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秋天，是王世襄先生悲欣相交的季節。相依為命、患難與共幾近六十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於10月29日故去，留下他孤獨地面對窗外枯葉飄落。也在這個秋天，世界著名的文化獎項之一——荷蘭克勞斯親王獎，在10月宣布，將最高榮譽獎頒發給他，獎金為10萬歐元。今年該獎的主題是“工藝的生存與創新”，所關注的是對傳統工藝和手工制品的改進，把最高榮譽獎頒發給王世襄，是為了表彰他“對中國工藝的專業與創新性的研究”。隨后，在北京嘉德秋季拍賣會上，“王世襄袁荃猷藏品”成了炙手可熱的珍品。一把唐代“大聖遺音”古琴，竟拍到了800多萬元的天價，他們的藏品一共拍到了6000多萬元。重要的也許並不在拍賣價格，更在於痴愛文化的他，在多年沉寂之后，終於在新的世紀達到了聲名的鼎盛。這是時間給這位89歲高齡老人的最好回報。 
    第一次拜訪王世襄，是在八年之前，為寫作黃苗子、郁風的傳記而去採訪他。他們是鄰居，一起居住了將近二十年，有著深厚的友誼。第一次談話中，他講的一句話，我至今記憶深刻。在問起他的愛好和學術研究時，他這樣說：“我這個人，熱愛文化愛到了極點。不管在什麼時候，都關注文化。一個時代，需要一些文化人。”
    “熱愛文化，愛到了極點！”說得真好。
    許多年來，人們常常強調精神、思想的戰斗性，文化情懷則總是作為陪襯角色退隱在幕后。有時為了突出斗爭性、革命性等，甚至貶斥個人的文化情趣和愛好，傳統文化中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民俗、工藝等，更是貶斥為低級趣味或者沒落情感。結果，導致精神生活過度政治化並極度扭曲，社會生活、文化情懷則明顯“貧血”。其實，即便如魯迅這樣的偉大戰士，他的文化情懷與他的精神力量也是相輔相成的。抄碑帖、收藏漂亮紙箋、熱衷裝幀設計和印刷美觀的魯迅，與橫眉冷對的魯迅，本是有機的結合。
    在眾多文化老人中，王世襄絕對是一個特殊的“另類”。他在京城有“大玩家”的美稱，就是這個玩家最終成了收藏家、學問家。我寫過一本王先生的畫傳，當時一直為書名難定而躊躇。“聽鴿哨悠悠”，太輕飄﹔“一個文化另類”，雖時髦卻概括不全﹔最后無奈之下定名為“找一片自己的天地”。現在來看，即便這個書名也顯得空泛而無個性。
    在這個秋天，突然想到了他最初對我說的這句話——“我熱愛文化到了極點！”這本是一個多麼好的題目，我當初為何沒有想到？
    於是，我把與他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一部分，經他審定后發表以饗讀者。我選定這句話做文章的標題。在老人的娓娓細談中，我們不難看到，一位歷盡磨難痴心不改的文人，如何以他獨有的方式將傳統與現代相互銜接，並在這一過程中將一個文人的生命價值充分地體現了出來。 

    1，2000年4月26日，北京芳草地王家寓所

李：在我認識的老人中，你大概是真正的老北京吧？
王：我祖父那一代從福州來到北京，到我是第三代。
李：那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芳嘉園的小院是你們家什麼時候買的？
王：生我的時候，父親買芳嘉園這所房子。修好后，我已出生。八九歲時，我父親到任駐墨西哥使館公使，兼理古巴事務。我得了猩紅熱，初愈不宜遠行，母親為了我留在上海。我得了猩紅熱。十歲從南方回到北京，然后二十多年一直沒動。
父親駐墨西哥兩年，回國后的職稱為“待命公使”，隨時有可能出使。考慮到要帶我們出國，就把我送到干面胡同的外國學校念書。那是一家美僑學校。這樣，我從小就學了英語，講得很流利，用英文演講沒有問題，別人還以為我是在外國長大的。
李：你父親又出去過嗎？
王：父親后來到北洋政府孫寶琦執政時擔任國務院秘書長，就沒有再出國。
