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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統一與分裂 
劍氣寒霜發表於讀書論壇
  2003年07月28日09:03 【字號 】【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一、中國歷史上究竟是統一的時間長,還是分裂的時間長? 

  長期流行的說法是:中國歷史的主流是統一,統一的時間遠遠超過分裂的時間,統一的時間越來越長,分裂的時間則越來越短。 

  這裡暫且不討論統一是否主流的問題,先看一下歷史事實,在中國歷史上究竟有多少年是統一的,又有多少年是處於分裂狀態。 

  在《普天之下》中我做過如下結論: 

  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國處於分裂狀態,經過了一二千年的發展,到這時建立了以中原為中心,以華夏族為主干的集權政權,但同時還存在著其他自治政權。此后有一千余年的時間內,存在著一個以秦朝疆域為基礎的中原政權(在找不到確切名稱的情況下,姑且依慣例這樣稱謂),其版圖時有盈縮。其余時間則分裂為若干個政權,但自治的政權始終存在。中國真正的統一是在1759年實現的,持續了八十一年。1840年后中國又進入了局部分裂或分裂的階段,至今還沒有結束,真正的統一還有待完成。所以對中國而言,分裂、分治的時間是主要的,統一的時間是短暫的。對中原王朝而言,統一的時間略少於分裂的時間。但元朝以前分裂時間多於統一時間,元朝以后則基本上是統一的。 

  在《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以下簡稱《啟示》)中我進一步作了說明和具體計算: 

  如果以歷史上中國最大的疆域為范圍,統一的時間為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復前代的疆域、維持中原地區的和平安定作為標准,統一的時間是九百五十年。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嚴格說是不能算統一的,如東漢的中期、崇禎后期等。如果以秦始皇滅六國的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為計算階段,第一標准的統一時間佔總數的百分之四,第二標准的統一時間佔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如果從有比較確切紀年的西周共和(公元前841年)算起,前者約佔百分之三,后者約佔百分之三十五。按第二標准的統一時間:公元前221年-前209年(秦)12年公元前108年-公元22年(西漢)130年50年-184年(東漢)134年280年-301年(西晉)21年589年-616年(隋)27年630年-755年(唐)125年1279年-1351年(元)72年1382年-1644年(明)262年1683年─1850年(請)167年合計950年我的結論和計算結果與傳統的說法完全不同,卻完全符合歷史事實。例如,傳統說法是根據朝代來劃分統一時期或分裂時期的,如果一個朝代被稱之為統一王朝,就將這個朝代從頭到尾都計算為統一時期,這當然是很不科學的,違反了歷史事實。又如,隻要有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存在,就稱之為統一時期,而無視非漢族建立的政權或邊疆地區政權同時並存的局面,像北宋、遼這樣的分裂時期就成了統一時期。正因為如此,我採用了根據歷史事實,而不是簡單地根據朝代起和迄的標准,將一個朝代中尚未完成統一和統一已經喪失的那些年份排除。 

  在《普天之下》和《啟示》問世后,同人和讀者提出了不同意見,有的還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方案。其中鄭州的任漢生先生多次給我寄來過長篇論文,討論統一的標准和年代的劃分。我反復思考過這些意見,查閱過有關史料,我的基本觀點沒有任何改變,但在具體劃分上作了一些調整,概述如下: 

  秦朝秦始皇於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消滅了六國中最后一國──齊國,可以看成統一的開始。此后秦軍南下,征服南越,將疆域擴大到今廣東、廣西和越南東北部,屬於開疆拓土,不影響統一的形成。但到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陳勝、吳廣起義爆發,同年起兵反秦或擁兵自立的還有武臣(稱趙王),劉邦,項梁、項羽,田儋(稱齊王),韓廣(稱燕王),魏咎(稱魏王)等。盡管其中有的名不符實,或旋立旋滅,但秦朝對關東大部分地區已喪失控制,統一局面不復存在。所以秦朝的統一時間是12年,而不是它起迄的15年,統一時間佔秦朝的80%。 

  西漢新莽公元前206年,劉邦被項羽封為漢王,當時劉邦的漢只是同時並存的19個王國中的一個,隻擁有今陝西南部和四川大部。即使到劉邦起兵還定關中,他的控制區也隻擴大到今陝西大部和若干相鄰地區,豈能算作統一?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正式建立漢朝,但南方的東甌(甌越)、閩越(東越)、南越已經自立,從今浙江南部至福建、兩廣已不在漢朝統治之下﹔北方的匈奴佔據了不少秦朝故地﹔漢朝的統治區遠沒有恢復到秦朝的疆域范圍,統一並沒有完成。直到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滅南越國和東越國,才恢復了秦朝的疆域﹔而在北方的漢匈邊界也已回到了秦朝的北界﹔至此漢朝才完成統一。我原來將漢朝完成統一的時間定在公元前108年,根據是當年朝鮮降漢,漢朝置為四郡。但此四郡的范圍已超出秦朝疆域,不屬於恢復統一,而是新的擴張,所以應調整至前110年為宜。公元8年王莽建新朝代漢,但統一局面仍然維持。至公元22年,赤眉、綠林起義已爆發,由綠林發展出來的“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以及劉續、劉秀等都已起兵,到次年就形成了割據分裂的局面,所以統一結束於公元22年。這一階段的統一時間現調整為132年,比原來的計算方法增加了2年。以往按王朝起迄計算,西漢與新朝共230年,現在計算的統一時間佔其58%。 

