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收到家人所寄國內剪報中有一則四方寸小紙片的剪報：

    《郁曼陀先生傳》碑在西天目發現
    這則“本報訊”原載今年(1989年)9月5日《杭州日報》，其中報道：“這塊用石灰石制成的碑，高一百一十三厘米，寬五十二厘米，全文共五百四十八字，用楷書寫成，字跡清晰。它立於 1944年，詳細記載了郁曼陀先生的經歷和業績，以及殉國年月”。此外並未提到立碑者和撰寫者的名字。
    這不能不引起我的驚訝和猜測，我從來沒聽說過有這麼一志願為父親樹立的刻碑。惟一的是，家鄉浙江富陽縣參議會於抗戰勝利后的1947年，在鸛山腳下鬆筠別墅大門前建立的“郁曼陀先生血衣塚”前所立的碑，碑文是郭沫若先生撰稿，馬敘倫先生用楷書書寫。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塊碑和血衣塚已被徹底搗毀，盡管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據上海市報告批准郁華 (曼陀)為烈士，頒發給家屬的烈屬証上還有毛澤東的簽名。“文革”后的1977年我和母親回到家鄉，富春江依然環繞鸛山流去，而半山腰上的血衣塚舊址卻已成荒草廢墟。問縣府和鄉人，那塊碑十年前被砸破，斷石也蕩然無存。幸好母親手中存有馬敘倫先生書寫的原稿，捐獻給富陽縣政府，又經過當地各界人士五六年的磋商籌備，終於在1983年在鸛山上辟為公園的鬆筠別墅舊址建成紀念郁華郁達夫烈士的雙烈亭，並重刻了一塊“郁曼陀先生血衣塚”的碑，立於原血衣塚舊址。
    然而，這塊新發現的碑是否就是原來的血衣塚碑呢?如果是，記者總不會不寫上郭沫若撰文的吧?原碑是橫幅，高約一米，寬約一米五左右，新發現的卻是立幅，隻有五十二厘米寬。而且是“字跡清晰。它立於1944年”，原碑卻是立於1947年。看來即便是斷碑一半也不像。
    無奈我遠在南半球，無法向杭州了解真相和詳情。自從不久前來到澳大利亞，環境和思緒都不復先前，現在正是江南的初秋，這裡卻是春盡面臨炎夏。太陽每天雖從東方升起，卻不是由左向右轉向南方，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轉到北方再向西方落下。思念起國內親人朋友和富春家鄉，就好像遠在夢中，如同隔世。
    想到父親呢，更是如同隔世的隔世。1939年11月23日，他在上海被日本佔領軍和漢奸政權設在租界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的特務機關派人暗殺，至今已整五十年了。
    記起去年在北京遇到《上海灘》編者約稿，談起今年是父親殉難五十周年，作為抗日戰爭中第一個在上海殉職的法官，《上海灘》應為文介紹，而作為他的女兒我應該寫。可是事隔一年，又遠離祖國到了南半球，突然收到這張小紙片剪報，便引起種種猜測和冥想。
    1944年杭州還在日軍佔領下，竟然有人敢為一位被當局者置於死地的人樹碑立傳，從擬意、設計、撰寫到刻在石頭上成為碑，並把它樹立在離杭州城不遠的西天目山，這一整個過程都要擔當風險。然而竟有人──也許不止一個人這樣做了，不為名，不為利，無非隻為給后世人知道曾經有過這樣一位在敵人漢奸的威脅下“守正弗撓，烈烈以死”(柳亞子為郁曼陀詩集寫的序文)的法官，同時也給當道反顏事仇的敗類以震撼。
    如今要全面介紹父親的生平事跡是困難的，因為手邊沒有任何材料，連他的詩集也沒有。但對父親的恍如隔世的懷念，不能不聯系到對上一代知識分子面臨生死抉擇的心路歷程的理解，無論是對是錯，記下一二也許不是全無意義的吧。