李：聽說你母親娘家也是望族。
王：母親一家有錢。外公在南潯鎮。發了財的是他的父親，做蠶絲生意。外公沒有出過國，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辦電燈廠，投資開西醫醫院，把幾個舅舅和我母親一起送出國，到英國留學，那還是十九世紀末。
李：你們王家在福州影響大嗎？
王：高祖王慶雲在《清史稿》中有傳。他編撰過一本書，《石渠余紀》，講清初至道光時期的財政，是研究清史必讀之書。太平天國時期，他負責理財，還擔任過陝西總督。祖上於明代到了福建，是福州的大家族之一，當時有名的家族是沈、鄭、林、王等。 
祖父的哥哥、我的伯祖王仁堪是丁丑科狀元（光緒三年，1877年），任鎮江知府，是有名的清官。他曾上條陳勸阻慈禧修頤和園。調任蘇州知府，一年即去世。父親的弟弟王允恭參加同盟會，與黃興一起參加了辛亥革命，后在駐蘇聯使館擔任過武官。后來死在南京。
李：看來你沒有繼承你們家從政的傳統。
王：（笑）父親不讓我進官場，認為沒有意思，不如學一門技術。
李：你小時侯家裡對你管得嚴嗎？
王：父親他讓我學醫。我從小學到大學畢業，全玩了。從小學英語，講得流利，但寫不好，名著也讀得少，比起同學來要差，我不用功唄！但每天從學校回家后，家裡給我請最好的古漢語老師，學什麼經學、史學、小學、音韻等，我學不進去，隻喜歡古詩詞，連歷史我也沒好好學。醫學預科念了兩年，功課多門都不及格，本來應該是三年后進協和醫院，結果被涮了出來。燕京大學規定，如有兩門不及格就退學，但其他課如有分就可以繼續念。這樣，第三年又轉文學院，當時同學有后來的《文心雕龍》專家楊明照，史學家王鐘翰等。老師有郭紹虞、容庚、鄧之誠、王力、陸侃如等。 
李：都說你是大玩家，金魚、蟋蟀、鴿哨、葫蘆、竹刻、鷹、犬、古董，太多了。人說玩物喪志，但你沒有喪志，還成了大學問家。
王：1939年母親去世，對我打擊很大，覺得家裡這麼重視我的學習，我愧對他們。於是，我開始研究畫論。燕京大學沒有美術系，我在文學院做的算是跨學科題目，學校同意了。 三年獲得碩士。我一直到進研究院才開始念書。
燕京有一個哈佛燕京學社，每年派學生去哈佛念博士，齊思和、周一良、翁獨健等都是這樣去的。1941年我快畢業時，課分不錯。討論時，有人提議要我去，因為燕京沒有藝術系，難得有一個學生研究藝術，可以派他去。歷史系主任洪業（煨蓮）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學社負責人，和我們家很熟。他說我精力過人，但不務正業，這兩年稍微好一點兒。如果真正用功，以后會有成就。我認為他是個未知數。我們的獎學金有限，不能押在一個未知數上。后來有一天他碰到我，說：“你留學的事讓我否了。你好自為之。”我回家后告訴父母，他們說洪先生很正確，要是我們也會如此。
1980年，是解放后我第一次有機會出國。當時文物局在美國辦展覽。到波士頓，我見到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我說要見洪先生。費夫人開車送我去。當時我還沒有多少成果，隻帶了一本油印的《髹飾錄解說》給洪先生看。他很高興，又講起當年否定送我赴美留學的事。他還哈哈大笑，說：我沒說錯吧，隻要努力還會有成就的。這是我最后一次見他。
李：他說得的確不錯。《畫論》寫完了嗎？
王：《畫論》是一生中最難寫的一個題目，涉及哲學、歷史、藝術許多學科。研究院畢業時隻寫到宋代。離開學校后，父親鼓勵我把書寫完。41、42年兩年，靠父親養著把全稿寫完。后來又害怕說是唯心主義，至今未出版。
李：現在應該會有機會出版了。
