加敬重。在一般情況下,蔡總是推宋為主。從民權保障同盟正副主席的排列可以說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但在1936年的魯迅治喪委員會和之后的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中,宋、蔡又有相反的排列。可見,兩人是互敬互尊,肝膽相照的。在民權同盟中,宋慶齡是主席,她當然要負更多的責任,蔡元培是副主席,但有事時,他決不退縮。如果說,同盟是由“一二人”左右,那麼這“一二人”就是宋、蔡。但二人也是該盟的精神領袖,在同盟的大方向上,二人起著引領的作用,但在領導方式上,二人並不專斷,而是非常民主。同盟的大事,都是由集體商量決定,而不由宋或蔡私下擅自決定。同盟得到反省院政治犯的控訴信后,是由集體開會決定發表,而不是像胡適所指摘的那樣“擅用總會名義”決定發表。后來當胡適向總盟發難,又是由同盟開會商定意見后,再商定人員回復,都經過了民主程序。一直到開除胡適,程序全都符合會章,也符合民主程序。林語堂2月9日給胡適的信中曾預期:同盟在即將召開的關於胡適的會議上,“將有重要波折”,意指將會產生嚴重的意見分歧。這就是說,在林語堂的感覺中,同盟內部有嚴重的意見分歧,而在會上將產生交鋒。這正表明,同盟內部是民主的,各人可以自主充分地闡述自己的意見。如果宋可以“擅斷”,那麼,連這種交鋒的會都可能開不起來。開會的結果,沒有如林語堂所預期的那樣產生“嚴重的波折”,這表明,同盟領導層多數人意見一致。 

  而且,在胡適公開向宋慶齡挑戰的情況下,宋慶齡表現得十分隱忍。同盟領導層內部十分清楚的是:胡適誣枉了宋慶齡。但在會議之后同盟給胡適的回復中,蔡、林、楊均僅限於解釋客觀,而既不指責胡對宋的誣枉,也沒有強調發表政治犯信的理由。這表明,同盟是打算息事寧人,安撫胡適,以便一致對外。本來,面對胡的誣枉,宋有理由要求胡澄清事實,消除影響。宋對此毫無計較的表現,表明她是深明大義,也是顧全大局的。 

  按照胡適及其翻案者的意思,弄虛作假嫌疑最大的是史沫特萊。好像她向同盟提出政治犯的控訴信,她代表總盟起草文件,給胡適寫信,寄給胡資料,全都是“擅用同盟的名義”而行“道德脅迫”之行徑。這也是誣枉的。史沫特萊確實是一個富於激情的人,她的態度也確實比較激烈,她的風格也實在比較直率。林語堂是把她看作極左“分子”或共產“分子”的。但是,要說她“左右”同盟,或“把持”同盟,顯然都不可能,而在這件事上,她的清白也已經由蔡、楊等証明了。“擅用名義”的罪名已經由蔡元培等為之洗清了——她是受同盟委托的﹔“偽造”的嫌疑實際上也早已由劉尊棋本人的証明而排除(寫信的人都亮相了,還硬說她偽造,是栽贓)﹔剩下的是“道德脅迫”的罪名。也是站不住的。因為,她的信,本來就是受同盟的委托而寫,說是“我個人認為”,實在是同盟的意見,也是決議。這是西方人士常喜歡用的一種委婉的表達方式。雖然這是同盟的決議,但如果徑用“同盟要求你……”一類的表達方式,就會使對方更感到壓迫感,而以個人意見的方式出之,就留下了讓對方自己作出決定的余地,哪怕這僅是形式上的“自主決定”。因此,雖然她的口氣很強硬,確實帶有某種“命令式”的語氣,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情有可原的:一則事態嚴重,不容含混﹔二則這確實是同盟的決議,也是命令。這不是她在發號施令,而是同盟。此外,她或許認為,同人之間,不妨率性而言,以見襟懷。但同時她也說明了受總盟之命而寫此信,也用了“您考慮能否……”這樣婉轉的措辭。並不全是命令式。對此,胡適有些誤解,翻案者更夸張其詞,不但把她描繪成一個凶婆,甚且由此推斷出她與李肇音同出一轍,是言之不成理的。在整個事件中,史沫特萊一直是滿腔熱情地支持中國的民權事業,她完全是為同盟負責,並希望把事情做好,而不是破壞。當胡適誤解了她的信,同盟內部出現意見分歧的時候,她非常焦急。楊杏佛告訴胡適:“史沫特萊女士甚為焦急,詳述此項文件發表之經過……史女士昨夜徹夜不眠,草長函答兄”(1933年2月14日致胡適信),顯然是為同人間的誤解而焦急,因而詳加說明,卻被翻案者誤認為心中有鬼。 

  那麼,怎樣理解蔡、楊、林的態度和作用呢? 

  蔡元培在這風波中,真正表現了謙謙君子的風度。當胡適拿出李肇音的信,並把矛頭指向宋慶齡和總盟時,蔡先是認為事情極其嚴重,須徹查來源,但經過2月12日總盟緊急會議討論之后,他的態度顯然有所改變。他和楊給胡適的回信(2月13日)是有理有節的,既堅持了原則,也說明了情況,並且措辭也比較緩和,應有利於緩解雙方情緒。他對李肇音的信,表示可由胡適在北平就近查明。對於胡適說的“此間有人專做捏造的文稿”,則表示“我等尚是創聞,如將來再收到此種文件,自當審慎考核,不輕發表”。以蔡元培的身份,與林語堂共同出面,是希望挽回僵局的。但是,胡適並不買賬,決心攪局。便於19日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民權的保障》一文,22日,又在《字林西報》上發表談話,公開反對“釋放一切政治犯”,當天,上海總盟致胡適電報,要求胡適確認其“與本會宣言目的第一項完全違背”的談話是否屬實。胡適不予置理,28日,蔡元培又與宋慶齡聯名致電胡適,再次要求胡公開更正,“否則惟有自由出會”。胡適仍置之不理,3月3日,同盟決定開除胡適,雖由魯迅提議,但蔡元培也有一票。胡適確是令蔡失望的。雖然他的觀點並非一成不變,卻是一貫具有獨立性,不可能別人一主張就輕易改變自己。 