    作為子女，總是很難全面客觀公正地理解父親。每一代人都戴著與生俱來的一直隨著他生長的整個時代社會賦予他的有色眼鏡，在生活距離中越是親近，越是會通過有色眼鏡放大一點不及其余。譬如我二十歲左右時，隻看到他對我的革命“自由”的限制，心目中把他放在阻礙社會前進的位置上，而從來不理會他在同樣二十歲時已經和梁啟超等革新派站在一起爭他的和社會的自由，也不理會他五十歲的當時站在復雜斗爭的焦點和前沿所處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直到我於上海淪陷后，自以為不顧生死奔向抗戰離家而去。父親留在“孤島”卻巍然以身殉國，當時對我的打擊不僅是失去父親的悲痛，而更使我愧悔不已的是自己沒有真正理解父親。
    如今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比父親在世的年齡更長了──父親殉難時隻有五十六歲。隔世的懷念的遠距離，使我似乎更能清晰而扼要地回想父親的一生，仿佛更親切地接近他了，比較能夠客觀地理解他了。
    從我讀小學的時候，常聽到親友中的公論，一致贊揚父親是郁家的孝子賢孫，我心想這是老封建那一套，可是我卻喜歡跟父親回富陽老家看望奶奶和阿太(太祖母)，不但因為有香泡(柚子)、栗子、雲片糕等好吃的東西，而且那座破舊的老屋很有意思，父親和二叔三叔在那裡出生，符合父親講的他小時候的故事。樓上黑洞洞的堆放著竹簍瓦缸和農具，父親說這裡住著一條大蟒蛇是家神，奶奶和阿太不許動它。我和弟弟總想等著它出來看個究竟，又怕上樓要走過阿太的床前。阿太白天也睡在她那深藍色夏布蚊帳裡，父親要買個珠羅紗蚊帳給她，她堅決不肯要。可是我們沒吃到父親小時候惟一送飯的菜──腌過的莧菜管，奶奶老愛說：“透鮮啊!”實際上是窮人把菜市上人家扔掉的老菜莖撿回來用鹽腌的，而這時家裡已不再吃這個了。
    我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是在父親帶了三叔和母親第二次去日本考察司法回國以后，他在大理院當推事並兼在朝陽、法政等大學教書。他第一次去日本是考取杭州府官費留學，在此之前是府道試第一名的秀才，父親能夠當上一名知識分子是全靠不識字的祖母。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私塾執教的，兩代都早死，留下兩代寡婦，本不可能供孩子讀書了，可祖母堅持要孩子讀書，寧願勞苦為人洗衣縫補。
    30年代初，父親調任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長，他以月薪積蓄在富陽鸛山造了鬆筠別墅給祖母養老並給二叔養吾醫生當診所。抗日戰爭開始那年冬天，杭州富陽淪陷，祖母固執，死也不肯跟二叔離家逃難，她說：我還有一個兒子是法官，一個兒子是作家，日本人來了還該向我下拜呢。日寇真的來了，就佔據了鬆筠別墅，命令祖母侍候炊飯，她不肯，帶了炒米逃匿鸛山后面樹叢中，竟凍餓而死。父親過了很久才知道，悲痛不堪，直到他殉難前那一年中，家人在他面前不敢提起祖母。
    他對祖母的感情遠遠超出一般的孝心，他認為自己生根立命的知識、信念和為人處世的准繩，這一切都是來源於祖母的堅持讓他讀書。
    我們小時候對父親心目中的尊崇、愛好和歸宿的理解，除了祖母神聖不可侵犯之外，家鄉富陽富春江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父親終年喝著家鄉的茶，最受歡迎的客人是富陽來的，父親立刻說起富陽土話問他今年雨水如何，收成如何，腌了幾條火腿等等。他畫的山水畫和作的詩都是懷戀家鄉，他最崇拜的畫家是畫富春山居圖的黃公望，他講得最精彩的故事是嚴於陵和漢光武皇帝同榻而眠，一翻身竟把腿壓在皇帝身上，因而天上的客星犯了帝座。自然他也講富春江上游嚴州府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了頭發的故事，端午節為什麼要吃粽子的故事。那時是在北京一個四合院裡，夏夜的螢火虫伴著滿天星，“小院深深月到遲，冰茶雪藕納涼時”(父親的詩句)，我和弟妹們圍著父親倚靠的竹床，每晚都要聽幾個故事。記得有一回我問他：
    “岳飛、文天祥、屈原都是大大的忠臣，為什麼皇帝都不喜歡他們呢?”