  東漢劉秀於建武元年(公元25年)稱帝,史稱東漢,但當時還有赤眉、更始帝、梁王永、隗囂、公孫述、竇融、彭寵、盧芳等割據勢力或地方政權並存,劉秀佔據的地方范圍有限。建武十二年(36年),最后一個割據勢力公孫述被滅,但盧芳和匈奴仍佔有北部邊疆。從建武九年起,東漢放棄了從河套至今河北北部的疆域,將八個郡內撤或取消,北界退至今北京西北、太行山中段、五台山、山西偏關與河曲一線。直到建武二十六年(50年),因匈奴南單於投降,內遷的八郡才遷回,恢復了西漢的北部疆界。嚴格說來,此時東漢還沒有恢復對西域的控制,但就正式建立行政區域的范圍而言,仍可將公元50年作為東漢統一階段的起點。靈帝光和七年(184年)黃巾起義爆發,波及范圍很廣。盡管起義當年即被鎮壓,但余部此伏彼起,地方勢力紛紛割據自立,至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后即形成分裂,最終成為三國鼎立。另一方面,至2世紀后期,漢朝對西北地區的控制越來越弱,不少政區不得不撤銷或遷往內地,鮮卑逐漸南侵,待黃巾軍起,漢朝無暇顧及邊疆,邊界后退至今桑乾河、呂梁山、黃河和六盤山一線,此線以北已為“羌胡”所有。所以,184年是東漢統一階段的結束。東漢的統一長度與原來的算法相同,仍為134年,佔整個東漢196年(25─220年)的69%。 

  西晉從太康元年(280年)滅吳,至永寧元年(301年)“八王之亂”演變為大混戰,西晉的統一隻維持了短短的21年。這是非常低的統一標准,因為西晉從來就沒有完全恢復過東漢的疆域,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都是晉朝管不到的“羌胡”地區,內遷的匈奴人已控制了山西北部,日益強大的高句麗蠶食著西晉的帶方郡,最終完全佔有,結束了中原王朝在朝鮮半島設置正式行政區的歷史。西晉起於265年,終於316年,歷時52年,統一階段佔40%。 

  隋開皇九年(589年)隋滅陳,標志著自西晉末開始的持續分裂階段的結束。隋末農民起義自大業七年(611年)即已爆發,但開始幾年規模還不大,佔據的范圍也不穩定,至大業十二年(616年),農民起義與割據勢力已據有大片土地,次年初即紛紛建立政權,因此以616年為隋統一的結束。在隋朝(581-618年)的38年間,統一階段為27年,佔71%。 

  唐618年李淵逼隋恭帝禪位,建立唐朝。此時唐軍隻據有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和長安(今陝西西安)一帶,不過是眾多割據勢力中的一支。至武德七年(624年),唐軍平定江南,內地的割據勢力全部被消滅。但突厥佔據的隋地尚未全部恢復,至貞觀四年(仍0年)李靖滅東突厥,唐朝的實際控制區推進到貝加爾湖以北。以前我將唐朝統一的時間定在630年,理由是至此唐朝才完全恢復隋朝的疆域。現在我以為定在624年更加合理,因為滅東突厥已屬擴張,其范圍已超出隋疆域,而624年北方疆界已大致穩定。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叛軍一度佔領包括東都洛陽、首都長安在內的北方廣大地區。廣德元年(763年)叛亂基本平息,但吐蕃已攻佔唐朝西北領土,今隴山、六盤山和黃河以西地區及四川盆地以西已非唐朝所有。在此前的天寶九載,在今雲南的南詔起兵反唐,至此,今雲南全省、四川南部和貴州西部已被南沼佔有,大渡河成為雙方界河,南詔還不止一次侵入四川,甚至攻下成都。安史之亂平定后,河北、山東形成藩鎮割據,其他地區也經常發生軍事叛亂,唐朝中央政府對很多地方已喪失了行政管理權。我將唐朝統一階段的終點定於755年,就是根據上述邊疆和內地實際分裂或分治的形勢。與我持不同意見者認為,將755年后都定為分裂階段時間太長,此后唐朝恢復過統一局面,至少在唐憲宗平定淮西后的一段時間內可以視為統一階段。我反復考慮過這種意見,但仔細研究后依然持原來的觀點。首先,我們不能無視邊疆地區的喪失和分裂,而這種態勢在安史之亂后從未改變,並愈演愈烈。雖有大中五年(851年)張議潮率沙、瓜等十一州歸朝的局部恢復,但以后又陸續喪失。其次,唐憲宗於元和十四年(819年)消滅淄青李師道勢力后,雖然暫使河南、河北藩鎮服從朝廷,但並未清除河北藩鎮的牙兵集團,長慶二年(821年)河朔藩鎮再叛,盧龍、成德二鎮叛亂,次年魏博兵變,河朔三鎮又成割據。而且,即使未公開反叛或割據的單位,朝廷也未必擁有行政權。如每年向朝廷申報戶口,是各州效忠朝廷,並向朝廷交納賦稅的前提。但乾元三年(760年)隻有169個州上報戶口,不足安史之亂前的一半單位。元和二年(807年)的戶數登記中,注明未申報的就有71州。唐后期沒有完整的戶口數據,實際上的不統一是重要原因。所以我將唐朝統一階段定在624年至755年,比原來增加了6年,共131年,佔唐朝(618-907年)289年的45%。 