  而對楊杏佛來說,與胡適的反目可說是他最為痛心的事。他與胡交誼甚篤,書信往還不斷。然而就在他生命的終點來臨之前,竟與老友分手。當同盟初建時,他已感覺到此盟發展的困難,因此,他贊成在北平由胡適牽頭建分盟。而當矛盾突現時,他的心情可用“心煩意亂”來形容。兩面都是莫逆之交,而矛盾十分尖銳,他夾在中間,十分為難。后來,楊杏佛也寫信給胡適再三表示“幸勿灰心”,自己也是“吃力不討好”,其實是希望胡適體恤同人的苦心,並從大局出發,放棄對立立場。后來發生報刊發表楊的談話時,把時間搞錯等情況,胡適即起而責問細節問題,實際是責問了自己的老朋友楊銓,楊便實實在在地作了一些澄清。這些,都是在同盟緊急會議之后的舉動,顯然都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在內,決非受人指使而然。 

  至於林語堂,就又當別論了。林在整個同盟中的態度最曖昧。過去我們隻知道他在同盟中是附庸風雅為多,一當碰到風波,就躲得無影無蹤了。而現在我們了解到,他的角色還更耐人尋味。 

  本來,在同盟中,他與胡適的關系也最好。風波起后,他於2月9日寫信給胡適,毫無保留地支持胡適。一是當即認定胡的看法,並認為當初“同人相信史女士之人格,絕不疑其有意捏造,故使發表。不幸事實如先生來函所雲”,好像已經確認史在偽造了。還積極表示:“弟個人且主張負責糾正”。但這是在同盟開會討論此事之前說的,等到開會之后,他卻沒有再說這樣的話了。因為事實顯然不像胡適所臆測的。他和蔡聯名代表同盟回復胡適的信,當然主要不是他的意志,但他至少也認同的。 

  但在上述的信中,林語堂的另一面卻也無奈地曝了光。他對同盟的看法是:“以弟觀察,現此臨時組織極不妥當,非根本解決不可。”還說:“本會現此情形,諒你由份子之結合可推想得到”。既然“份子之結合”不好,“非根本解決不可”,怎樣解決呢?如果“份子”成分改善一下,不能算“根本解決”的話,那就隻有解散一途了。 

  從林的信,我們還知道,林是胡的“內線”,胡適的信使他亢奮:“你來函態度之堅決,使我們更容易說話。”原來胡適的攪局,有他在總盟呼應。所以后來楊杏佛一死,林語堂連葬禮都不參加,算是“根本解決”了與同盟的關系。 

  綜上所述,同盟開除胡適風波,在當時本已有了結論,就連暗中支持胡適,希圖改造同盟的林語堂,也認可了同盟開除胡適的決議。胡適本人也無話可說。 

  可是,現在的翻案者卻沿著胡適當時的思路看問題,覺得他說的都有理。不僅如此,還加了碼,胡適說文件是偽造的,卻沒有說是同盟自己人偽造的,而翻案者卻竟然通過一番“親子鑒定”,得出結論說是同盟自己人(意指史沫特萊)“偽造”的。這實在太離譜了。 

  翻案者說,胡適心目中的“民權保障”不是“急功近利的、片面的、單單一個‘釋放政治犯’的工作”,好像宋慶齡認為是“單單一個釋放政治犯”似的,也是莫名其妙。陳小雅還說:“胡適對民權運動的‘性質’的界定是科學的”,還“多麼地富有遠見”!這也未免說得輕率。這個問題究竟應該怎麼看?至今結論恐怕也未必像陳氏說的那樣。當時並不是沒有法律。如果真的依法辦事,就不需要民權保障同盟了。胡適想把“民權運動”納入“法”的軌道,其實仍不出他的“好政府主義”理想,連當時也沒有人信。 

  陳小雅還認為宋慶齡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一文有意“抹平”自己“潛意識”中的“什麼東西”。該文自署的寫作時間有誤,完全可能有各種客觀性,例如當時沒有署寫作時間,后來補記,就以同盟成立時間為准﹔或當時寫后,后來有所修改,把后來的事情加了進去,都可以造成這種現象,在取得確鑿証據以前,怎可臆測為作假呢?須知當時連胡適本人對於同盟對他的指責也沒有再反駁,或許是“君子風度”,但也是認輸。 

  最令人不能理解的是,陳小雅說:“如果當時同盟能度過‘胡案’危機,各自根據自己的特長把優勢發揮於‘民權’事業,中國也早已不會是這樣的中國”。這真是從哪裡說起!民權保障同盟在當時條件下,其實是沒有生存的土壤的。其失敗可說是必然的,策略的高明與否,隻關乎其存在的時間長短,而不可能真正度過接踵而來的危機。難道楊銓被害也是同盟自己“內訌”造成的嗎?難道不“分裂”的話,藍衣社的特務兄弟們就會看在胡適博士的面子上不加害於楊杏佛嗎?假如同盟度過了“胡案”危機,蔣委員長就會看在胡適會長的特長的份上多給一點“民權”,從而改變中國嗎?

 
    稿件來源:中華讀書報  

(責任編輯:孤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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