    他笑了，一時答不出來。也許他認為說了小孩也不能理解。后來他從反面說，嚴於陵不是皇帝不喜歡他，而是他不喜歡跟皇帝去做官，寧願自己在富春江邊釣魚。
    這正是北伐戰爭之前軍閥混戰的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忠君愛國思想早已起了變化。父親在日本留學的青年時代正在醞釀辛亥革命，他曾是激進的革命派，經常著文作詩在報刊抨擊腐敗的清政府。民國初年再度赴日考察回來，當上一名小京官，對參預政治已無能為力，便寄情於山川文物，把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精華所尚──最崇高的氣節操守當作個人修養品性的追求。這其實是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所推崇的，隻不過有或多或少或真或假，或在口頭或貫徹於行動的區別而已。對於父親來說，除此之外還有一條，就是對他所學和事業的執著，形成不可動搖的職業道德和信念，法律尊嚴，以法治國。到了今天的遠距離才看出，這就是父親一生借以安身立命的兩條主線。
    因此，他的一切行為思想都可以從這兩條線得到解釋。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他正在沈陽任最高法院東北分院刑庭庭長，日軍佔領了沈陽，軍部通知法院指定要郁華留下“有要職委派”，他立即星夜隻身逃到皇姑屯，藏在農民家裡，換裝逃回北平。那時母親和我們孩子們並未去沈陽。
    他每日去法院辦公兼在大學講課，數十年如一日，還要挑燈寫作《刑法總則》和《判例》(未曾出版)。
    在北平每周日家中常有畫家詩人雅集，我記得的有湯定之、賀履之等，余紹宋也有唱和往來，后來到上海參加了柳亞子先生倡立的南社。
    躲避官場應酬，不參加黨派活動，不願結交律師，連近親舊友為人托情，也必遭拒絕。
    對國家、政治頗感失望，抒發感情惟有畫富春江山水和作詩：“已為憂亡生白發，尚傳買斗費黃金。同群忽發泥山嘆，誰識經生憤世心。”
    然而生活中的現實常和他的主線沖突，不可能沒有矛盾。
    如三叔達夫是比他小十二歲的幼弟，三歲時祖父死去，十六歲時父親帶他去日本，肩負著教養責任，一面嚴格要求他學技能入了醫科，一面又禁不住愛他的才華，教他作詩，帶他結交日本漢詩家如森槐南、服部擔風等。可父親先回國，三叔便自己改讀文學，終於寫出《沉淪》那樣的小說，以至於一度鬧得兄弟反目。后來到1927年達夫在上海又發生了與王映霞結婚的事，父親又為三叔犯了重婚罪而惱火，后來由於法律規定這種罪是“告訴乃論”，而原在富陽老家的三嬸卻寧願接受贍養的保証而不去“告訴”，矛盾才解決。
    又如30年代中我在上海瞞著家裡參加一些左翼活動：去浦東女工夜校教文化講時事，與陳波兒等組建青年婦女俱樂部，參加業余劇社演出話劇……等等，每天很晚回家，母親父親盤問多了我不免頂撞，常常惹得父親大怒。
     當時正是柔石等五作家被處決以后，中共領導的地下活動常遭破壞，書店、電影廠被搜查，白色恐怖籠罩上海。在中國地界以外的租界也有南京政府派遣的特務通過租界捕房捉人。父親當時所在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正是受理租界上發生的案件，而涉及政治的案件都由他主持的刑庭處理。因此在他表面上對我嚴厲訓斥的后面，必然隱藏著他想象有朝一日父女對簿公庭的恐懼。
    對於公事他從來不在家裡談論。他的兩條信念與現實政治之間的矛盾顯然尖銳化了。
    幸運的是我沒有和他對簿公庭，但確有被他當作朋友的人曾作為他的階下囚而面對他的審訊，那就是田漢和陽翰笙。 1942年我隨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華等十余人一同從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撤退到桂林，許多文化人先后都到了桂林，田漢先生也經常見面，他對我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和陽翰笙老在上海租界被捕后那戲劇性的場面。原來是1932─1933年間他和陽翰老經常到赫德路(今常德路)三叔家裡，經常遇到父親，一起吃飯打麻將聊天，當時父親剛調上海，我們全家還在北平。田漢說 1935年他和陽翰笙被捕后開庭時，他一看上面坐著的竟是達夫的大哥，他便放心了，說罷哈哈大笑。究竟如何具體發落他沒說清楚，后來他們雖被解往南京，他說對父親還是感激不盡。
    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租界被捕，也是由他審訊辦案，他不知使用什麼法律條文沒有准許特務機關“引渡”，終於在宋慶齡、何香凝的力爭營救下獲釋。事后何先生手繪春蘭秋菊圖贈給父親。1954年在北京我陪同母親去看望何先生，她補題了兩行字：“1933年承志入獄其時得到曼陀先生幫忙特贈此畫紀念”。