  元元朝於至元十六年(1279年)消滅殘宋勢力,完成統一。元末的至正十一年(1351年)即有紅巾軍起兵,徐壽輝稱帝建元。至正十二年,徐壽輝、方國珍、紅巾軍等已形成割據局面,所以以該年(1352年)為統一的結束。這73年佔元朝(1279。1368年,不含平宋前及退出大都后)89年的82%。 

  明朱元漳雖於明朝建立的當年(洪武元年,1368年)即將元朝逐出大都(今北京),但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雲南后才基本完成統一。明朝的統一是很不完全的,因為明朝從來沒有恢復到元朝的疆域。如元朝的殘余勢力(北元)長期佔有蒙古高原及其以西地區,宣德五年(1430年)后北界撤到了長城一線,西界也退到了嘉峪關。明朝撤退了在朝鮮半島東北部的衛所,鴨綠江成了明朝與朝鮮的界河。不過由於明朝對北元的打擊隻限於保障自身的安全,並沒有將攻佔蒙古高原作為統一的要求,所以我還是將1382年當作明朝統一的開端。我原來將統一的結束定於祟禎十七年(1644年),考慮下來是不妥當的。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建國(后金)。如果說,當時后金的影響還不大,那麼到了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告天,正式起兵反明,到次年就攻佔了遼東大片土地,就不能再視為一般地方性的變亂了。努爾哈赤本是明朝的指揮使,在明朝的邊疆起兵,建后金后佔領的是明朝的領土,后金以后演變為清朝,這不是分裂又是什麼?據此我將明朝統一的結束調整到1618年,比原來縮短了26年。現確定明統一的時間是從1382年至1618年,共236年,佔明朝(1368-1644年)277年的85%。 

  清1644年清軍入關后,南明政權依然存在,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軍攻佔雲南,南明桂王(永歷帝)逃往緬甸,清朝才基本擁有明朝的全部疆域。但廈門、金門等地仍由鄭成功佔有,明末農民起義軍的殘余勢力也還在繼續反抗。以后鄭成功雖喪失了大陸沿海的基地,但已收復台灣,建立了忠於明朝的政權。康熙十二年(1673年)發生三藩之亂,南方大部分地區一度非清朝所有,至康熙二十年才平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軍攻克澎湖,進入台灣,鄭氏政權投降。清朝的最大疆域要到乾隆二十四年天山南北路平定后才形成,但這一疆域已遠遠超出了明朝的范圍,所以可將統一的時間定於1683年。鴉片戰爭后,香港於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割讓於英國。1851年興起的太平天國運動與清朝對抗達14年之久,波及十余省,並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所以我將1850年視為清朝統一階段的結束,應該是沒有疑義的。有分歧的是1864年太平天國失敗后,清朝是否恢復了統一?我認為沒有,理由是:此前的1858年,俄國通過《璦琿條約》奪取了黑龍江北岸的土地,1860年的《北京條約》又讓俄國獲得了《璦琿條約》所規定為中俄共管的烏蘇裡江以東地區。1871年,俄國趁阿古柏叛亂之際,佔領了新疆伊犁,1881年簽訂的《伊犁條約》雖然收回了伊犁,但至1884年最終確定中俄邊界,中國又喪失了數十萬平方公裡的領土。1895年,英國與俄國在倫敦訂約,瓜分了屬於中國的帕米爾高原的大部分。甲午戰爭失敗后簽訂的《馬關條約》,使台灣、澎湖於1895年后為日本佔據。帝國主義列強在沿海地區設置租界,劃分勢力范圍,形成一個個國中之國和清朝無法管轄的特殊區域。在鎮壓太平天國、捻軍、西北“回亂”中膨脹起來的漢族軍政勢力與地方實力相結合,構成了一股足以與朝廷抗衡的力量,在列強的支持、利用和操縱下,不時出現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局面。至清末,北洋軍閥和地方實力派實際上已掌握了清朝的大部分權力。當然,由於清朝形式上的統一依然存在,也可以採用一種更嚴格的計算方法,即將太平天國失敗后的1865年作為統一的恢復。但1870年阿古柏之亂使新疆分裂,至1881年收回伊犁這11年﹔1895年割讓台灣、澎湖至清朝覆滅這16年,無論如何是不能稱之為統一的。這樣計算的結果是:清朝前期的統一階段自1683年至1850年,共167年﹔后期的統一年份為1865年至1869年,1881年至1894年,共19年。兩者合計,清朝的統一階段有186年,佔清朝(1644-1911年)267年的69%。 

  中華民國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后,從來沒有能夠統一過中國。且不說台灣直到1945年才重歸祖國,就是其他地區也沒有真正統一過。北洋軍閥割據,南北政權對峙,外蒙古的“獨立”,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佔東三省,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略戰爭,國共內戰,更使中國連形式上的統一也不復存在。1912年至今自然隻能列為分裂時期。 