王：1943年《畫論》完成后，父親讓我找工作。我不是進步學生，就繞道河南、陝西到了西南。我到南方去，行程一兩個月。我到成都燕京大學分校，校長是梅貽奇，他留我當中國文學助教。我不願意，到了重慶，在故宮的辦事處見到了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馬先生與我父親是小學同學，他在故宮接待外賓時，還請我父親來任翻譯。馬先生是看著我長大的。馬衡給我一個秘書職位。南遷的文物，分別放在樂山、安順、峨眉山的山洞裡。我提出看文物，但戰時不能看，我就不願意當這秘書。我想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當時所長是傅斯年。梁思成帶我去見他。傅斯年對我說，燕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不配到我們這兒來。
李：沒想到傅斯年有這種偏見，你還被拒絕過。在這之前你和梁思成熟嗎？
王：我哥哥在清華大學與梁思成是同班同學，一個宿舍住。他在燕京大學歷史系教過書。梁思成的姐姐是我母親好友，我和梁先生的妹妹、外甥都很熟。梁先生收留我參加營造學社，呆了兩年。從1943年到1944年。
李：營造學社主要從事建筑考古，這與你的研究有關系嗎？
王：還是有關系。當時李庄集中了不少高級知識分子，同濟大學、營造學社都在那裡。我到了李庄，研究古代建筑，也就與之有了關系。梁思成當時在李庄和重慶之間來回跑，抗戰后期，他曾油印了一本小冊子，把中國應該保護的文物列出來，送交政府和盟軍在重慶的指揮部，裡面還有他認為應該避免轟炸的日本文物地點。我自己還保留了這本小冊子。

2， 000年9月24日下午，芳草地王家寓所

李：從苗子、郁風他們那裡聽到不少你的故事。說你對五十年代在故宮受到的打擊感到最窩火。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王：1952年開展反貪污、反浪費之類的“三反五反”運動，當時我在故宮工作。結果我被關押到東岳廟。搞逼供信，窮追猛打，疲勞轟炸。
李：是什麼罪名？
王：我經受的文物回收多，功勞反倒成了罪過，還懷疑我。
李：到底怎麼逼供信？
王：有一個李連鏜，喜歡收集小絲繡，譬如繡像，經版，都是錦緞的。還有各種荷包，當時這些東西很便宜。在故宮他買時也給我看過。故宮逼他沒辦法了，他隻好交代是偷來的。我那時對黨充滿崇高敬意。心想毛主席說要實事求是，他們胡說，我就應該糾正。你看我天真到這種程度！看姓李的這樣說，我就向組織匯報，說李的那些東西都是買的，不是偷的，因為故宮藏品中沒有這種東西，而且在他買后都給我看過。結果還說我是破壞運動，單獨開大會批判，甚至還擺出要槍斃我的陣勢。
李：是在哪兒開大會？是在故宮還是哪裡？
王：我們在東岳廟開全體大會。我不知道要說假話，反而說真話不行，實事求是不行。許多人都是胡說八道。一個姓季的編了一大套。說有王世襄，有他，一起拿鑰匙去偷偷開櫃子，開開了，拿出來，最后又擱回去了。一個姓毓的，名金毓鋆，實在被逼得沒轍了，上廁所也有人跟著。隻好對一個真偷了文物的人說：你把你偷的東西勻一點兒給我好不好？你看，情況就是這樣。此事后來成了笑話，逼得向賊勻贓，豈不是笑話？可見逼供信要不得。國家明明規定不准逼供信，事實上是徹頭徹尾地逼！
李：真是荒唐得很。這種事現在的年輕人根本不相信有，還以為是編的。你被關了多久？
王：在東岳廟我被關押了四個月，然后又關到公安局看守所，上銬子。在那裡我被關了十個月。朱家溍被關了一年半。
李：查出你什麼問題沒有？
王：根本沒有。他們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鋪查了，沒有找到我的問題，家裡的東西全抄走，后來才退還。我終於被放了，因為我確實清白無辜。但至今沒有任何結論和說法。
李：放出來回故宮了？
王：沒有。放回來后，到文物局去報到，不要我，說是要我到勞動局自謀生路，故宮不能回了。這簡直是我的奇恥大辱！不僅僅是我，朱家溍也要自謀生路，離開了故宮。
李：這該是故宮的損失。不過那個時候這不重要。