    在那個時代，父親周圍所有那個社會層次的人幾乎不會有人贊成共產黨，父親站在以法治國的立場尤其反對暴力革命，“殺人放火”，從他對我的訓斥和談論都是如此。但是為什麼他又能同情田漢、廖承志呢?這就是上一代知識分子思想所反映出來的復雜性。
    1933年我們全家遷往上海，就住在離虹口公園不遠的公園坊。父親常帶我們散步到內山書店，我在那裡第─…次見到魯迅先生。父親和他和內山先生總是用日語談話，我聽不懂。可以想見他從三叔達夫的關系認識了左翼文藝界的一些人，他們顯然不像“殺人放火”那麼可怕，而且無論是談國是，談論中國和日本的文化，父親和他們之間還是有著共同語言的。
    以他的資歷學識地位，應該早已是國民黨員，並當上法院院長等更大的官，但他最厭惡“黨棍”，拒絕和他們來往。他已看出當時政府中的貪污腐敗，十分痛恨。甚至他所奉為神聖的法律尊嚴法治精神也被“中統”“軍統”等特務制度所破壞，對外又屈辱於日本軍國的欺壓，實在為國家前途憂慮、氣憤，灰心已極。
    直到西安事變之后，局面急轉直下，終於全面抗戰開始，父親明顯地振奮起來。“八一三”后戰爭打到上海，我更忙於青年婦女俱樂部，在“婦救”領導下組織群眾支援前線慰問傷兵難民等實際工作。父親再也不干涉了，他從各方打聽十九路軍的消息，北方的消息，向我們宣告，甚至還鼓勵母親也和我們一起募捐和縫制傷兵衣服。家庭之間的氣氛也變得融洽了，是抗戰的同仇敵愾使得許多外在的內在的矛盾都統、一起來，表現在父親心裡，他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他的信念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法律與正義的矛盾，形勢不但容許而且需要他站定他的崗位為最高的民族利益貢獻一切。
    就在上海淪陷前夕，先施公司遭敵人的飛機轟炸，母親正在那裡為傷兵購置紗布受了傷。我是在醫院裡和母親含淚告別，離開了已經淪陷的上海乘船到香港轉廣州的。母親贈我的詩雲：“漂流從此始，憐爾已無家”，父親卻是堅定地囑我放心大膽去工作，不要想家。我絕沒想到從此再也見不到父親了，而他是否已意識到這可能是和女兒最后的訣別呢?
    上海淪陷，南市閘北等中國地界的政府機構全部撤退轉移，惟獨租界上的法院仍執行中國政府的職權，然而卻是在敵人勢力的包圍中。在這種極特殊的情況下，他本可以有多種選擇。每當權勢轉移，總有跳梁君子活躍，巴不得謀他的位子，他滿可以調到別處后方的法院，照樣當他的庭長，也可以什麼都不當，回到他所鐘愛的家鄉，他自己的鬆筠別墅，“但求故壑能娛老”、“自攤書卷教兒童”本來是他常常在打算的理想歸宿。而且后來母親告訴我，過去他拒絕過無數次賄賂，心安理得無所謂，可到了上海“孤島”形勢越來越惡劣時，拒絕一次利誘就得罪一幫人，就增加幾分危險，何況還遭到更大的威脅。那時漢奸與黑社會在租界搞暗殺十分猖獗，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先生被刺，凶手捕獲后由父親審理，他不顧有人暗中警告，開庭時當堂痛斥並判以死刑(據劉湛恩之子劉光華敘述他親眼所見)。許多朋友勸告他不能再干了，不如急流勇退，而他卻偏偏鐵了心不走，也許當時他知道了祖母死得慘烈，更堅定了他的選擇。他說，“多難安容我輩閑”，“越是國家民族在危急中，我越不能辭其職，當做我應該做的。”(見他的詩和答友人信)
    他在上海“孤島”敵人漢奸的包圍中苦戰了兩年，終於在收到多次恐嚇信和附著的子彈后，於1939年11月23日早上出門上班時，真的被早有預謀的歹徒結束了生命，劊子手登上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七十六號特務機關的車揚長而去。父親當天穿的那件血衣后來就埋葬在富春江邊的鸛山上。
    直到現在我才理解，父親並非遭意外不幸，而是有意不肯回避，面對死亡，接受挑戰。
    然而當他每天准備面臨意料中事時，能夠那麼坦然無所牽挂嗎?忍心拋下二十多年恩愛相隨的妻子，一生心血尚未完成的著作，六個兒女中隻有兩個大的展翅飛出去了，四個小兒女還依著父母身邊讀中小學。
    父親的決心早巳超越了忠君愛國思想，也不屬於慷慨悲歌從容就義，而隻是悄悄地堅持自己畢生的信念，堅守自己的尊嚴的法官崗位，坦然面對凶險，暗自隱忍著隨時會拋棄親人的痛苦……
    終於他做了一切他所能做的，也如願地達到了他所追求的個人情操的高度完成。
    五十年，半個世紀。歷史總是翻過一頁又一頁，每一頁都不同於前一頁，但中國的歷史每一頁都同樣鈐有正直之士的印跡。因為他們總是在直面各個時代的慘淡人生，在經過苦悶和彷徨之后，最先看到人們心中燃起明亮耀人的希望，最先挺身迎接它那刺人的光芒，那身內身外的一切便付諸腦后了。
    1989年10月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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