  根據以上論述,在以往一向當作統一時期的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清、民國共1492年間,實際統一的時間為952年,佔64%。這一結果比我以往的計算雖然隻多了2年,但無疑更加嚴密合理。 

  至於分裂階段,對三國、東晉與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的性質沒有異議,但北宋一向被當作統一王朝,而我將它劃入了分裂階段,在《啟示》一書中我已將理由講得很充分:第一,遼(契丹)建國比宋朝還早,宋朝從來沒有征服過它,連形式上的從屬關系都沒有存在過,相反的,北宋不得不承認它是一個對等地位的鄰國。第二,遼的疆域相當遼闊,而它的一部分即使按當時的標准看也應該是中原或中國。它有相當大的農業區,漢族佔總人口的多數。第三,遼的文化和政治制度雖然還保持著游牧民族的特點,但基本上接受了漢族的和中原王朝的模式,與宋朝和中國的其他政權有很多共同之處。所以早在元朝修史時,已將《遼史》與《宋史》、《金史》並列,承認它是中國的一個政權。第四,北宋遠未恢復唐朝的疆域,已沒有能力消滅業已存在的大理、沙州曹氏等政權,中間又形成了西夏政權,完全是幾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因此用中國的標准、客觀的標准進行分析,北宋時期是以宋、遼對峙為主,幾個政權同時並存的階段,而不是一個統一時期,它與南北朝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還可以補充一點:遼的疆域中包括由石敬瑭割讓的燕雲十六州,這不僅是唐朝的故土,是傳統的“中國”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宋朝一直力圖恢復的。直到北宋末年與金結盟攻遼,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收復“所有五代以后陷沒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並居庸、古北、鬆亭、榆關”。可見即使在北宋人的心目中,統一始終沒有完成,怎麼能將北宋當作統一的中原王朝呢?不言而喻,1949年至今也是一個分裂時期,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對中國大陸擁有完整的主權,但台灣的分離、葡屬澳門的存在說明統一還沒有真正實現。從公元前221年至1998年這2219年間,952年的統一的階段佔43%。如果算起清朝結束的1911年,統一階段佔45%。無論如何,統一的時間都比分裂的時間短。 

  在討論分裂的標准時,在《啟示》中曾指出:“分裂是對統一而言的,如果沒有統一,也就談不上分裂。已經統一了的政權變成幾個,或原來屬於該政權的一部分脫離了,獨立了,可以稱為分裂。但從來就存在的,不屬於該政權的地區或政權就談不上是什麼分裂。”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是否屬於分裂固然必須以歷史事實為前提,但同樣的客觀事實還取決於有關各方的主觀意願和主觀判斷。如果分裂的事實為被分裂的政治實體的雙方或多方所接受──無論是出於自願或被迫──分裂即轉化為分治、領土歸屬的改變或獨立。此后再判斷被分裂的實體是否完成統一,就不能再以分裂前的舊疆域為標准,而應調整為分裂后的新的空間范圍。例如,朝鮮半島北部在西漢時就歸入版圖,但至西晉末年全部為高句麗和馬韓所佔,公元5世紀高句麗由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市)遷都平壤,逐漸成為一個獨立於中原王朝之外的政權。北朝和隋朝都已接受這一事實,所以都將高(句)麗當作藩屬,而不是自己國內的行政區域,隋煬帝和唐太宗出兵高麗的理由也是它沒有遵守藩屬國的職責。正因為如此,判斷隋、唐是否已完成統一,不應包括高麗在內。越南北部自公元前2世紀成為西漢的郡縣,至唐朝后期還是安南都護府的轄境。天枯三年(906年),交州土豪曲承美驅逐了唐朝的地方官,自稱靜海軍節度使。五代初期,南漢曾兩次出兵取消靜海軍節度使,恢復對交州的統治,但很快又被當地人逐走。939年,交州人再次驅逐南漢,由吳權稱王。盡管以后越南還接受南漢及中原王朝的封號,但已由中原王朝的政區演變為藩屬國。對唐和南越來說,越南的獨立是分裂﹔但北宋已承認了越南藩屬國的地位,當然不會將越南與其他割據政權一樣列為統一的對象。明永樂五年(1407年)在安南(今越南)設置了交趾布政使司,安南成為明朝的正式行政區。但到宣德三年(1428年),明朝撤銷交趾布政使司,退出安南。從此,明朝與安南的關系恢復到此前的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系,對明朝來說,越南的重新獨立也不屬於分裂。外蒙古在1921年的“獨立”,對中華民國來說無疑是分裂。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美國和蘇聯的壓力下,當時的中國政府承認既成事實,從此中國的統一范圍就不再包括原外蒙古在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建交就反映了這一變化。 