王：這次變故對我是很大的打擊，情緒也受到最大的影響。1948年我獲得美國洛克非勒基金會的資助到美國考察，我在國外時幾所大學請我去當副教授，我沒有考慮，還動員一個堂弟學習文物保護。他學習的是化學，我動員他也回來搞文物保護。我滿腔熱忱為故宮工作，可是三反五反卻給我這樣的打擊，那麼不講情理。從此，我自己干自己的。想想從抗戰勝利后，我在故宮，不搞研究，而去修庫房，做櫃子，設計制定登記辦法，整理卡片和資料分類等基礎工作，一心想搞成一個現代的博物館，沒有半點私心。但結果是這個下場，很喪氣，萬念俱灰。正好我在關押期間患了肋膜炎，就在家養病。后來音樂研究所的楊蔭瀏要我到他那裡去，我不識五線譜和工尺譜，他就要我負責辦古代音樂史陳列，編古代音樂書目，研究陳暘《樂書》，古琴文獻等。就這樣我開始了古代音樂的研究。吳景超任院長后才把朱家溍請回故宮。吳曾多次要我回故宮，一直找到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等。但音樂研究所不肯放，我也有情緒，沒有回去。吳聘我任故宮顧問。后來反右我劃了右派，故宮自然不再調我回去了。
李：古琴也是那時開始收藏的？
王：對。我過去就愛小文物、標本、參考品，但有研究價值的東西。被釋放回來后，我反而買得更多了。當然，受經濟能力的限制，隻買小的，破爛家具等。值錢的文物我當然買不起。1957年，大鳴大放，我提意見，意見是沒有証據，不該關我十個月。結果又成了右派，出去勞動，沒有不歧視的。到1962年我摘帽子那天調我歸隊，回文物單位工作。於是，我離開十年后又回到文物局，征求我的意見是否回故宮。我不去，便去了文物研究所。我要出一本書，《明代鴿經》鴿子圖與文字對照，考証，是填補空白的書，我是認認真真去做。請朱桂老（朱啟鈐老先生）寫序，先印了一本油印本，中華書局要給我出版，我向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請示，他不同意在中華書局出版，說這書屬於我們文物局范疇。這一拖就拖到了八十年代才出，而且不讓放圖片。這是有意識地壓制人。 “四清”、“文革”，什麼也做不了，一直受歧視。在文物所到處買書，但不讓參加整理出版，專著更是出不來。我去干校前肺病犯了，工宣隊還要我去。結果在那兒養好了。我在那裡放牛，種地，種菜，下湖，種水稻，一共有三年半，1973年才回到北京。
李：你還真是“大器晚成”！三十年代開始做研究，到八十年代才開始出書。但每出一本都要引起反響，被認為是填補空白的專著。
王：我沒有想那麼多。我寫與民俗有關的事項，包括過去玩的東西。我不喜歡一小段一小段地寫，要寫，我要深入其境才寫，才有意思。我有生活。
李：你說過你做研究重視材料。怎麼去找？
王：有些材料不是想找就可以找到的，是平時積累的。你看葫蘆是中國的特例，外國沒有。我和外國植物學家談過，他不相信生物的果子會在模子裡長大，還有花紋圖案。其實清代宮廷裡大量種植，是中國的特創。一直到六十年代，我就很發愁，沒人種葫蘆了。你想，那時候，連養雞、種菜都不允許，誰還種葫蘆？下一代就不知道了。我生怕這門工藝絕種。六十年代我寫一篇文章給《文物》雜志，題目叫《說匏器》，編輯部不敢用，退稿。
李：為什麼？
王：怕挨批。我把這篇文章一直留到1979年，故宮的院刊復刊，我才拿去發表在第一期。從此，匏器重生!現在到處都有種的，成為一種重要的工藝品。
李：“文革”期間你的景況怎麼樣？
王：四清、文革，什麼事也做不了。一直受歧視。在文物所，派我到處買書，用自行車馱回所，但不讓參加整理出版，專著更是出不來了。這是當時所長的安排。“文革”中我去干校前肺病犯了，有空洞，工宣隊一定要我去。結果在那兒養好了，也算命大。我在那裡放牛，種地，種菜，下湖，種水稻，一共有三年半。1973年回京。我看得開，同時我堅決要養好身體，因為有許多積累的材料還未寫出來。干校時，我寫過一首小詩，名之曰：菜花精神。詩曰：風雨摧園蔬，根出莖半死。昂首猶作花，誓結豐碩子！這是我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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