  一次新的統一往往並沒有完全恢復上一次統一所達到的疆域,但如果新政權接受了這樣的范圍,並沒有進一步恢復的願望,或者作了努力而沒有成功,就可以看成完成了統一。實際上,我的劃分標准已採用了這一原則。如東漢從來沒有恢復西漢的極盛疆域,對西域地區也是“三通三絕”,后期更無法控制。西晉滅吳后,“羌胡”所據地區比東漢末年還大,東北邊界退縮了很多。在確定東漢和西晉是否完成統一時,就將這些因素排除在外。又如洪武元年(1368年)明軍攻佔元朝的首都大都后,元朝的殘余勢力逐漸退守漠北,明軍不斷發動攻勢,明朝的北界一度推進到今西遼河、沙拉木倫河、內蒙古克什克騰旗、陰山山脈和賀蘭山一線,但以后又退回到長城。既然明朝接受了北元及此后的韃靼、瓦刺存在的事實,判斷明朝是否實現統一時也就不必再考慮這一因素。所以盡管明朝的疆域比元朝的疆域要小得多,但我還是將明朝的大部分時間列入統一階段。總之,我確定的統一或分裂的標准是明確的,在判斷是否屬於分裂時比確定統一時更為嚴格。我所依據的歷史事實是人所共知的,見於常用的史籍,不會有什麼不同的理解。這就是說,我確定從秦始皇開始到目前這2219年間統一的時間有952年,已經採用了比較低的標准,而對分裂階段卻取了比較緊的尺度。即便如此,分裂的時間還是比統一的時間要長。 

  令人遺憾的是,十年來流行的依然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時間要比分裂的時間長的舊說,連一些歷史學家也一再在重復這樣的錯誤,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親自計算過統一或分裂的時間究竟有多長?或許是因為我的觀點沒有發表在權威的學術刊物上,那麼我願意用本文正式公布一次。如果歷史學家或其他學者能夠指出我的錯誤,推翻我的結論,我願意隨時修正﹔否則就應該接受我的觀點,而不能置之不理。我知道,我所揭示的事實和結論是很多人在感情上不願接受的,或者出於現實需要的考慮不予承認。但歷史事實是不能改變的,歷史規律更無法抗拒,隻有首先承認事實,才能研究和認識規律,作出科學的解釋。 

  我並不認為,統一或分裂時間的長短必然影響到“統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這一論斷的正確性,但任何對這一論斷的解釋都必須建立在前者的事實基礎之上,而不回避這一事實。 

  二、統一的范圍越大越好嗎? 

  看到過定稿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人一定會有這樣的印象:不管哪一個朝代,中國的疆域、特別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始終是非常大的。所幸在改革開放后修訂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已經實事求是地刪掉或修改了那些地圖,因為那樣一些“極盛疆域”實際並不存在,而是將一個朝代在不同年代中曾經達到過的范圍拼湊起來的,或者是根據一些不可靠的史料畫到了盡可能大的范圍。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將歷史時期的中國疆域盡可能地畫大就是“愛國”,反之當然就有“賣國”之嫌,甚至可被當作“反革命”。今天我們已經明白,這種“愛國”行動只是自欺,卻欺不了人──憑今人畫的歷史地圖絕不能向外國人要回一寸土地,無論在地圖上畫進了多少。何況歷史不等於現實,今天的領土歸屬並不是根據“自古以來”決定的。這種觀念並非“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此前早已存在,只是在“文革”中被推上了極端。正因為如此,不少人至今還存在這樣一種心態,有人就曾提出:“將歷史上中國的疆域畫大一點有什麼不好?”如果不考慮政治和現實因素的影響,這種心態的根源就是傳統的統一觀:統一總是正義的,是人心所向,符合歷史潮流,統一的時間自然越長越好,統一的范圍自然越大越好。 

  可是,我們隻要對中國的統一歷史稍作考察,就可以知道事實並非如此,而且往往會恰恰相反。否則,為什麼分裂的時間會比統一的時間還長?為什麼真正統一的中國的形成要到18世紀中葉才實現?中國歷史上的一切統一,都是以武力或以武力為后盾而實現的,結束分裂是如此,擴張領土從而擴大統一的范圍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奪取天下,恢復統一的過程中,獲勝的一方如果不想功敗垂成的話,總是要不惜一切手段達到統一的目的。秦始皇所滅的六國,沒有哪一個是自願撤銷的。有幾位國王是投降的,但都是在秦軍兵臨城下,兵窮力盡時不得已的選擇。秦朝擴張到六國以外的范圍,靠的是軍事征服,如出動數十萬大軍和百姓,經過多年的激烈戰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才將嶺南納入版圖,置為郡縣。嶺南不是楚國舊地,不能看成是滅楚戰爭的延伸。嶺南的越人絕不會主動進犯秦朝,更不會構成對秦朝的侵略威脅,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當時秦朝境內的土地還沒有充分開發,不存在人口壓力,也不存在過剩人口需要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場戰爭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越人固然要堅決抵抗,秦朝人也不會支持,所以秦始皇才要用強制手段征集土兵和安置移民。秦朝擊敗匈奴,奪取河南地(今河套地區),可以看作收復趙國舊地,但這些土地本來就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牧地,以后才被趙國拓為疆土,秦朝的收復只是趙國擴張的繼續。劉邦消滅項羽,恢復統一王朝,雖然離不開計謀,但主要還是依靠軍事手段。公元前203年的楚漢對峙中,項羽兵力不足,糧食供應將盡,漢軍也無法取勝,於是雙方達成了以鴻溝“中分天下”的撤軍協議。但就在楚軍東歸途中,劉邦就重新發動戰爭,並取得最終勝利。劉邦毀約興兵,自無道義可言,但正如張良和陳平所說:“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對統一來說,卻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同樣,劉邦消滅異姓諸侯韓信、韓王信、陳稀、彭越、黥布、盧綰,靠的也是武力和陰謀,隻有一個特別恭謹又不構成威脅的吳氏長沙國和漢朝鞭長莫及的東甌、閩越(東越)、南越得以幸存。但到了漢武帝時,東甌、南越和閩越(東越)也都先后被滅。漢朝自然會找到各種消滅它們的理由,如東甌是自己請求“內徙”﹔南越是因為相國呂嘉不願內屬,殺了國王、太后和漢使﹔東越是因為起兵反。但要是東甌不要求內遷,漢朝能容許它繼續存在嗎?如果呂嘉擁護內屬,南越國不也是被撤銷了嗎?而東越即使不反,已經滅了南越的漢軍能放過它嗎?如果說,漢朝對匈奴的戰爭是出於自衛,是必要的話,那麼漢武帝對西南夷和大宛用兵就純粹是擴張和侵略。正如《史記?大宛列傳》所說,漢武帝開西南夷的目的,一是想用漢朝的財物換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國的“奇物”﹔二是用金錢買通大月氏、康居等國,以便在軍事上牽制匈奴﹔三是佔據在西南夷地區,擴大千裡土地,將各有不同風俗、操不同語言的民族納入版圖,滿足“威德遍於四海”的願望。一、二兩項根本不切實際,當然不能實現,而武帝的主要目的還是第三項。征大宛的借口是漢使被殺,實際卻是因為漢使強求大宛寶馬“天馬”不成,辱罵對方所致。而武帝之所以決定出兵,還因為輕信了假報告,以為大宛不堪一擊,所以要將這個美差交給自己寵紀李夫人的弟弟李廣利,以便他有機會立功封侯。但這兩次戰爭卻導致了西南夷地區郡縣的建立和西域地區歸入漢朝版圖,擴大了統一的范圍。 

  應該承認,除了在少數情況下是開墾無人區外,中原王朝疆域的擴大基本上都是通過戰爭。用今天的觀點看,這些戰爭都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但我們不應該忘記,當時沒有聯合國憲章,沒有國家與國家之間平等交往的准則,沒有民族自決原則,弱小國家或民族不是被這個強國所統治,就是被那個強國所吞並,或者陷於無休止的內部戰爭。所以,隻要能導致和平和統一,能促進經濟和文化的進步,就應該得到肯定。同樣是侵略和擴張性質的戰爭,如果失敗了,沒有帶來積極的后果,就隻能被否定。如隋煬帝征高麗,元朝征安南、日本,明朝用兵越南等。 

  劉秀稱帝時,西北的竇融、隗囂和西南的公孫述都擁兵自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了集中有限的力量消滅中原的割據勢力,劉秀對他們極力拉攏撫慰,爭取他們的支持和服從。但對最終統一的目標,劉秀是毫不讓步的。在致竇融的璽書中,劉秀要他在支持隗囂或公孫述造成“三分鼎足”,還是追隨自己“立桓、文”中作出選擇,但卻明確聲明“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這就是說,他可以給有功人員“分土”,封他們為王﹔但絕不會同意“分民”,聽任國家分裂,容許不同的政權並存。建武三年劉秀答復隗囂的書信時,還給予特殊規格,給予“敵國”的禮遇,用他的字而不稱名,即沒有將隗囂當成自己的臣下,實際原因是隗囂實力不小,劉秀希望利用他來牽制公孫述,更害怕他與公孫述聯合起來。但當劉秀發現隗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加上中原地區已接近平定,自己已有足夠的力量來對付他們時,就開始“正君臣之儀”,明確要求隗囂服從。當公孫述據有益州,並不斷利用圖讖制造輿論,向中原傳播時,劉秀非常緊張,親自給他寫信,指出他對圖讖的解釋有誤,“公孫”應該是指漢宣帝,命中注定要代漢的“當涂高”也不是公孫述,並且發出警告:“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結果是,除了主動歸順的竇融得到保全外,隗囂與公孫述都先后被消滅。而竇融的生命和榮華富貴的延續,也是以徹底交出軍政權力為前提的。隴、蜀平定后,劉秀立即召竇融與所屬五郡太守進京。竇融一到洛陽城門,就將涼州牧、張掖屬國和安豐侯印緩上交。劉秀退還了隻代表俸祿的侯印,同意竇融辭去這兩個集軍政權力於一身的職位,封他為位尊而無權的大司空。劉秀的統一目標是堅定的,對阻礙統一的勢力不惜以武力清除。相比之下,隗囂與公孫述卻滿足於分裂割據,毫無進取,以至身敗名裂。隗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曾擁有十萬大軍和大批投奔他的“三輔耆老士大夫”,“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在他陷於絕境時,將士仍為之死守,甚至不惜以自殺向漢軍表明態度,不可謂不得人心。隗囂雖不願放棄割據,卻從來沒有不利於漢朝的企圖。對這一點,劉秀是清楚的,所以他不得不承認隗囂是“長者”。公孫述也滿足於關起門來稱王,一次次喪失與劉秀爭奪天下的時機,坐待劉秀在消滅其他割據勢力后的最后一擊。從道義上說,隗囂、公孫述與劉秀之爭不存在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但從統一與分裂的角度看,劉秀致力於統一,而隗囂、公孫述既抵制劉秀的統一,自己又不願從事統一,他們的滅亡是必然的、合理的。反之,如果劉秀容許這種局面存在下去,不僅東漢政權未必能鞏固,戰爭不會斷絕,而且漢朝的疆域或許從此就分裂為不同的國家,或許就沒有今天的中國了。處於分裂時期的帝王,凡是安於自保,滿足於割據的,至多隻能在短時間內保境安民,保全本家族,他們最好的下場是“識天命”,向獲勝一方投降,否則就隻能國破家亡。擁有軍事優勢的君主如果沒有統一的雄心,或者幻想與對手長期共存,就不僅會喪失時機,推遲統一,而且還可能使形勢逆轉,招致失敗。致力於統一的君主,不管他們是出於什麼目的,也無論他們本人的道德和能力如何,都能更大地推動歷史進程。當然他們不可能都是成功者,但成功者必定出於他們之中。曹操在赤壁之戰中、苻堅在淝水之戰中未必不能取勝,他們所擁有的優勢未必不如司馬炎伐吳、隋文帝平陳,如果他們勝了,歷史就會重寫,對他們的評價也會截然不同。 

  當趙匡胤建立宋朝時,同時存在的割據政權還不少,其中有些政權的君主自知不是宋朝的對手,但又幻想通過順從來維持割據,但最后還是逃脫不了覆滅的命運。南唐后主李煜對宋朝可謂恭順:宋朝要求將其軍人在南唐境內的親屬送去,他照辦了﹔每次得知宋朝出兵獲勝或有喜慶之事,必定會派特使祝賀,獻上珍寶﹔見宋朝滅了南漢,又主動請求除去國號,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請下詔書時直呼其名,國內的機構也全部降格。但這一切都不能推遲趙匡胤的統一步驟,為了取得出名的借口,他要求李煜“入朝”,即要他主動交出政權投降。在宋軍兵臨城下,金陵危在旦夕時,李煜派徐銥求見趙匡胤,作最后一次請求。徐鉉說:“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趙匡胤的回答直截了當:“你說父子能分為兩家嗎?”(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一個月后徐鉉再次出使,請求趙匡胤保全南唐,並不斷爭辯。趙匡胤大怒,按著寶劍說:“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趙匡胤追求統一,自覺理直氣壯,問題根本不在於南唐有沒有罪,而是必須天下一家,既然李煜不肯主動取消南唐政權,就隻有出兵消滅。李煜的悲劇就在於不認識統一的大勢,妄想通過恭順和哀求苟延殘喘﹔明知自己絕無能力,卻要作無謂的抵抗﹔最后隻能帶著如“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哀愁,不明不白地客死異鄉。還有人作更愚蠢的選擇。在南唐舉國投降時,江州指揮使胡則殺了刺史謝彥實,固守達四個多月,最后城破被殺。胡則的忠誠或許能成為道德的典范,他求仁得仁,可以死而無憾,但滿城百姓卻因此而遭宋兵搶掠后被殺。吳越國主錢?叔比李煜更知天命,識時務,趙匡胤一登帝位就派特使致賀,以后每年朝貢。趙匡胤征南唐前,給錢?叔封了一個“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要他出兵助戰,並預先派人告訴他不要聽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類話的欺騙。錢?叔不顧大臣的勸阻,親自率五萬大軍攻下南唐的江陰、宜興、常州。李煜致書相勸:“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勛,王亦大梁一布衣耳!”錢?叔非但不予答復,還將此信上交趙匡胤,以表忠誠。趙匡胤要這位立了“大功”的“元帥”來開封相見,保証一定讓他及時返回,並表明自己已在上帝前立誓,決不食言。錢?叔隻得帶妻兒入朝,兩個月后果然獲准回國。臨行時趙匡胤賜他一個密封的黃包袱,讓他在路上悄悄打開看,竟都是宋朝群臣要求將他留下而上奏的章疏。兩年后,錢?叔又去朝見宋太宗,當時正值原來割據漳、泉二州的陳洪進獻出屬地,他趕快請求撤銷封他的吳越國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將軍隊交給朝廷,容許他回國,遭到拒絕。錢?叔認清形勢,上表獻出境內的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錢?叔和子侄、親屬、下屬都受到破格封賞,但不久,由l044艘大船組成的船隊將錢氏直系親屬和境內官吏全部送往開封。十年后,宋太宗親自為錢?叔的生日舉行宴會,當晚錢?叔突然死亡。此時離最后一個割據政權被滅已有九年,他這個歸順的典型大概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意義了。 

  這樣的例子在中國一次次恢復統一的過程中俯拾皆是,卻從來沒有出現過真正的和平統一,或者雙方經過談判實現平等的合並。歷史上的南北朝,最終都是北朝吞並南朝,連宋遼對峙的結局也是北方遼的繼承者金滅了南方的宋朝。其他的統一過程中,無論同時存在多少分裂割據政權,總有一二個具有起著關鍵性作用的政權,如秦漢之際的楚(項羽)、漢(劉邦),兩漢之際的東漢(劉秀),十六國的前秦、北魏,五代結束時的宋。開始時,它們往往只是眾多割據政權中的一員,但一旦它們開始吞並和統一的進程,軍事和政治上的優勢就越來越明顯,它們與其他政權間的主從關系也越來越明確。其他政權能爭取到的,不是平起平坐,也不是長期共存,而是苟延殘喘,或體面的投降。它們中間不乏錢?叔那樣順應形勢的人,但也有胡則那樣對抗到底的人。他們的個人下場固然不同,但前者無疑能減少統一過程中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正因為統一必須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物質基礎,必定會付出生命和財產的巨大代價,所以,成功的統一者都會審時度勢,選擇最合適的時機,並確定最適當的范圍,而不一定要完全恢復前朝的疆域,更不會貿然發動擴張戰爭﹔必要時還可以放棄原有的領土,縮小統一的范圍。 

  面對匈奴的大舉南下,漢高祖劉邦曾親率大軍抗擊,但在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被圍,以失敗告終,此后對匈奴隻能實行和親,用金帛美女來換取邊境的一時安寧。對趁秦朝覆滅之機據有嶺南的趙倫,劉邦也隻能承認現實,以贏得名義上的君臣名份。漢武帝滅南越后,疆域隨之擴大到海南島,在島上設立了兩個郡。但由於治理不當,引起島上土著居民激烈的反抗,漢朝不得不於初元三年(前46年)放棄了對該島的統治。漢光武帝劉秀對匈奴也採用了撤退緣邊郡縣的辦法,直到匈奴內亂,南匈奴歸降后才恢復西漢舊地。而當西域諸國要求漢朝重建都護府時,劉秀也不得不暫時放棄對西域的控制,將自己的統一范圍限制在玉門關以內。據說宋太祖趙匡胤曾經用一把玉斧,在地圖上沿大渡河劃了一道界限,表示他容忍大理國的存在。無論這一傳說是否確實,宋朝始終沒有消滅大理的企圖。如果說明朝初年還有過徹底消滅殘元勢力的打算,宣德以后就滿足於以長城為界了。至於包括今新疆在內的西域地區,就是在明朝軍事實力鼎盛的太祖和成祖期間也沒有列為統一的范圍。不僅實現統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就是維持統一,也要有充分的物質條件。一般來說,一個政權要維持對一個地方的統治必須保証兩個基本的條件:保持暢通的交通線,當地能夠供養本地人口和派駐的行政和軍事人員。沒有前一個條件,就無法上通下達,中央政府就不能有效地進行管轄,當地政府也不能得到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必要的資助,統一和歸屬就毫無意義,時間一長必然會導致自治或分治。如果再有外部勢力的影響,就會演變成分裂。后一個條件同樣重要,因為如果一個地方一直要靠外地提供糧食或物資,成為國家的財政包袱,中央政府就會重新考慮將這塊地方納入版圖的必要性。有時非經濟因素會起主要作用,如對軍事要地、重要交通線、重大紀念地、地緣政治上的敏感地區等,可以不考慮當地的供養能力,甚至不惜一切代價,但這樣的地方是很有限的,並且不能超過這個政權可能征集到的人力物力。否則,中央政府負擔不了,也必定招致臣民的反對。 

  歷代中原王朝的軍隊不止一次到達蒙古高原,有時已經征服了當地的游牧民族,但一般都沒有在那裡久駐,更沒有設置正式的行政區域,主要原因就是那裡不適合農業開發,不能生產出足以供養常駐軍政人員的糧食。當然,有些地方並非絕對不能開墾,但由於氣候寒冷干旱,生產成本高,產量低,在內地還有大片土地沒有開墾,人口壓力並不嚴重的情況下,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在公元前1世紀漢昭帝召開的鹽鐵會議上,對漢武帝開疆拓土的批評就集中在這一方面:“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沖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皋河濱,而田於嶺?菹澤也。轉倉凜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繇賦,邊民苦於戍御。力耕不便種朵,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后衣。”中原王朝對西域(狹義的西域,指今新疆及中亞相鄰地區)的軍事控制開始於公元前1世紀的西漢,但除了隋、唐曾在今新疆東部設立過正式的行政區域外,都只是以設立都護府一類機構進行軍事監護,甚至對西域的控制權也可有可無。但從西域的地理條件出發,我們就能理解當年統治者的苦衷:要在這200萬平方公裡的遼闊土地上維持正常的行政治理的成本實在太高。直到今天,離開了飛機、火車、汽車等現代交通工具,我們還很難來往於相距數百公裡、相互隔絕的綠洲之間。根據《漢書?西域傳》的記載,當時很多“國”的人口隻有數百,而離都護治所卻有一千多裡,離開首都長安更有萬裡之遙,真要像內地的郡縣這樣治理的話,需要多少人力物力來維持交通,保証人員來往?不用說得不償失,就是把一些小“國”的人口都用上,大概也無濟於事。 

  即使在18世紀中葉乾隆平定天山南北路,將新疆完全納入版圖后,也沒有建立統一的政區,而是分屬於伊犁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和甘肅省管轄,本地的伯克的特權 
 

(責任編輯:綠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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